第20章 铃儿响叮当 (3)
初二下学期，男孩们都不上课了，老师正讲着课，他们就一个接一个爬出二楼的窗子，手抓着屋檐，翻上去，坐在屋顶上。他们眺望远方，或者斜躺着，跷着脚。每个人都若有所思。后来，夏冲时常想到这个场景。他并不记得自己在屋顶上得到过什么真正的乐趣。那其实是枯燥的。在十四岁，在屋顶上，他想，这世界上，在英国，在几内亚比绍，在任何地方，别的人在做什么呢？也许别人看到的风景、听到的声音是相似的，宇宙也是这般辽阔而明亮，只是，别人在尽情生活吧？他们却只是像猢狲一般坐着，呆呆眺望着。
不论用哪种方法，攀上二楼的屋顶对我来说都很容易。那一年，我跟陈垚学会了爬楼的技巧。理论上说，只要鞋尖儿有几毫米的支撑，咬实了，重心与支撑点成一条垂直线，你就可以撑住。伸手向上，手指肚儿卡住上面的窗台，引体向上，再以右胳膊肘为轴翻到上面一层，对十四岁男孩来说也远非难事。困难只在于你会害怕。第一次刚刚爬上二楼，我便踟蹰不决，陈垚就叫我下来，告诉我，务必集中精力，在脑子里思考“这事儿太容易了，太容易了，跟走路一样”这句话。我深呼吸三次，把这句话狠狠地想了十秒钟，想得非常透彻。然后，我用手指抠住砖缝，一跃而上，一口气爬上了四楼。这时他招呼我下去。我又顺畅地下去了。我在地面上走了几步，悉心体会走路的感觉，与在楼上攀援并无明显分别。从此我不再害怕去高处。
陈垚说：“要是上到五楼你就害怕了，慢慢来。”
那时的楼房的阳台都是开放的，楼层之间也常有一道装饰性的砖棱，爬起来容易。最高一次我上到六楼，站在上面不免头晕目眩，不过很快便适应，不仅不再害怕，相反产生一种自信，颇有一种挣脱束缚之感。我问陈垚上过多高，他回答说也是六楼，不过那可是中法家属楼。那幢楼的表面是光溜溜的瓷砖，没有阳台也没有砖棱，能吃劲儿的只有一扇窗户和另一扇窗户。“再高的楼就不好找了。”陈垚说。我又问，要是有更高的楼呢，你能上到多高？九楼？十楼？
“有多高上多高。”他说。我感到这话不假。虽说爬楼的诀窍在于镇定，却不等于说技巧和柔韧性一类的素质就不重要，在这方面，陈垚显然强出我太多。他爬楼的动作极为舒展流畅，仿佛糖浆一般在楼房表面流淌，路线也随心所欲，千变万化，与之相比，我恐怕就是像个机器人一般在最简易的路线上咔咔响着升降了。我大为佩服，又问：“我什么时候去给你把风？”
“要等合适的时机。”陈垚说。
这是一九八六年，我不得不接受青春期的来临。有些夜里我睡不着，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头脑中浮漾着各种没有来由的幻想。我沉醉于此，又深深地知道，一切都是假的。当我清醒过来时，发觉自己正在哭泣。我讲不清为何如此。即便足够成熟之时，甚至垂垂老矣之际，恐怕我也讲不清一个人耽于梦幻这种事。我只是体味着某种愤怒的欢欣、悲戚的喜悦。
每天早上，骑车上学的时候，我都骑得飞快，尽力让自行车颠簸，偶尔松开车把，直起上身，如同御风而行，让凉爽的空气拍打自己。皮肤因此沁凉。我开始喜欢冷的感觉。像陈垚一样，我在澡堂子里洗冷水澡，即便是在寒风阵阵的时节。这个孩子，夏冲，变得强大起来了。我在长高，骨骼在皮肤下鼓了出来。身体醒来了，性成熟自不必说，体力相比童年也大有增长，踢球时好像可以永远跑下去似的。这感觉令人愉快，又令人惊异，有一回我突然在球门前蹲下去哈哈大笑起来，别的孩子因此面面相觑。我不记得他们为什么没有取笑我，或者用球踢我，也许只是因为我跟他们并不熟。那球门是木头的，没有球网，右门柱上有个正在朽烂的洞。我仍然相当幼稚，至少乔雅是这么说的。在跟她的女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她越来越喜欢提起我的幼稚的糗事。这让我难堪，又几乎同情地想，她只是不自觉地想把我留在童年罢了。
第二年发生了很多事，坏的多于好的。年初，小姨乔芳结婚了，新郎是胶鞋四厂的一个司机，长得帅，家里很穷。房子自然没有，小夫妻跟男方父母挤着住，“四大件”也没有凑齐，只是打了一套新家具。姥姥家的每个人都不怎么开心。爷爷去世了。我在火葬场的烟囱顶端的灰色烟雾中看到死亡的影子。严竺因为我跟陈垚一起玩而不再理我们。她仍在嫉妒她哥哥的新女朋友。每当心绪不佳之时，我就想报复马伯雄。我想烧掉他的家，如果亲眼目睹他的屋子火光熊熊，然后抛却一切恩仇，带着泪水踏上离家的道路，就再好不过。同时我总是读着地图。
小姨乔芳很快就怀孕了，年底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刘炜。跟我一样，刘炜也是由姥姥带大的。
就像化学实验课上的二氧化硫，我变得不稳定了。愤怒的时候，我冲妈妈大吼大叫。她非常震惊，试图压制我，可我发起怒来像个疯子。我为之深深自责。可是再起争执的时候，我仍旧怒不可遏。更令我难过的是，夏冰也觉得我变得难以理解了，用一种陌生的眼神看我，开始怕我了。
这一切直到夏天时候才暂时平息，在我的生日那天，陈垚像变魔术似的送了我一把小提琴，让我大为惊异。那天晚上，在区体育场的看台上，吉光片羽之间，我感到生活将永远这般安宁下去。
那是初三开学不久的一天，早上我刚到学校，就见陈垚等在我的教室门口，怀里抱着一把闪闪发亮的小提琴。没有包装，没有琴盒。“给你的生日礼物。”他说。那时候送生日礼物刚刚成为风气，大家多是送一张贺卡之类的，好礼物也不过是一本书，绝对超不过一块钱。上次他过生日，我送了他一把多功能刀，已算得上相当贵重：平口刀、剪刀、起子、镊子和勺子。可他居然要送一把小提琴给我！跟一般的礼物比起来，这东西看上去就像一艘航空母舰那么大，而且在我看来，价值也差不多。我伸手在琴上弹了一下，它居然发出了声音。我目瞪口呆。
“不是偷的，”陈垚不好意思地说，“是我自己攒钱买的。”我不敢置信地看着他，又看看小提琴。上课铃声响了。教室的门口聚了一群张大嘴巴看热闹的家伙。陈垚把小提琴往我怀里一塞，匆匆地说：“上课了我回教室了，你不会拉这琴没关系有了琴就会了，你这么聪明还会拉二胡以后肯定会拉小提琴，我走了祝你十四岁生日快乐！”
我把小提琴放在课桌上，课桌边缘堆起了书，以免它摔下去。每个家伙都跑来看，我简直没办法阻止伸过来的脏手。每个上课的老师也都好奇地问是怎么回事。“今天我过生日，这是我的生日礼物！”我大声回答说。老师又问谁送的，我本能地感到不能说出来，就坚决地摇摇头。我感到幸福极了。我爱上了这把琴。在穿透了窗子的八月末的薄阴天色中，小提琴的红色清漆发出柔和的光辉，我百看不厌。我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它。琴颈，琴轴，琴弦，琴马。我从来没想过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东西会如此完美。到了中午，整个学校都知道这件事了，每次下了课，教室门口就挤着一堆来瞧新鲜的小脑袋。一个老师说，夏冲，你这样，影响正常的课堂秩序啊，能不能把你的生日礼物收起来？我紧张起来，瞪着他。过了一会儿，这老师笑了，说，行了，别因为这句话恨我，你爱摆哪儿摆哪儿吧。我想着如何回报陈垚。到了下午，我终于想出来办法来了，最后一节自习课之前，我拿起琴飞跑回了家，把它藏在床单下，又从塑料房子存钱罐里取出全部的十块七毛五，一路跑回学校，竟然只迟到了十二分钟。
放学铃声一响我立刻跑去找到陈垚，请他下了馆子。那还是我平生第一次请客呢。我们喝了酒，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我不太记得我们都吃了什么，只记得要了一道姜丝肉。陈垚看上去快活极了，他说，喝酒喝酒！我们就举杯庆祝。我们每人喝了一瓶汽酒，这东西大致上就是一种在汽水里兑上很少量的酒精的饮料，喝完之后，我觉得浑身绵软，眼前的一切都非常奇妙。我明白，这就叫醉了。我说，去水塔！我们去水塔！我也对那个服务员说，走，去水塔！
“去你妈逼水塔，去水塔，”那个国营饭店的服务员暴躁地说，“小逼崽子，吃完了赶紧滚！”
我和陈垚哈哈大笑。这一切都有趣极了。我们冲出饭馆，大喊大叫，满嘴都是姜的气味和汽酒的甜味儿。我们没有去水塔，而是去了区体育场，因为那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高大的建筑，立刻就拐了进去。体育场的门卫老头儿不让我们进去，还说，喝酒了？要揍我们。我和陈垚再次爆发出一阵狂笑，跑掉了，过一会儿，又迂回回来，跳过栅栏，登上了体育场的单面看台。
我们坐在看台上，乐不可支。在背后的街上，有什么人家的电视机开着很大的声音。新闻节目说，圆石城的防爆器械厂宣告破产了。这是这个国家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国有企业。
远处的街巷里，一队人影奔跑着，忽而向前，忽而折回，喊叫着，手里寒光闪烁。又去砍人了。就像不久前辽宁队输给香港精工队的足球赛后，工人们浩浩荡荡地举着煤钎子去市体育场打香港人的样子。那天他们砸了中华剧场，砸了一家叫精工的表店，把三路电车也掀翻了好几辆。
时隔多年之后，这个场景依然凝固在那里。夏日的薄暮时分，天光仍然很亮，夏冲和陈垚酒意消退，坐在水泥看台上，沉默下来。在远处的一个房间里，有一张小床，床单下有一把小提琴。天黑之前，他们抽了几支“大生产”。那是一种本地产香烟，两毛钱一包。其实他们只是把烟吸到嘴里，再吐出来，用口水把香烟弄得湿漉漉、软塌塌的，不断地“呸呸”吐着烟丝。夏冲能看见远处平房的屋顶，都铺着黑色油毡纸，而白色的部分就是霉。操场对面是一株株洒下了浓荫的白杨，树叶翻卷着，正面是墨绿色的，背面则几乎是银灰色的，甲虫穿梭其间，嗡嗡地鸣叫着。夏冲在树枝的张力中看见了风。他听见汽车远远地驶过。他想，有一天我会忘记这个情景吗？我要记住。于是这场景刻入了记忆。在旁边，陈垚闭着眼睛，嘴角洋溢着幸福、讥诮、神秘的微笑。于是夏冲也露出一个同样的微笑，转头望向余晖。他想走遍这个世界。他十四岁了，嘴里叼着一根价值一分钱的香烟。他感觉到了美洲、南极、鄂霍次克海的波涛拍击着荒凉的海岸、太平洋小岛上的密林在悄声低语。瞬息之间，他感觉到了万事万物。
那个傍晚，我还想，有一天会有个女孩真正喜欢我。她的样子我想象不出。也许好看，也许不好看，都没关系。我只想，如果别人说我太古怪的话，她就会说，要是夏冲古怪，那么我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