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民以食为天(1)
华夏民族自称“炎黄子孙”。炎帝，即神农氏。传说中，他生得一副牛首人身的模样，发明了耒、耜，教民耕种。他既是华夏民族的始祖之一，又是中国农业的创始人。原始社会的传说，人神参半，扑朔迷离，已无从稽考。但人们把神农氏捧出来作为自己的祖先，为这个民族勾画出了一个农民的形象，却是极其精确的。
炎黄之后，不知过了多少年，这方水土的领导权传到了尧。《帝王世纪》说：“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
“无事”，并非无所事事，只不过是说除了耕种之外不用打仗，没有别的事而已。“击壤”，便是敲打着脚下的黄土。仍然是一个农民的形象。这在他唱的歌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日出而作，曰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与我何有哉！
农民的辛苦，农民的满足，农民的自我陶醉，尽在其中。他所陶醉的，无非就是土里刨食，喂饱肚子罢了！
又过了不知多少年，历史翻到了秦汉之际。
公元前204年，岁在丁酉。楚汉之战正打得激烈。项羽攻克荥阳，刘邦败退到巩、洛一带，想把成皋以东的地盘扔掉算了。这时，广野君郦食其力谏，讲了一番大道理：“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
他出谋划策的要点是鼓动刘邦夺回荥阳，以占据敖仓——秦始皇时代在敖山上建立的大粮库。有了足够的粮食，就可以打胜仗，尽快结束“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的局面。郦食其是个不会打仗的知识分子，但是他却懂得抓粮食，并且把粮食提高到“天”的赫然地位。他本人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但是“民以食为天”这句名言却流传了下来，被中华农业古国的历代君民奉为真理。
公元1919年，一份铅印小报《湘江评论》在湖南脱颖而出，创办者是一位体格伟岸、器宇轩昂的青年，身穿灰布长衫，留着长长的分头，双眉微蹙，说话时一口浓重的湘潭口音，有着极强的煽动性和感染力，人称润之先生。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毛润之不怕天，不怕鬼，不怕死人，不怕官僚，不怕军阀，不怕资本家。而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首先提出的却是：“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他是一位农民的儿子。他明白，对于饥寒交迫的人民来说，革命的引爆点其实就是这种境遇的本身，而革命如果连温饱都不能解决，一切华丽的辞藻也就变得毫无光彩。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引起人民强烈共鸣的往往不是高深而宏大的理论，而是最实际、最根本的利益。“打土豪，分田地”，“反饥饿，反内战”，“我们要吃饭”，“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这些民间口号来自各阶级、各阶层，而这些阶级和阶层都是由农民派生的，因而都打着农业国的烙印，反映了神农氏子孙的最朴实的要求：吃饭，生存。
中国革命，正是以毛泽东所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模式取得了胜利。当他继神农氏、轩辕氏、尧、舜、禹……之后执掌了神州大地的主宰权时，也仍然没有忘记那个“世界最大的问题”。他所制定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农业为基础”、“农业以粮为纲”、“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等等一系列国策，其动机都是为了使这块土地多打粮食，使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吃饱肚子。
缺什么就向往什么，神农氏的子孙梦寐以求的就是“风调雨顺，丰衣足食”。
在神话般的1958年，也不知是谁首先做了一个梦，梦见小麦、水稻、高粱、大豆都奇迹般地膨胀，甚至超过了《镜花缘》中林之洋见到的一粒米大至“一米”的海外奇观，我们的玉米棒子大如山，花生壳子大如船，粮食垛子堆上天……
农民式的幻想！但这个梦飞速传染了全国，“六亿神州尽舜尧”，层出不穷的巨型“卫星”争先恐后地上天。在美梦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天真地相信真有那么回事儿，连智慧过人的毛泽东也不例外。
1958年某日，毛泽东正在和卡斯特罗谈话，武汉大学校长李达风风火火地求见。一见面，就直言问道：“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
毛泽东答曰：“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引证长征的历史加以说明。
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他的话，说：“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
毛泽东不悦，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
李达怒气冲冲：“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你脑子发热，达到三十九度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四十度，四十一度，四十二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
毛泽东坐不住了：“你说我发烧三十九度，看你也有华氏百把度了。在成都会议上我说过‘头脑要热又要冷’……”
“对，现在你先下马！”李达说。他没有吃主席招待的饭就愤然。
他走后，毛泽东陷人了沉思。
“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我肝火大，但我还是压制，差点与李达干起来。”他说，“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
同年10月26日下午四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到达湖北孝感站。他此行的目的是：中央向湖北下达的今年年产600亿斤粮食的任务，要摸个底，究竟能搞多少。
很遗憾，“摸底”的结果是：1958年湖北的粮食产量只能达到200亿斤左右。差得太远了！
他在专列里会见当地的官员和民众。
县委书记说：“高指标是中央压省委、省委压地委、地委压县委。”
一个刚从棉田里带病通宵夜战的小姑娘被叫来见主席，进门打了个大喷嚏，飞沫溅了他一脸。
他原谅了这位敢在“皇帝”脸上打喷嚏的小姑娘，问她：“你认为你所在的生产队粮食产量能达到指标吗？”
小姑娘如实回答：“差十万八千里。”
他又问：“那么你想如何办呢？”
小姑娘言辞恳切：“希望上面实事求是。”
他为她鼓掌。
小姑娘旁边，坐着一位劳动模范，名叫官木生。
毛泽东问：“你就是官木生？是国计民生的‘生’啊！”
官木生说：“解放以来我是劳模，都带头干，但是粮食产量我不敢带头，带这个头是无良心。老百姓就要饿饭……事实上有的已经开始饿饭了。老百姓担心：‘算盘一响，眼泪一淌’。”
毛泽东听着听着，流下了眼泪。
“多好的人民啊！我们对不起人民。”他在离开这里的时候感慨不已，“唐代诗人钱起说：‘邑有流亡愧俸钱’，我现在的心情是国有流亡愧此生。”
没有人能够真正揣透毛泽东复杂的内心世界。在他作过如此痛苦的自省之后的第二年即1959年，当继李达之后的另一位诤臣彭德怀以与李达相同的论点和更充分的论据为民请命之时，却遭到了与李达截然相反的命运，这如何解释呢？
历史嘲弄了人，美梦破灭之后便是噩梦。当一位清醒而伟大的人却不清醒的时候，李达的警告不幸而言中，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了中国大地。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人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饥饿的魔掌卡住中国人的脖子，城镇居民的粮食定量减少，副食品奇缺。“低标准、瓜菜代”。浮肿。到处在谈“吃”，人人在关心“保存热量”。食堂里的菜不见油星儿，学生馋得舔盘子。而饥饿最甚者，恰恰是生产粮食的农民。
历史很容易被淡忘。当1963年国民经济刚刚好转的时候，住在城市里的人们就不再为那三年的噩梦而心有余悸了。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和“反修”、“反右倾”这些政治概念搅和在一起，所以“卡我们脖子”的便只剩下“苏修”和“自然灾害”，而剔除了人为的因素，人们在高举“三面红旗”，战而胜之之后就升起一股骄傲感。1966年掀起了更高程度的狂热，“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停产闹革命”，“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仅张贴大字报的糨糊全国就糟蹋了多少粮食，谁也没心思去统计。沸沸扬扬折腾了十年，直闹得天翻地覆，全国大乱。唐山大地震，三颗巨星陨落。民生凋敝，经济崩溃。直到“四人帮”覆灭之后，还在批判“包产到户”，而从天府之国四川和鱼米之乡安徽等地流向全国各地的讨饭队伍并未鸣金收兵，上海等大都市的火车站像驱赶牲畜一样遣送饥饿的流民。
物极必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旋风首先从农村刮起。联产承包责任制使贫困已久的农民好似再次“土地还家”，兴头大增。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一举达到8160亿斤，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
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复苏，大地的丰收，带给人们的喜悦是空前巨大的。一些理论家在鼓吹“能挣会花”，一些美食家在倡导“改变中国人的膳食结构”，刚吃上几顿饱饭就把过去的饥饿感忘到了爪哇国，好像从此再也不用为此而发愁。建国初期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被悄悄地转换成“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跃进时期的口号“共产主义近在眼前”也被不知不觉地修正为“现代化就在眼前”。仿佛一抬腿就可以迈进天堂的门槛儿。梦又做得七彩缤纷、光怪陆离。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农民式的贫汉骤富、忘乎所以，显得那么小家子气。土地给我们的奉献绝不是无条件的，也绝不是无限的，它的“产量”和人的“胆量”是两码事儿。这一点，毛泽东曾经论述过，可惜他说过之后又忘了，似乎别人也忘了，中国这方水土倒很适合主观唯心主义生长。好梦刚刚开头儿，1985年便出现了粮食大幅度减产，并且连续四年徘徊不前。1988年，粮食主产省份大都减产；在年产2000万吨的八个省中，除河北增产外，河南、山东、安徽、四川、湖南、湖北、江苏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减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全国粮食总产为39401万吨，比上年减产2.2%。我们的日子并不乐观。
当今世界上人类的膳食结构，大体有三种模式：
欧美模式。这类经济发达的国家，年人均占有粮食800公斤至1500公斤，实行“高热量、髙脂肪、高蛋白”的膳食结构，肉、奶、蛋人均年消费量达270公斤左右，而谷物消费仅60至75公斤左右。
日本模式。经济发达，但耕地面积小，粮食仰仗大量进口。人均年消费谷物110公斤左右，动物食品135公斤左右，差不多一半对一半。
发展中国家模式。这类国家经济尚不发达。以印度为例：以谷物薯类食品为主，年消费量还处于200公斤左右的低水平，动物食品不足，属于半温饱型或准温饱型膳食结构。
中国过去属于第三种模式，现在正在向温饱型转变。中国人吃饭以粮食为主（还有糠菜半年粮的）肉、奶、蛋为辅（甚至还算奢侈品）。手中有粮，心里不慌。鸡鸭鱼肉也要靠粮食转换。要获得一公斤动物蛋白，必须要投人四公斤的植物蛋白作饲料，生产一吨动物蛋白要比生产一吨植物蛋白的能量多消耗九倍，劳动工本多十五倍。要增加动物食品在膳食构成中的比例，必须以充足的粮食、能源和投资做后盾。而我们的家底不足。我们的年人均占有粮食量始终没有达到400公斤，并且还在下降。即使到了2000年，也至多400公斤。
我们的粮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已经从粮食出口国变成世界的粮食进口国。
放眼看看世界，小小寰球正在闹粮荒。
前不久，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萨乌马警告说：今年许多国家可能会发生粮食危机。全球谷物生产连续两年下降，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还是第一次，粮食储备现在已减少到自70年代那次世界粮食危机以来的最低点，已在确保粮食供给所需要的水平以下。
据统计，1987年世界粮食产量比1986年减产4%，1988年又比1987年减产3.8%，总产量仅有17.30亿吨，跌至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一向以出口粮食著称的美国和加拿大，1988年粮食减产最为严重，分别比上一年减产30%和32.6%；苏联和东欧国家1988年的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下降5%；亚洲、非洲的部分国家也严重减产；连越南南方最富有的粮产区湄公河三角洲也面临粮食短缺，一些农民在以树根充饥；整个发展中国家粮食总产量虽略有增加，但人均粮产量下降的国家达58个，其中有17个国家人均粮产量下降3%到10%。世界粮食库存大幅度下降。目前库存量已下降到2.77亿吨，只相当于1986年的62%；而粮价却上涨了40%到100%。多边粮食援助的承诺额1987年比上一年减少，1988年又比上一年减少310万吨，总量低于联合国要求的水平，使那些指望粮食援助的国家受到严重威胁，据估计，1989年全世界将有七亿人饿肚子！
这些我不愿意引用而又无法回避的数字，本身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恐怖的图画：人类生存的地球面临着灾难的包围。这灾难不是洪水，而是饥饿的狂潮，当它要吞没生命的时候，将没有一艘“诺亚方舟”可供遁逃！
习惯于做梦的中国人终于又被惊醒了。在蛇年之初，饥饿，像一条眼镜蛇狰狞狂舞于人们面前；而早在此前的龙年，人们便已感觉到它之将至的种种征候。某些地区过早地“取消粮票”的做法行不通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粮票行情看涨。小贩们或市场设摊，或走街串巷，用鸡蛋、钢精锅和塑料制品换取市民们手中的存余粮票。一些米贩子乘水陆交通之便到上海低价收购居民的存粮，然后到农村高价抛售。一条普通手摇水泥船可载5000斤左右，数日之内便满载而归，几百元暴利唾手可得。上海电视台播放打击贩粮活动的新闻时，某村农民看到屏幕上的米贩子都是熟人，哈哈大笑。一些地方和军队的机关派人外出购粮，一些交通部门和粮贩子配合默契，火车上塞满了粮袋，甚至被装进列车员休息室，只要给“好处费”即可。一些城市的粮店前排起了长龙。居民的购粮本被进城的农民工和商贩借用，反复购买。抢购成风，粮食脱销。1988年4月，南京市投放市场的2800万斤粳米，很快便抢购一空。报纸、电台大声疾呼，仍不能平息群众的紧张情绪。供不应求，产粮区不肯调出大米，有的地方政府领导说：“谁再将粮食调出，就免谁的职！”拒不服从国家统一调拨。1988年11月上旬，辽宁省阜新市全市已无大米可供，鞍山市六十多家粮店米面脱销，一百多家粮店食油断档。阜新市向省里求援，省里只好从1989年的调入指标中预拨了一部分解燃眉之急，“辰吃巳粮”。1988年12月，广东省深圳特区的粮食库存仅能维持二十天左右，市政府不得不动用500万元外汇，从泰国进口3300万斤大米，也仅能维持两个月左右。在河南农村，根据“河南省农村抽样调查队”对57个县的5639户农民的调查，到1988年6月10日止，有2078户、10318人不同程度缺粮，占调查总户数、总人口数的36.9%。在缺粮户中，缺粮五至八个月的占巧18.72%，缺粮一至四个月的占77.24%。到10月10日止，最少的户人均存粮只有40斤……
1989年的春节之夜，鞭炮和焰火的热闹程度要比上一年差得多。人们在惴惴不安中迎来了新岁之始。
刚刚开春，黑市大米的价格便已涨到0.80至1.20元，相当于国家牌价的五六倍！
……
粮食！粮食！这个一点儿也不新鲜的字眼儿突然变得十分神圣，神农氏的子孙至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吃饭问题，“民以食为天”这个古老的命题重新显示出它的魅力。从乡村到城市，从工厂、学校、机关到党政部门，从大街小巷到千家万户，人们的议论焦点悄悄地从什么万元户、彩电、冰箱、组合家具、先锋音响、豪华汽车、霹雳舞、摇滚乐、文学新潮、超前艺术、政治透明度等等转向了吃饭问题。“杞人忧天”早已是虚幻的笑谈，“国人忧地”却赫然成为严峻的现实，连一些习惯于“报喜不报忧”的报纸也在显著位置报道农业歉收的实情和粮食黑市市场的“阴暗面”，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富有刺激性的铅字映入读者的眼帘。
中国到底怎么了？地里不产粮了吗？农民不种地了吗？“小龙”比“大龙”带来的灾难更凶吗？60年代那样的大饥饿又要到来了吗？
人们在发问。问己，问人，问苍茫大地……
黄河故道，汉高故里，饥民的呼号和一位老共产党员之死。不见朱陈旧使君，但见乡吏扒粮夜打门
1988年12月，《江苏省粮食局办公室信息》报称：
今年丰县遭到严重旱灾，粮食减产幅度较大，秋粮减产二亿斤。为避免购过头粮，帮助灾区人民安排生活，恢复生产，省粮食局与徐州市和丰县政府商量后，同意该县在充分调查摸底、算好产购留大账的基础上，适当缓购秋粮。
……全县基本不会出现购过头粮现象。但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乡、村干部因缓购少拿提留款，因而对缓购不太积极，市、县政府正在做工作。
这则《信息》虽然简略，但至少有三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受灾减产”，二是“缓购秋粮”，三是“乡、村干部对缓购不太积极”。
春节前夕，我从北京打长途电话给丰县县政府，县长对我说：“1988年我县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严重自然灾害，春旱、夏旱、秋旱、冬旱接踵而来，全年降雨量只有三百毫米，比正常年景少五百毫米。县委、县政府动员全县人民抗旱保苗，但由于水源有限，杯水车薪，难解燃眉之急，夏种作物延误播种期，在田作物枯萎，当时田间一片凄凉景象，‘棉田想死不想活，玉米、大豆看不着，稻苗用火一点就能着。’直到7月13日才降了雨，但季节已晚，大豆、玉米勉强种下，秋收严重减产。”
我问他，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他回答：“一定让群众过年能吃顿饺子，保证全县不让一个人外出要饭……”
话说到这种地步，我的心沉重了。丰县，就是那个以盛产“富士苹果”享誉全省、闻名全国的丰县，就是那个因“小凤凰剧团”两次进京演出名噪一时的丰县，如今正处于困境之中！
春节过后，我前往丰县采访。此时，北京的中国美术馆《现代艺术大展》余波未息，南京的秦淮河畔元宵灯会的余韵犹存，而处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的丰县大地却是另一番景象。
《水浒传》第四回里有一首山歌唱道：
九里山前作战场，牧儿拾得旧刀枪。
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我从徐州下了火车，无心观赏项羽的戏马台、苏轼的快哉亭，改乘汽车，沿着楚汉相争和淮海大战的千古兵家必争之地，径往西北方向而去，耳畔仿佛回响着琵琶名曲《十面埋伏》……
前面就是丰县的地界了。
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旧通志》载：“先有徐州后有轩，惟有丰县不记年。”“轩”指轩辕黄帝，在他出生之前就有了徐州，而丰县比徐州更早，推算起来至少在4700年前便已存在了。春秋战国时，丰始属宋，后被宋王偃定为国都。周赧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6年），齐楚魏灭宋，丰隶楚。秦朝时，丰为沛县一乡，称“丰邑”；秦末，丰与沛分设，始为县，属泗水郡。后历经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以至今，归属多次变更，而名称未改。数千年来，这块土地曾经涌现了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相国萧何、御史大夫周昌、绛侯周勃、燕王卢绾；以及一些形形色色的名流，如五斗米道道主张天师张鲁、《柳毅传》中的柳毅、《二十四孝》中的头一位孝子丁兰；并且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足迹，如大名鼎鼎的诗人杜牧、白居易、苏轼等人都有题咏流传至今。
白居易诗曰：
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
去县百余里，桑麻青氛氲。
梭杼声轧轧，牛驴走纷纷。
女汲涧下水，男采山上薪。
县远官事少，山深民俗淳。
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
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
生为陈村人，死为陈村尘。
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
……
诗人描绘了一幅多么生动的图画！自我封闭、自我陶醉的小农经济，简直是又一个“世外桃源”，隐隐可见“击壤而歌”的悠然古风。
有人说，白居易恐怕没到过“朱陈村”，仅凭道听途说，敷衍成篇，诗中所记，与丰县的地理环境相去甚远。丰县境内无山，仅城东有一座馒头大的“华山”，高59.7米，也无“涧水”可“汲”。其实未必。古时，汴水、泗水交汇于徐州，又有黄河横穿而过，系江淮粮道咽喉之地。宋元之时，黄河夺泗人淮，泥沙淤塞河道。史书记载，黄河先后改道1500多次，最后一次是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于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东流，徐州一带的黄河故道遂成一片黄沙、不毛之地。丰县原来除华山之外，尚有驼山、白驹山，也因黄水泛滥，淤沉地下，荡然无存。千百年间，此地的地貌、土质变化极大，虽沧桑之喻亦不为过，遥想当年白居易一边流连徐州的燕子楼一边咏叹丰县的朱陈村之时，许是别样风光。直至清光绪年间编写的县志还说：“丰邑，土沃地饶，百植蕃芜。”民间谚云：“丰沛收，养九州。”透露出先民们的自豪感……
料峭春风从车窗外掠人，我纵目远望丰县的大地。这里虽是江苏辖地，却看不到江南那纵横的水网和碧绿的稻田，干燥、贫瘠的土壤近乎灰白色，苍黑的麦苗稀疏错落，斑斑驳驳，有些地块已经旱死殆尽，有穿着黑棉衣的农民在用铁锨翻掉，改种别的。水啊，丰县多么需要水！而天公偏偏不肯作美，已经接连两年没有降下一次透雨，似乎故意在考验这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的忍耐性和生命力。
我到达县城的时候，这里正在召开县、乡、村三级干部会，县委、县政府、县政协各套班子的领导都在，招待所的院子里黑压压一片来自基层的乡、村干部，他们在共商全县的头等大事：粮食。从那严峻的神色中，我感到，在他们的肩头担着多么沉重的分量。县招待所所在地就是两千年前的马公书院，是当年刘邦和卢绾跟随马维先生读书的地方。如今，掌管这一方水土的大小官员们在这里读着一本难念的经：粮食……
我和他们匆匆见了一面，第二天，便下乡了。这本“经”，我不满足听他们的背诵，要自己去读，从最难读的地方读起。
车子出了城关，向西驶去……
两千年前，泗水亭长刘邦押送一批刑徒前往咸阳骊山修造秦始皇的陵墓，走的便是这条路。半道儿上，刑徒们纷纷逃亡，刘邦担心等赶到骊山恐怕也跑得差不多了，难以交差。走到“丰西泽”中，刘邦借酒浇愁，乘着醉意把刑徒们都放了：“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刑徒中有十余人不肯走，愿随他造反，刘邦便率众向芒砀山进发。一条白色大蛇挡路，“壮士行，何畏！”刘邦拔剑斩蛇，一刀两断。
两千年的变迁，“丰西泽”已不复再现，只有一望无际的干燥的黄土。但在他斩蛇起义的地方，却留下了一条白帝河（乡人讹呼为“白衣河”），系由那条白蛇为“白帝子”而得名。至今，在白蛇垂死挣扎滚动的地方，还有一个浅浅的“轱辘沟”。天大旱，河与沟都无水……
这个庄，叫三十里庙，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土院，土墙，草顶，一片灰黄。绝少见到青砖，有瓦盖房顶已经很不错了。看不到像某些地区那样檐下和树上都挂满了玉米棒子、院子里堆满秫秸秆。“没有柴草，一看就是歉收。”陪同我下乡的王县长说。
正赶上乡村小学放学的时候，一群孩子跑过来，睁着惊恐而又疑惑的大眼睛，无声地望着从城里来的汽车和我们这些城里人。他们头发蓬乱，身上穿得邋里邋遢，面黄肌瘦，营养不良。但那一双双眼睛真水灵。他们没有机会展示他们的美，也没有人欣赏，因为他们是农民的孩子，所需要的只是吃饱肚子，维持生命，长大了继续耕种父兄手中的黄土。一条精瘦的黑狗朝我们狂吠，大概是怀疑我们不怀好意，要抢它主人的粮食，或是牵羊。
我们走进一家。堂屋三间瓦房，看起来不是最穷的。进了屋才发觉，房顶满是窟窿，露着蓝天。瓦下面没有铺柴草，直接搁到一些歪歪扭扭的细棍儿上，草率得如同城里的孩子搭积木，一碰就掉。不避风也不避雨。户主叫刘克礼，与刘邦同宗，不知是高祖皇帝的第多少代玄孙。这房子是前几年盖的，已经竭尽了全部财力，目的是装装样子（哪怕是虚有其表），好说个媳妇。床上铺着一条棉被，被面红底上印着凤穿牡丹的图案，于汗污泥垢中尚可辨认，是二十年前为说媳妇置办的。二十年过去了，并没有引来凤凰，刘克礼年过半百，仍是一条光棍儿。他的兄弟四十多了，也是光棍儿一条。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见有生人和他儿子说话，扶着拐棍走进来，朝我们张望着。刘克礼说这是他父亲，七十八岁了。爷儿三个，三条光棍儿。
我端详着他们的家。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外间的单人“撑子床”上的那条被子是摆出来作“门面”的，里屋便连床也找不着了，仅在泥地上堆着一团烂草，草堆中一摊烂得提不起来的棉絮，脏污不堪。那便是年迈的老父亲栖身的地方。旁边的空地上，楔着四根木橛子，是拴羊的，夜间有四只羊与老人同呼吸共命运。
我们的来访使刘克礼局促不安。他并不愿意展览贫困，穷并不是什么光荣。因为穷，他才至今说不上媳妇；因为穷，他们爷儿仨才混得这般光景。
按说，两个壮汉劳动，养活三口之家，不成问题。但是，这里的土太薄，水太缺，除了土里刨食，他们别无生路。1988年夏季打了700斤小麦，秋粮颗粒无收。700斤粮食，三口之家，人均233斤，无论如何也不够，然而，他竟然还缴售了300斤合同定购粮！
我问他：“你家现在还有吃的吗？”
这个窝窝囊囊的老实农民哭了：“三月份给了十斤救济粮，”他指了指墙角里装着半截粮食的口袋，“这不，俺舅家又给钱买了点儿棒子，能凑合。”
没有埋怨，没有非分之想，没有贪得无厌的要求，而对陪我来的王副县长感恩不尽，因为这位副县长是分管民政的，负责救灾工作，曾经来过他家。
我们没有坐，因为屋里连个板凳也没有，站着说了一阵子话，就退了出来。王副县长当即表示：“回去让民政局送一条被子来。不行，就从我家拿！”刘克礼又是千恩万谢。这是党的温暖、政府的关怀。但是，他所缺的仅仅是一条被子吗？
农舍前的空地上，一群闺女媳妇在嘁嘁喳喳，似乎在争吵什么事，又哭又闹。
我们闻声走去，人们便缄口不语，只剩站在人群中的一个年轻妇女还在哭诉。她穿着颜色很鲜艳的花棉袄，看不出是闺女还是媳妇，但听她说话显然不是丰县口音。
“你不是本地人？”我问她。
“不是！”她毫不羞涩地大声回答，“陕西的，是被骗来的！”“被谁骗来的？”
“就是他！”她伸出右手的食指，狠狠地指着一个站在人群后边的小伙子。
小伙子讪讪地笑了，旁边的闺女媳妇也一阵哄笑。
小伙子是她的丈夫。去年离开家乡，远走陕西去找活儿干，混碗饭吃。在那里，认识了这个姑娘，一来二去，两个人好上了。人哪，生存的本能不光是要吃，还要爱。小伙子爱上了这个姑娘，就发誓要把她娶到手，带到家乡去，生儿育女。但是，他不能说他的家乡穷，不能说他在家寻不上媳妇才出来打“游击战”。难为他的虚构能力，把穷乡僻壤吹得天花乱坠：你听说过没？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俺江苏就是天堂，鱼米之乡，吃啥有啥。大米是家常便饭，鸡鸭鱼肉不当回事儿。有豆腐没？有！天天吃！你们这黄土高坡上的小米干饭、棒子面糊糊，到俺那儿只能喂牲口！
黄土高坡上的小女子心动了。人托生到阳世来一遭，都是人哩，为啥人跟人不一样哩？这个新一代的“翠巧”，萌生了一股难以遏制的欲望，冲出这祖祖辈辈的窑洞，冲出这沟沟坎坎，倒是要看看山外边是个啥样，我也要活得像个人哩！她毕竟不同于老一代的“翠巧”，决心不再屈从那扼杀命运的花轿，要选择自己的道路：私奔，和心上人相跟上，走哩！
一路上，她的脸绽开了花朵，她的心在唱歌……
但是，当她随着心上人踏上丰县这片贫瘠的黄土，当她走进这灰蒙蒙的村庄，当她跨进这迎接她的土墙小院，她愣了，她一切都明白了！跑了几千里地，她仍然没有逃离这黄土地，仍然没有摆脱贫困，仍然没有脱出“翠巧”的生活模式！
她哭，她闹，设法托人带信给家里，她的母亲千里迢迢寻了来，娘儿俩抱头痛哭。当妈的要带着女儿走，亲家母不肯，女婿不肯，娘儿俩走了二十里地又被截了回来。“妈，你走吧，我怕是走不成哩！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我已经是他的人哩，还走个甚哩？”当妈的泪流尽，话说尽，最后还是只好扔下这让她不放心的小女子，孤零零地原路返回了。
这是昨天的事。
现在，新媳妇站在家门口，当着左邻右舍数落她的丈夫，吐那吐不尽的怨气。闺女媳妇、婶子大娘都听得津津有味。丰县人把一切外地人都称作“蛮子”、“侉子”——“南蛮北侉”，此刻，听这侉子骂街犹如欣赏街头表演。并没有人同情她。咋着？俺丰县的人就不是人？俺吃棒子窝窝能活，你就不能活？嫌这儿孬，你不会不来啊？
新媳妇毕竟是外乡人，不懂得观众心理，围观者越多，她越是骂得带劲儿。结婚八个月来，这个节目大概已经演了无数场。
“骗人，骗人！八个月才吃了两回豆腐皮子！玉米面馍馍，我吃不下，吃不下！”
听的人只是笑。
她的丈夫也只是笑，一任她怒骂，并不反驳。那笑容是苦涅的。“骗术”成功带来的得意已成过去，他现在所剩的只是沉沉的焦虑：“骗”来这么个媳妇，该怎么养下去？能不能留得住？
能埋怨这个小伙子吗？他身材高挑，面色白净，一表人才。他难道没有成家立业的资格、娶妻生子的权利？是谁剥夺了他这一切？是命运，命运把他牢牢地拴在这块不值钱的黄土上，逼着他走光棍汉刘克礼的老路。如果这辈子娶不上个媳妇，在村里也混不下去了，哪怕“骗”也要“骗”一个！他难道不可以运用一点农民式的“狡猾”向命运抗争吗？
院子里传来一阵哭声，是他的寡母躲在厨房里饮泣。儿媳妇在门口弄的这一套使她太难堪了！领家的男人早早地去世了，孤儿寡母好容易熬到今天，“骗”个媳妇却又难得安宁，天天哭闹，丢人现眼，当婆婆的除了自叹命苦和无能，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走进她的厨房。老太太一直掩面哭泣，我没有看见她的脸。她是个要脸的人。笸箩里盛着两样干粮：玉米面窝窝是给媳妇吃的，红薯面窝窝是婆婆和儿子吃的！
“翠巧”啊，你还要怎么样呢？就饶了这娘儿俩吧！
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一户农家，又一户农家。我很想找一个“万元户”什么的，来增加一点儿文字的光彩，但是没找到。这块土地为什么这么穷啊？
他，躺在昏暗的茅屋当中的一团烂草里，盖着一件别人送给的破棉袍，既脏且烂，还不如城里人丢弃的垃圾。猛然进屋，我几乎没有看到这里还有个人。他一动不动地蜷缩在烂草里，瘫痪已经多年了，因为没有钱治病，好不了，也死不了，靠老伴儿端着碗一口口地喂食。他一家五口，两个儿子外出谋生，承包的土地靠妻子、女儿耕种，想必不会有什么好收成。1988年打了1000斤小麦，还向国家缴售了500斤合同定购粮。而家里在春节前就断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