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文人与人文
在我看来，标榜学术的“纯粹”实际上是一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作法。按照福柯的说法，知识的背后隐藏着权力。那些把自己界定在仅仅从事知识积累的位置上的学者，其实是对权力的屈服和对自由的逃避。人文科学，如果不把触角深深地伸向当下的生存和现实政治状况，那么它便是纸上的学问、死的学问、背弃了它自身责任的学问，如有清一代的乾嘉之学。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处理不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近代康梁以降，一直是用学术为政治服务，牺牲了学术的独立品格，酿出一幕幕的悲剧。发展至顶峰，乃是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姚文元摇身一变，成为文化领域最讨领导欢心、也最令文人寒心的“锦衣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反思历史，“国学”乃兴。但反思一旦过头，又走向另一极端，“躲进小楼成一统”，我只搞我的学术，政治与我何干？
于是，我又想起了马克斯·韦伯，这位近年来颇受中国学界青睐，却未被学界看透的学者。韦伯在在英美及东方主要是一个学者，一个社会学家；但在德国则好像主要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个极富争议的政治家、思想家。韦伯一生，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游刃有余、长袖善舞。他一方面对学术有无条件的执著；一方面又对政治存在着不可遏止的献身感。除了纯学术的著作外，他一生从未忘情于政治，发表了无数针对时局的政治性文章。韦伯对他所处时代的政治问题，时有一针见血、掷地有声之论。年仅二十九岁时，他便一手写冷冰冰学术文字，一手写热辣辣的政论文字。三十岁，弗莱堡大学即聘他任教授，三十四岁，韦伯在政治上的声望便令国家自由党主动提名他任国会议员，只因接受了海德堡大学的聘约而作罢。韦伯一生处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热性的政治世界，一个是冷性的学术世界。他有两种声音：一种对学术之真诚与承诺，一种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绝望的呼吁。
中国学界，似乎只看到前半个韦伯，而忽略了后半个韦伯。这样，对韦伯的学术及其蕴藏的人文资源，自然缺乏深刻而全面的体认。如韦伯对“科层组织”的论述，就不为国内学界所重视。所谓“科层组织”，是指一种横的分“科”，纵的分“层”，以技术理性为本的组织。韦伯认为，随着理性化的抬头、科技的膨胀，“科层组织”因其最有效能与效率，必然成为现代社会最具垄断性的组织形态，当时的德国，科层精神像流行病一样风靡人心，令韦伯最为沮丧。当时，科层组织正在发挥其优长之处，没有人注意它的隐患。韦伯却敏锐地发现，这一体制的结果是“对人类自由的窒息”。作为寂寞的先知，他悲观地认为，这将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
韦伯的一些同事曾说：“你不参与德国政治是上帝降给德国的最大不幸”。韦伯自己也承认：“我是为笔、为演说的讲坛而生的，而不是为教室而生的。这个自白多少对我是痛苦的，但却是绝对不可置疑的。”韦伯研究专家魏克曼认为：“说韦伯在第一义上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学者，实在是没有比这说法更远离事实的了。这是绝对不正确的，这是与韦伯之生命实存意义不符的。韦伯是科学家与政治人物一体的化身，他这二个角色的一体性结合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真正的哲学的存在。”韦伯在逝世前三年写下了两篇著名的论文：《科学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一生作的总结。正因为把学术当作带有崇高性质的“志业”，韦伯才是一个“有用”的学者，韦伯的学问才是一种“有用”的学问，正如麦克雷所指出的那样：“韦伯被认为是一位以社会学诊断我们这个世纪与社会的能手，这位作家迄今仍能告诉我们工业社会和我们惊惧交加的世纪的起源以及它的真正本质。”
对韦伯的曲解和误读显然是有意的，或者说自觉的。这深刻地说明了当代中国学术的危机，及其背后的精神危机。中国只有“文人”传统，而没有“人文”传统，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与俄、法两国的知识谱系作一番简略的比较。
犹太学者马歇尔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有五大特征：一、深切关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个方面有关公共利益的各种问题；二、对于这些问题的现状深感内疚，感到个人有责任去找到解决办法；三、倾向于把政治化问题看作道德问题；四、感到自己有责任不惜一切代价在思想上和生活上为这些问题找到最后的逻辑答案；五、深信现状不合理，应加以改变。我在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五个环环相扣的特点。托氏发掘人类善的一面，用自己的心灵去容纳崇高；陀氏则发掘人类恶的一面，用自己的心灵去承担罪恶。他们是伟大的，因为他们从迥然不同的两极触及了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他们又是卑微的，因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与最卑微的奴隶一样的“人”。他们深深在嵌在他们自己所在的时代之中，他们同时又穿过他们的时代，照亮所有的时代。我们缺少的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罪与罚》，我们缺少的是不朽之作背后真正的人文传统。
如果说俄国知识分子是倾向于“思考型”的，那么法国知识分子则是倾向于“行动型”的。从卢梭到萨特，都是“行动中的人”。让我们来看看被誉为“行动文学先驱”的约瑟夫·凯塞尔多姿多彩的一生：他于一九一五年在巴黎大学获古典文学学士学位后改学戏剧，当过演员。一九一六年参加空军担任飞行员，在一战中多次完成危险的侦察和战斗任务，后来根据这段经历写了小说《机组》。一九二零年，凯塞尔来到和英国交战的爱尔兰，冒着生命危险帮助爱尔兰起义者，小说《科克郡的玛丽》即以这段经历为题材。一九三六年他参加西班牙战争。二战中参加法国抵抗运动，并秘密抵达伦敦向戴高乐请战。戴高乐要求他“写一本书”。于是，他多次驾机去法国执行特殊使命的同时，写出了歌颂抵抗运动的小说《影子部队》。法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像凯塞尔这样，不甘于“旁观”历史，而较为自觉地“献身”历史。
我认为，健全的人文传统既包含思想也包括行动。这种思想和行动必须是超乎自身利益的思想和行动，它的前提是知识人的独立身份。正如佩尔斯所说：“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做一个个人主义者，一个坚持原则的孤独者。他能够提出人类文明面临的基本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进行比任何政治家更有说服力的辩论。他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长于批评的智力和合乎道德的理想的同时，又不忘记履行其社会责任。”在中国，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见。中国多如牛毛的是“文人”，中国渊源流长的是“文人传统”。“文人”首先是官僚和地主，别看他们吟诗作赋，满腹经纶，却丧失了改造文化的潜力，因为“文人”无一例外地委身于国家官僚体制及亚细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中，用艾森斯塔德的话来说，即“成为了政策联盟的一员”，用许倬云的话来说，即“以其自身的独立来换取安全”。这样的“文人”所创造的“文人传统”自然是先天失调的。他们确实参与了现实政治，他们的参与身份既不是抗议者，也不是批判者，而是“奴才”。那位被许多大人物同时崇拜的曾文正公，在太和殿见慈禧老巫婆时，照样三跪九叩，口呼“老佛爷”，自称“奴才”。我劝那些埋头苦读《曾国藩全集》的青年们，在为那些文字折服的同时，不妨想想太和殿上的那一幕。
纵观中国的“文化传统”，其间的人文空气虽不能说没有，但确乎稀薄得可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透视今日之学界，许多疑团都昭然若揭。由思想大师的路数走向学术大师的路数，既有“文人传统”的惯性，也有对其反拨的一面。知识界大抵出于两种情绪：一是厌恶，是对千年以来，知识人“政治化”的厌恶。二是害怕，是对卷入政治漩涡后所造成的知识和人的悲剧害怕。两种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决定着当代知识界的选择。这两种感情，显然并非“平常心”。因而所作的选择，依然没有逃脱情绪化的怪圈，大大地削弱了反思的深刻程度，也降低了回应挑战时的理性色彩。论题像一个放久了的水果一样，不知不觉地变了质：本来是“知识人应该怎样参予现实政治”，却变成了“知识人应不应该参予现实政治”，并且给出否定的回答。这样的做法，就好似古代治病时常用的“放血手术”。放血之后，病人的情况似乎能一度好转，恢复了精神和活力，实际上却对病情无补。病人患的是败血病，仅仅放血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追究“血为何而败”，并拿出让败坏了血恢复鲜活的实际医疗措施来，这才是“治本”。然而，今天的学界，意识到要对我们的“文人传统”真正“洁本”的人少之又少，人人都在急着“放血”。
我认为，缺乏人文传统的中国知识界需要从俄罗斯精神和法兰西精神中吸取有益的成份，重新建构一种健全的，具有生命活力的人文精神。我们既应该是“思想中的人”，也应该是“行动中的人”，正如加缪所说，参与时代又脱离于时代，时而在庐山之中，时而在庐山之外。做一名在从事知识生产的同时又批判现实的学者，而不放弃学者的宝贵身份，去充当政治家。关于知识分子、士、文化人的概念，我很难作出准确的辨析，姑且取其交集。“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最早在十九世纪俄国的社会学研究中被启用。一九九六年，法国著名作家朱利亚和维勒克主编《法国知识分子字典》，以崭新的时代观念再一次定义和筛选法兰西知识分子。主编以“心灵的自由”为主要判断标准，不但收入了许多传统定义的知识分子——作家、哲学家、艺术家，也纳入了不少为人类带来“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家、工程师、医生，却无情地放逐了绝大部分的政治人物。因为，政治人物不可能拥有“心灵的自由”。知识人最忌讳的便是成为“政治人物”，后者终究会将前者吞噬。所以，不管鲁迅与陈寅恪之间有多么大的不同，却还是有一个共同点：保持了心灵的自由。《法国知识分子字典》提供了一个信息，也预示了一个方向。
“文人”是缺乏反思能力的，我期待着真正意义的“学人”在中国的诞生。他们既能反思“学”，又能反思“人”，还能反思“学人”。我想以福柯关于“真理”的一段论述结束本文：“真理乃是世界中的一件事物，它只是依赖复杂的权力形式而产生的。而且，它引发有规律的权力效应。每一个社会背后皆有真理制度，有其真理的‘一般经济学’——它所接受的、并像真理一样行使的话语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区分真伪陈述的机制和情境；将价值同获得真理的技巧调和；被指定为陈述真理的人的地位。”
福柯的思想，可以作为我们思想的起点；而终点，像恒星般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