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铁哥们”蒙博托？
文章一开始，作者便亮出了他的基本观点：“评价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物仅仅依靠经济有无成就和腐败严重与否为标准，难免失之偏颇。”此观点多少值得商榷：固然，一个优秀的领导人不一定能将经济杠杆操纵得游刃有余，但是弄到他的人民连粥也没得喝，便多少有些问题了。我看过画报上扎伊尔儿童的照片：从照片上看，看不出孩子的具体年龄，他赤裸着上身，下身裹着一小块破布。他已瘦得不成“人”形，胳膊腿细的一碰就像会断开似的，肚子却出奇地大。他的眼睛鼓着，像青蛙，发出惨白惨白的光，如锋利的刀刃的光芒。牙齿白白的，裂在嘴唇外，也发着光，像老虎或狼的牙齿。他的脸上谈不上是什么表情，欢乐或悲伤，他已经被饥饿折磨得失去了人的本性。我尤其忘不了那双眼睛，白而硬的眼光。它令我整天都咽不下饭。我想，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定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这张照片是他来这个悲惨的人世间走一遭的惟一的物证。他那垂死的眼光，对这个世界是茫然的。
一想到那个孩子，那千千万万的孩子、妇女和老人，我对蒙博托就不能不恨之入骨。他当政数十年，吞并国家财产四十亿美元。他疯狂掠夺黑非洲大地上一切能够换钱的东西，他在宪法里堂堂皇皇地写入这样的条款：“国家元首有权自由地处理国家的财富。”蒙博托在欧洲各国拥有第一流的别墅，令欧洲的君主和富豪都自愧不如。他灭绝人性地夺走死者手中最后一粒麦子，他像吸血虫似地吸尽他的子民的所有鲜血。
这一切，郭天禄先生是熟视无睹的。他壮怀激烈的写道：“蒙博托敢于对抗外部势力的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甚至带头上街游行显示非洲人不屈的勇气，他的权杖和豹皮成为扎伊尔统一的象征。”我不知道蒙博托是怎样“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我只知道他乞讨于美、法两国之间，大搞平衡术，滚滚外援全落入他那比盘丝洞还深的口袋。蒙博托口是心非，表面上以民族英雄自居，骨子里不过是西方列强在扎伊尔的代理人罢了，横征暴敛、屠杀异端，搞得人神共愤，连外国主子也把他像臭狗屎一样扔掉了。郭先生却傻乎乎地认为蒙博托与我们的“伟大领袖”一样强悍勇决。他的权杖真是扎伊尔统一的象征吗？义军领袖卡尔比说：“蒙博托的权杖带来的是死亡和罪恶。”当兵临城下的时候，独裁者黯然伤神，登机逃离，枪声已传到他的身边，而向他开枪的全是他昔日忠心耿耿的手下。蒙博托自己悻悻然地说：“我的最后一个士兵也在反对我。”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中国还有一个知音郭先生。郭先生可以充当他最后的一个保镖呢。
在人类历史上，某些人的的确确是十恶不赦的人民公敌，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波尔布特、萨达姆等人。蒙博托凭他的“业绩”足以荣登这本花名册。盛产钻石、黄金和石油的扎伊尔，在他的蹂躏下变得饿殍遍地、血流成河。这样的家伙，五马分尸都不为过分，仅仅是传媒作一些指责，郭天禄先生便路见不平，出来指责“偏颇”。那么郭先生所谓的“公正”又是怎么样的呢？我担心自诩“公正”的郭先生会被千百万的冤魂缠上、夜夜从恶梦中惊醒。
最后一段道出作者为蒙博托辩护的原委。他洋洋洒洒地写道，“在对华关系上，蒙博托表现出罕见的政治家气魄，多次访华，从不狮子大开口要援助。他敢于在中国遇到困难时讲公道话，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原来如此！仅仅因为“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蒙博托就是好人、就是“有气魄”的政治家了？他没有“狮子大开口要援助”，因为我们给他的援助比他想象中的要多。作者举了个形象的例子说：“八十年代初，西安杂技团访问扎伊尔，对方说接待有困难。蒙博托大怒，提出总统亲自接待。”我记得老邱吉尔说过，国际关系中，没有真心实意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作者再三强调说：“中华民族有句古训‘不能忘记朋友’。”我想反问一句：蒙博托能算朋友吗？与这样的独裁者做朋友，我们岂不成了“狼狈为奸”？假如我们不扔几根多肉多汁的骨头给他，他还会热爱中国吗？他会不收台湾的钱吗？（他没有要台湾的钱仅仅是因为我们给的数目比台湾多。）即使这几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我们难道因此就应当帮“铁哥们”遮住斑斑劣迹吗？对事件与人物的评价，最坏的标准便是根据亲疏判定善恶。说到底，这样的思路还是中国封建时代“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最愚昧落后的观念。“义”字当头，为了这种当头的“小义”，甚至不顾“大义”。用这样的观念来锲入现代社会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中国知识分子迫切需要有一双理性的眼睛来看待自己与看待世界。一会儿气势汹汹地说“不”，一会儿温柔如水地说“是”，不作冷静的思考。不作全面的观照，凭情感好恶出发，得出的大多是谬之千里的结论。郭先生拼命地为“我的朋友”蒙博托辩护，却将扎伊尔人民对这位“伟大的领袖”的评价束之高阁。我想，假如郭先生是一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扎伊尔的老百姓，他的立场能如此“公允”吗？
欧洲各国冻结了蒙博托的财产，准备分批归还扎伊尔新政府。我为之拍手叫好。“公允”的郭先生，大概又要怒斥欧洲各国“落井下石”了吧？
我若有下石的机会，我也会下石的——痛打落水的豺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