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白衣上校(3)
古人云：猛士必发于卒伍。
古人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杨尊炽从卫生员到主治医，从列兵到上校，终于砥砺成为一把寒光闪闪、锋刃犀利的宝剑，瘴疠邪魔，所向无敌。
1984年，杨尊炽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广安门中医医院的“提高班”，学业两年，毕业后颁发大专文凭。正当他雄心勃勃再攀高峰之际，部队领导通知他，“因为工作需要，你不能去上学了！”
军令如山倒。杨尊炽没有丝毫的犹豫，放弃了自己深造的机会，担起了卫生科长繁重的职务。只是已录取他的广安门中医医院的领导和专家们深深地惋惜。为此，杨尊炽特请部队后勤部政委和他一起登门“道歉”，说了许多好话。世间只有走后门人学的，却没见过这种求人情退学的，怪哉！惜哉！
杨尊炽没有因一己的得失而忧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岗位，就像二十三年前人伍时那样踏上了征途。前面，路正长……
公仆爱心
杨尊炽走马上任。他既是卫生科的科长，又是党支部书记。繁重的党、政、业务工作集于一身，但他却没有一天离开他的诊室、他的病人，因为他还是一名大夫。而尤为奇特的是，围着他团团转的，多数是军营以外的老百姓，男女老幼、生老病死，都来找杨大夫。有什么办法呢？既然红杏出墙，自然也就香溢门外了。那些老百姓，都是子弟兵的父老兄弟姊妹，杨尊炽和他们血肉相连，对他们怀有特殊的真挚情感，向他们奉献出一颗博爱之心。
一辆三轮车停在门前。蹬车的是个青年汉子，他满面愁容，眉头拧成疙瘩，从车上搀下来一位形容憔悴、弱不禁风的妇女，他的媳妇。
她叫苏荣珍，北京的一名普通女工。年纪轻轻，却经历了人生中太多的苦难，心灵的创伤、疾病的折磨，使她丧失了生活的希望和勇气，她生下来刚刚八个月，不幸父母离异，靠奶奶把她拉扯大。八岁那年，从老家来到北京投靠父亲，又因为和继母难以相处，几乎常年靠街坊照料。这个从小失去了母爱也没得到过多少父爱的姑娘，直到结婚后才感到生活的甜蜜，把一颗心给了丈夫，把婆婆当做亲妈。但是，新婚的幸福竟然那么短暂，怀孕不久就流产了，生下一个死胎。住院检查之后才知道自己患上了肾小球肾炎。四个“ ”号。治疗两个月，直到出院，仍然带着“ ”号。大夫说：这个病很难治愈，看来这辈子只能带着“ ”号了！
苏荣珍心灰意冷。丈夫和婆婆到医院来接她回家，她怀着深深的愧意，不敢抬头直视他们关切的目光。她对不起他们。婆婆对她那么好，丈夫对她那么爱，可她呢？拿什么来回报他们呢？作为一个女人，不就是生儿育女吗？但是，就连这一点义务，她也尽不到了。丈夫是这个家庭的长子，她不能给他留下一条根！而且，自己这样一个病病歪歪的身子，还需要一辈子靠他照料，哪里是个头儿呢？
人的精气神儿完了，就一切全完了。苏荣珍躺在床上，腰里垫个大枕头，仍然疼痛难忍；全身浮肿，四肢无力；日日夜夜都起不了床，大小便都得靠丈夫伺候。婆婆把家务活儿全部承担下来，把可口的饭菜端到床前，可是她，她吃不下啊！
丈夫说：“你别那么想不开。咱们还年轻，你的病总能好，咱以后再要孩子……”
她眼泪汪汪地望着丈夫：“我这样的身体，就是有了孩子，我也没能耐养活他。我活不长，将来要是留下个没娘的孩子……唉，没娘的苦我可受够了！”
丈夫的眼眶中也含着泪，却极力忍住，不让它流下来，装出笑容，安慰她：“那，咱就不要孩子，只要你身体好了，咱们过一辈子！有你，我就什么都有了，永远也不遗憾！”
她激动地抓住丈夫的手，爱抚着：“你越是对我好，我越不忍心害你一辈子！你干吗为了我耽误终生？甩开我这个包袱，你就无牵无挂地往前奔吧，你应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咱们……离婚吧，你再找个好的，给你生儿育女！”
恩爱夫妻说到这个话题，怎不令人断肠！丈夫满脸是泪，说什么也不答应。苏荣珍的心碎了？她真盼望自己早点死，一闭眼，这剪不断的情思、还不清的情债，就都结束了！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就在这时，天赶地催使她从街坊口中偶然听到了“神医”杨尊炽的名字。不到黄河不死心，苏荣珍毕竟不愿意离婚、不愿意死啊，一种渺茫而又强烈的希望促使她从病床上挣扎着爬起来，由丈夫用自行车驮着，去找那位救苦救难的杨大夫。
杨大夫像对待每个病人一样，亲切和蔼地接待了她，为她诊脉，为她化验，（一看，三个“ ”号！）然后笑眯眯地对她说：“别着急，我保证你半年之内就能好！”
像一股温暖的春风吹进了苏荣珍的心田，刹那间她觉得自己的病已经好了一半儿！跑了那么多医院，她还是头一回听到这样鼓舞人心的预言，也是头一回看到这么令人亲近、令人信赖的大夫。那慈祥的笑容，简直像个慈爱的父亲；那温柔的话语，像个亲切的老婆婆！从小既没有母爱又很少父爱的苏荣珍热泪盈眶，她感到自己又“活”了！
这是冬天的事儿。到了春天，半年的预期还未满，苏荣珍的肾炎就彻底好了。当年10月，她欣喜地发现自己又有了身孕，转过年去，8月，她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儿！这一切，多么来之不易，是杨大夫给了她们母女两条命，救了她们全家！
苏荣珍的女儿一天天长大了，她自己也完全康复，往昔的病容像风卷残云一样扫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她仍然隔长不短地来看杨大夫，像走亲戚似的，来往勤着呢。而杨大夫对她的责任，非但没有了结，反而又加重了。苏荣珍有了孩子，凡属于“小儿科”的事儿都找杨大夫，有点儿小毛病就抱了来。那一次发高烧，把全家都急坏了。赶快来找杨大夫，只一副药，就好了。还有她的婆婆，常年胃疼，却不知病因，杨大夫给作了B超，确诊为胆管结石。当时卫生科还没有破碎结石的仪器，杨大夫完全用中药给她治好了。还有小叔子的孩子……一家人看病的事儿，全由杨大夫“承包”了。不管他多忙，只要来了，就笑脸相迎，认真地给瞧，一边儿还拉着家常：“老太太怎么样啊？孩子怎么样啊？”不了解实情的人，还以为他们是亲戚呢——可不是“亲戚”嘛，救命恩人，比亲人还要亲啊！
这种终生难忘的切身感受，当然不止苏荣珍一家。你看，在杨大夫的诊室，一年到头都宾客云集，有老头儿挽着老太太的，有丈夫用三轮车儿拉着妻子的，有妈妈抱着孩子的，不管是谁，杨大夫都一样亲近，一样耐心。你随便找其中的哪位聊聊，他们都能说上一大套，简直是把苏荣珍的故事加以变化又重演了千百遍！凡是杨大夫看过的病人，没有一个没治好的，没有一个不对他发出由衷的赞叹和感激。不容易啊，一个人，温暖多少颗心，维系着多少家庭，驱走了多少灾难，缔造了多少幸福！
妻子说：我和他接触太少
张淑兰，杨尊炽的妻子，现在正坐在我面前。
我请她谈谈杨大夫，最好能谈些鲜为人知的私人生活和感情世界，比如：恋爱、婚姻，夫妻之情、父子之爱……
“咳！”她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脸上并未泛出羞涩的红晕，却显得无可奈何。“我跟他是1972年认识的，1973年就结婚了。谈恋爱的时候……也就是他在星期天偶尔到我家坐坐，好像……好像我们一块儿逛过一两回公园，看过一两回电影。电影也没看完，他突然想起工作总结明天得交，半截儿就走了。”
一点儿也没有“诗意”的爱情！结婚之前，杨尊炽对她有言在先：“你既然嫁给我，就要做好思想准备！”
什么“思想准备”呢？
“我生头一个孩子时，他上午把我们娘儿俩从医院接回来，下午就上班儿去了。整个月子里他连管都没管！”张淑兰说起往事，尽是对丈夫的“牢骚”，“孩子还不到两个月，领导让他去干校，一声令下，就走了。要是他对领导说说家里的特殊情况，本来是可以照顾的。可是他一字不提，只会无条件服从！还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干校，他那么差的身体，还顶着毒太阳挑担子、插秧，肩膀压得起了茧子，肩、背一层层脱皮，还得管大家的医疗保健。偶然写封信回来，问我的身体怎么样？孩子怎么样？他也真想孩子呢！我能跟他说什么？我每天抱着孩子，先送托儿所，再上班儿，下了班儿先接孩子，再做饭，既当爹，又当妈，里里外外一个人，能对他说吗？孩子高烧四十度，把我吓坏了，抱着上医院抢救……能对他说吗？我回信只能说我们娘儿俩都挺好，让他放心。一年之后他才回来，孩子都会走路了，还不认得他呢，头一回怯生生地叫‘爸爸’……”
泪花在张淑兰的眼眶中打转，那是对丈夫的“恨”呢，还是深深的爱？
“我生老二的时候，也是这一套，他连管都没管。十几年了，两孩子不知不觉长大了，他这个当爸爸的，倒是真省心！卫生科离家那么近，他也不经常回家住，常年住在卫生科，逢礼拜三、六才回家，有时候忙了，接连好几个礼拜也不冒影儿。回到家，你还指望他买菜、做饭啊？瞧他那架势，有时就跟累散了似的，往躺椅上一坐就呼呼睡着了。”
“那天，不是礼拜六，他突然回来了，大概也是想和我们娘儿仨多待会儿。可是到了晚上九点钟，又‘噌’地站起来说：‘不行，我还得走，有个材料明天得交！’说着说着就走了，我和孩子都愣愣地看着他，也没拦，拦也拦不住！逢年过节，我们没跟人家一样过过一次正经的年。我们家那么多亲戚，也没法儿去拜年。他呀，顶多年三十回家一趟，初一准走，上科里值班儿去。我说科里那么多人怎么老是你值班儿去？他说年轻的同志负担重、家务多，也让他们多和家人团聚团聚，还是我值班儿吧，我躺在那儿心里就踏实！您瞧，我们俩结婚都十六年了，人家还是没把家当成家。心里头啊，卫生科才是他的家呢！”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杨大夫做得太过分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对杨尊炽其人不免产生了遗憾，并且从内心升起了对他的妻子张淑兰的同情，“这些年，你过得不容易啊！你能原谅他、理解他吗？”
“不是原谅、理解，我是……心疼他！”张淑兰的回答却出人预料，“他不是早就要我作好思想准备吗？从和他结婚那一天，我就准备这样过一辈子，不扯他的后腿，给他温暖，给他情感，让他安心工作。十六年了，我就是这么陪着他过来的，对他的一切也都习惯了。”
晶莹的泪珠在张淑兰的腮上滚落。这里面所蕴含的，是清苦，还是自豪？
不善言辞的张淑兰，凭着真情把我深深地感染。我希望她再多谈谈，为这篇文章增添一些感情色彩。想不到，她却戛然而止，说完了。我再问，她只好歉意地说：“没得说了。总而言之，我和他接触得还是太少……”我愣了……
（发表于1989年第11期《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