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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湟水河旁柳毅传剑 关中平原泰山忆旧(2)

书籍名:《青春遗梦》    作者:朱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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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毅传剑”把我和吕冬娣引向了爱河。柳毅芹走后,我俩经常相约到湟水河畔舞剑,我也常到她的宿舍,我俩的恋爱关系也就心照不宣不言而喻地公开了,同时也传到了我校领导的耳中。此时的我已被列为党员发展对象,校党支部书记出于一种关心的态度找我谈话,明确地指出她的家庭出身是我进步的一个障碍,何去何从要我认真考虑。对我来说当然是党票和爱情两者都要。我在支部书记面前表了这个态度,然而熊掌和鱼翅二者不能兼得,我被剔出了发展对象的名单。后来她得知这个消息后,几天没有理我,一天她突然来到我的宿舍,提出要和我分手,理由是不想因为她的家庭问题影响我的进步。我斩钉截铁的告诉她,我宁可不要党票,也不能把你抛弃。在这期间她也听到同室姑娘对我的风言风语和坏话,但她对我始终不渝。直到我们有了小孩,她还念念不忘我的入党问题。曾提出我们离婚,待入党后再复婚,其实解决组织问题是组织说了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我在海石湾奋斗拼搏了十五年没有拿到党票,调入冶金厅的一九八五年,领导找我谈话后的三个月后,毫不费力地入了党,真叫人“不服不行”。她调入兰州,工作表现不错,像母亲一样关心爱护着自己的学生,对生病住院治疗的学生,她总是在家里做上可口的饭菜送到病床前,常不顾疲劳,整夜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一个三九天,班上一个学生的家长不幸出了车祸死亡,这个学生的家庭非常穷困,她带头发动学生捐助,冒着鹅毛大雪到永登山区的学生家里慰问,有一份报纸报道了她的这些感人事迹。她退休后,他的学生们一直没有把她忘记,逢过年过节,不少学生都来看她。她班的学生每次在兰州聚会,总是少不了她,并且也请我陪同,一次聚会上不少学生对我说,他们永远忘不了这位慈母般的老师。

  在我的青春岁月里曾有过十几个女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对她们中的一些人也有过激情的冲动,产生过倾慕和爱恋,但由各种原因没有一个最终成为眷属,真情总被假情闹,使青春的美梦成了镜中花,水中月。这一次我俩是真情实意,心照神交,对家庭问题我早有思想准备,在四次社教运动中我遇到过不少家庭出身不好的女孩,常对她们讲党的“有成份,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政策,她们对这项政策有着很高的期盼,希望人们能公平的对待她们,在成长的道路上看到光明的前途和得到社会的重视,人间的温暖,那一张张充满青春活力的脸庞告诉我,不要作伪君子,这一点,我肯定能做到。于是我锲而不舍地追她,不久我俩坠入了爱河。

  这一年的七月,准泰山被定为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遣送原籍。他的“反动立场”源于一九五八年公私合营时向党交心的一些实话,负屈含冤离开了兰州。临走时我俩去送他,老人愁云惨雾、踌躇不安地对我说,他把女儿交给了我,要好生相待。不久准岳母响应“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子离开兰州,回到了老家陕西大荔。

  九月我分到了一间不足十五平方米的房子,月底我俩进行了结婚登记,时逢国庆放假两天,当晚我们去了武威。走时她穿了一件崭新的草绿色条绒上衣,我穿的是一套刚发的蓝色工作服,这就是我们的结婚服装。到家后,婶婶正在院子里簸粮食,看见我们笑眯眯地迎来抓住我爱人的手,我爱人也微笑着按我平时的称呼亲切地叫婶婶,婆媳俩拉着手走进了屋里,紧接着李存和宝宝也进来了,婶婶让他俩快叫嫂子。同时告诉小妹妹先把在婆家的大妹妹叫来,再到九条岭去叫爸爸。然后她不时地抚摸着我爱人的上衣,问她饿了没有?累了没有,还想动手给她脱鞋让她上炕休息。我爱人说不饿也不累,你还是休息一会,我和应海把院子里的活干了,说着就下地出门。婶婶说:“你新来乍到干这些又脏又累的活,叫人知道了会笑话我的,再说你们城里娃也不会干这些活。”我爱人说:“我过去在农村劳动锻炼时干过这些活。别人说别人的,我们干我们的。”婶婶怎么也拦不住她,于是说:“也好,应海去挑水,我俩簸粮食。”待我把水挑回来,粮食已经簸完了,部分也盛在了大盆里,她提起一桶水倒进了大盆,婆媳俩一个搅,一个捞,很快就把粮食淘洗完了,就这样刚进门的媳妇就很快地融入了我们这个一家两姓的家庭生活。此时大妹妹也到了,这是和她第二次见面,也亲切地叫了嫂子,还怪婶婶,怎么叫嫂子一进门就干活。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就到家了,见到媳妇高兴地不断地说:“好啊!好啊!好啊!”还想办几桌酒席。我俩说我们是旅行结婚,一切从简。下午我们全家人到城里照相合影,这也是我们唯一的结婚照。回家后,六岁的宝宝推出他大姐的自行车要去学车,我爱人紧忙跟着宝宝,扶着自行车在新关街上走来走去,给新关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十月二日下午我们回到海石湾,先把各自在独身宿舍的木板床、铺盖和两个盛衣物的木箱搬到一起,还有房子里配有的二斗桌,这就是我们的新房。晚上我的同学和朋友来祝贺闹房,我从武威来时总共花了不到三十元钱,买了两瓶酒、还有香烟、瓜子和糖果招待他们。我民院的四个同学合伙买了一口铝锅,一个朋友送了一个毛主席石膏像,其他人送的都是毛主席像章,这就是我们的婚庆,简单而又欢欣。今天的青年人赶上了好时候,婚庆十分排场,婚纱摄影阿娜多姿;洞房布置富丽堂皇,迎亲车队浩浩荡荡;婚庆宴上礼炮齐鸣、锣鼓喧天,花团锦簇,礼仪欢畅,宾客满堂,红包鼓囊,好不风光;这一切还有录像,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纪念。今昔对比,我们是有些寒酸;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此事不能相提并论。

  婚后的第二年,我俩爱情的结晶于八月十七日来到了人间。大女儿的出生,使我俩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也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我俩精心地呵护着给我们带来无穷的欢乐和力量的宝贝,也排除了被视为资本家孝子贤孙的不少忧愁,我们的感情也进一步深化,人夫、人妻、人父、人母的共同责任,把我们的爱心进一步延伸。在海石湾我俩休戚与共,度过了十四年的艰苦岁月,在不足十五平方米的房子里养育了我们两个可爱的女儿。她早上背着孩子去上班,晚上回来洗洗刷刷,做针线活有时彻夜不眠。一个冬天小女儿不慎把棉鞋掉在水里,放在火上烤时又把鞋烧了,我俩一夜没睡,她制帮我纳底,天亮时给小女儿赶制了一双棉鞋。生活上的困难我们都能挺过去,精神上的负担却使我们度日如年。尤其是她时刻担心被划人“敌我矛盾”中去。这种诚惶诚恐的日子一直到打到了“四人帮”。

  儿女是父母的心肝,是父母生命的一部分。人类一代一代的繁衍才是人的生命延续至今,夫妻双方共同为儿女着想,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为着自己生命的延续,这是人的本性。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俩一直把两个女儿当作生活的中心,如何培养她们健康成长是我们生活的共同目标。当然作为一个家庭不可能没有碟子碰碗的事情,我们之间也有过争吵或争论,围绕这个中心和共同目标反省时,发现我们是命运的共同体,没有必要争谁高谁低,谁多谁少,谁胜谁负,生活把我们的心紧紧贴在了一起。幸福的家庭是各式各样的,不论贫富贵贱,一个家庭只要和谐、和睦,就是一种幸福。幸福的家庭夫妻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忠诚是重要的保障,有了这个保障,就能顶住生活的压力,创造出幸福的更高层次。信任和忠诚的情怀,我俩从相爱保持到了至今,我们的家庭是幸福的。

  打到“四人帮”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国家的命运开始转危为安,人民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精神压力释放后的愉悦心情使老伴产生了回家的念头,我从来未去过大荔,也想给岳父、岳母补上一礼,于是把准备过年的东西凑到一起,还用积攒的肉票通过关系买了半片猪肉,鼓鼓囊囊,领着两个女儿,好不容易挤上火车,一九七七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午后到达渭南,在一个老乡的帮助下出了站。这位老乡也是大荔人,在等候去大荔的班车时,他问我帮我们背的袋子里是不是猪肉?我说是的。他接着说;“你们把石头往山里背哩,大荔的猪肉有的是,不要肉票也卖不出去。”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些年尽搞运动,大锅饭把人害了,社员出工不出力,庄稼年年歉收,年终决算一分工不值一分钱,有的社员还倒欠了生产队的,那里有钱买肉吃;那些养猪的人家,也是省吃俭用,想变点钱花,可惜他们失算了。”说到这里班车开始检票了,大荔老乡帮我们把猪肉放在车顶,一同来到了大荔县城,急急忙忙下车走了,此时快到下午六点钟。

  大荔县城距岳父岳母居住的埝桥公社北黄大队还有一段路程。老伴阔别家乡已二十多年了,辩不清去北黄的方向,我是更不知道东南西北。出站后两个女儿喊叫肚子饿了,只好把行李寄放在车站,领着两个女儿去吃饭,老伴最爱大荔的油糕,她和两个女儿都吃得津津有味。吃完油糕我给她们开了个玩笑,要不要喝点油糕汤原汤化原食,大女儿说原汤化原食的故事不知你讲了多少遍,谁会做那样的傻事。

  吃完油糕在返回车站的路上,小女儿发现了一个钱包,大女儿捡起也没有打开就说,爸爸我们去找警察叔叔吧!那时有一首儿童歌曲:“我在马路旁,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把头点,我快乐地说——叔叔再见!”对儿童们教育和影响很深,我和老伴领着两个女儿去找她们心中的快乐,遗憾的是此时警察下班了,又找了几个警岗也没有见到一个警察。老伴对两个女儿说,我们先回家,明天进城来把钱包交给警察叔叔吧!大女儿把钱包给了我,我打开一看,里面有数十元现金,一个存折,十几斤全国粮票,几枚周总理头像的纪念邮票;还有一个医疗病历手册和一张处方,上面写有住址和姓名,接着我向路人打听,路人告诉我,失主是大荔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就住在这个巷子里。老伴说你去找找,把钱包送了就来。此时我倒有些迟疑,这样做是否合适,还是交到警察手里为好。然而两个女儿再三催促,我只好按路人指的方向来到了这位革委会副主任的家中,他正好在家,我把钱包交给他,让他点点里面的东西少没少啥,他冷冰地把钱包放在桌上,皮笑肉不笑的哼唧着:革命几十年,从来没有听说过捡钱包的人把钱包送到失主的门上。他怀疑我别有用心。这位领导干部的阶级斗争弦绷的很紧,说着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进来了两个警察,他们三人对我进行审问,问我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干啥工作的,在那里捡的钱包,钱包打开过没有,里面有什么东西,把钱包亲自送上门来是什么动机等等。我满腹的委屈,真没有想到“刁蒲城、野渭南,不讲理的大荔县”的流言应在这里。大约过了一个钟头,他们点了,钱包里的钱物,才把我放行。此时天早已经黑了,老伴和两个女儿在焦急的等待中遇到了在韩城煤矿工作,回家过年的内弟,他们问我怎么这么长时间?我说一言难尽,先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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