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胡子兵造反成名片 逍遥派东进孔孟乡(1)
那场运动自批判《三家村》的噪音响起，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声讨会、辩论会聒噪不止；大字报、小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青年学生手举小红书狂热奔走，串联呼号；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风起云涌，拉大旗向旧世界宣战，一个人就是一个战斗队，三五人就是一个兵团。期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喧嚣一时，中国人被分为“红”与“黑”的两类，于是有了走红的红五类、红线、红海洋、红卫兵、红小兵、红袖章、红代会、红司令的事物和名称，和有了被抹黑的黑七类、黑线、黑帮、黑店、黑风、黑旗、黑纲领、黑司令的说词。在“红”与“黑”的斗争中，红得发紫的人又被分划，中国人又被重新组合，出现了被称为“派”的人群，于是革命派、保守派、保皇派、走资派、夺权派成了热门话题，观点的对立和纷争，像控制了灵魂，亲朋好友、恩爱夫妻、和睦家庭反目为争，国人陷入了口水的海洋和灾难的深渊。
在期间，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在“破旧立新”，“兴无灭资”的一片嘈杂声中，大批的商店铺面被砸，大量的文物古迹被毁，无数个家庭被抄。紧接着横扫“牛鬼蛇神”，连超凡脱俗的僧尼也成了革命的对象，一切被视为“黑”的人失去了自由，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抹成花脸，戴上高帽，挂上大牌游街示众，人格的尊严荡扫无存，不堪忍受污辱的人自尽反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惨绝人寰逼供审讯，使不少人成为酷刑下的冤魂。新鬼喊冤旧鬼哭，草菅人命的事件在不断发生。
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把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黑类”编押在各地、各单位的“劳改队”，冤魂遍布中国。“牛鬼蛇神”每天早晚，喊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向伟大领袖请罪。其中的不少人经受了跪煤渣、磕响头、坐飞机、吃面条的摧残和折磨。更为恐怖的是在“文攻武卫”名义下的长矛大刀，武斗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当时的中国天下大乱，阴霾密布。文化大革命已成历史，经过那场灾难的人不会忘记历史上那魔怪翩跹的一幕。
一九六六的夏末秋初，“5408部队”从“四清”运动的阵地撤回了兰州，又乘上一只船，开始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漂泊。此时，“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外地学生向全国各地渗透，“西进”的红卫兵来到兰州煽风点火，接二连三的冲击省委，高喊“造反有理的口号”，“代表毛主席”要求省委的主要领导出来和他们见面，要揪出制造“兰州事件”的幕后的凶手和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一天晚上外地学生串联了一批兰州的大中学生，又冲击围攻省委，在“5408部队”中得到消息的人闻风而动，去和红卫兵辩论，在辩论中被对方误认为省委机关的干部，被称之为“保皇派”。被冠名为“待分配大学生”的“保皇派”们发现自己还有“学生”的名分，于是连夜赶制了红卫兵袖章，第二天又去辩论，比自己年龄小七八岁的学生们称之为“胡子兵”。
在“胡子兵”和红卫兵辩论的那些天里，“甘待生”中的大部分人还在隔岸观火，其中除了极少数人不关心此事外，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态度，有的货称，有的反对，于是“一只船”上出现了观点对立的两个群体，也相互辩论起来，“5408部队”卷入了文化大革命旋涡。但大家在“学生”名分的观点上还是保持一致，共同要求组织部给自己“正名”，允许大家出外串联，遭到了拒绝。此时组织部内也出现了给领导贴大字报的现象，领导们也自身难保，对“待分配大学生”管理失去控制，在“到北京见毛主席”的一片呼声中，“5408部队”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到北京赶上了毛主席对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师生第七次接见。
从北京回来，“一只船”上出现了战斗队、兵团、司令部等造反组织。最初这些组织的大部分，只是贴大字报，刷几份标语，跟着形势喊几个口号，或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认识，没有什么具体的造反目标和行为。但也有个别造反组织秘密进行着轰动“一只船”的行动。当时，组织部内的造反者，风闻康生点名一位副部长是隐藏的反党分子，于是抄了副部长设在招待所的办公室，有个造反组织的个别人也参与了这项行动，不久在招待所的礼堂里批斗部长，部长虽然没有戴高帽、挂大牌，还是坐了“飞机”。而后，“5408部队”内在部长是“何许人也”的问题上各执一词，观点相同的人形成了自己的派别，到工厂、农村、车站串联，寻找知音，和社会上的造反组织进行联合。从此，“一只船”淹没在了文化大革命的汪洋大海中。
当时，兰州地区最大的造反组织是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联”）此外还有“工联”、“红色长征团”、“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一些较有影响的造反派组织。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红联夺了甘肃省委的权，成立了红联指挥部，省军区的司令员掌控着指挥部的大权。“二五夺权”后，红联内部发生了内讧，当天下属的“七一战斗队”反对“二五夺权”，第二天下属的“红战总部”发表了《关于兰州时局》的申明，对“二五夺权”提出了不同意见。红联指挥部开除了“七一战斗队”和“红战”，造成了“红联”内部的分裂，“二五夺权”也在一片反对声中夭折。
“二五夺权”后加剧了兰州地区形势的动荡。六日清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宣告“革联”成立，并痛批“二五夺权”是场阴谋，大多数的“甘待生”站在院子里洗耳恭听。在当时，官方的电台里发出造反派的吼声在全国少有，这意味着甘肃的一大喉舌失去了控制，后来被称为“甘电台事件”。“革联”的总司令是中国人民大学分配来的“甘待生”，在他的鼓动和影响下“甘待生”中的大部分人转向了“革联”，“一只船”被颠上了洪流的浪尖，“甘待生”成了“革联”的名片。然而“一只船”上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有七八个人成立了一个“韶山红兵团”加人了“红三司”，领头的也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分配来的“甘待生”。此外，还有几个人坚守着“红联”的阵地；另有几个人游离于这三派之间，被称为“逍遥派”，我就是其中之一。
逍遥派是最自在的，看书看报逛大街，还有时间谈恋爱。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甘待生”中有几对情侣颠簸在“一只船”上，我在第九章里提到的那个在“滨河路上漫步，雁滩桥上私语”的故事就是一例。这年五月，组织部按“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精神，动员“甘待生”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逍遥派”中的大部分人予以响应。我和我的一位同窗去了兰化第五化建公司，在一个机械车间我的同窗学习钳工，我给一个叫玉芳的东北姑娘当学徒，学习镗工技术，同时还有兰大即将毕业的两个女生。我们吃住在化建，晚饭后兰大两个女生常到我们宿舍来打牌，“先二不二，扣底钻桌子”。兰大女生中的四川妹子非常泼辣，说钻就钻。后来我的师傅玉芳也来凑热闹，钻桌子的泼辣劲也不亚于那个四川姑娘，大家在一起玩的十分开心，有时忘了时间，一次玩过了十二点，我和我的同窗去送玉芳。回来的路上，我的同窗开玩笑说，玉芳和辣妹子对我有了意思，听了他的话我并未其然。
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我感到玉芳对我在意。她对我家庭追根问底，也主动地向我介绍她的家庭情况；说他的父亲是企业的领导干部，已被造反派揪斗过多次，现在靠边了，每次挨斗回家后，一个接一个的抽烟，思想包袱很重，精神压力很大。还说父亲当权时，她是车间里、厂里的香花，捧她追她的人很多，父亲靠边后，她的几个好朋友也渐渐地远离了她，车间里有人威胁她要她和父亲划清界线，诱导、煽动她反戈一击，此外几乎没有人主动和她唠嗑。还把她父亲抽的中华烟给我送了一盒。当时能抽到中华烟的只有高干。一天吃午饭时，车间里的人都走光了，她却说我们把加工件赶完再吃饭，原来她把午饭带了两份，让我和她一块吃。吃饭时她说，别看我比你小两岁，十八岁我就进了这个车间，也快有八年工龄了，也算是老工人了，但我还是羡慕你们这些大学生，那天到我家里去玩敢不敢！我从来没有去过高干家庭，好奇心驱使，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一个星期天的晚饭后，玉芳把我领到兰化的职工宿舍偻群，一栋青砖的四层楼，她家住在三楼，有两间半房子，而且厕所和厨房还是共有，她父母住的房间较大些，也兼客厅，没有什么特殊的摆设，正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桌子的左边摆着果盘，里面有一个茶壶和几个茶杯，右边放一个塑料壳的暖壶，桌子中央摆着两个毛主席的石膏像，一大一小。看上去和普通工人家庭没有太大的差别。玉芳把我向她的父母作了介绍，说我就是她的徒弟。玉芳的母亲对我的到来还算热情，她的父亲的态度略有些严肃和拘谨。
在送我回来的路上，玉芳告诉我，她曾经向她的父母说过我的情况，并拐弯抹角，以羊易牛，若隐若现地表达了她的心思。在那个工人阶级雾里飘香，知识分子臭不可闻的年代，我的师傅能对我有倾慕之心，我确实有些感动，但我还是真诚地告诉她：“我们这些人再分配的去向不明，前途难料，你不要白讨苦吃。”听了这话爽朗大方的玉芳一路上再一言未发，又和往常一样，到我们的宿舍义钻起了桌子，之后她再也没有向我提起她家庭和个人的事情。
一个月的兰化锻炼改造结束了，回到招待所后给我安排了一个接待红卫兵的工作，我们接待的是甘肃各地来的串联者，我的任务是带领他们到省委、兰大等一些大字报集中的地方看大字报，或到几个风景点游览。在众多的接待者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和我同姓的女青年，她是陇东一个林场的工人，没有几天工夫她和我拉上了同姓“宗族”的关系，称我为大哥。回场后她给我来了封信，信中说她的父母没有儿子，盼望她找一个同姓的对象，生下后代也就姓朱，能够香火有续。按照父母的意愿，青春年华过了二十有五，在兰州遇上了你，不知大哥你有意无意。在那时，两地婚姻的确不少，但要调到一起谈何容易，我不愿有这样的鹊桥之禧。
逍遥的日子虽然浪漫有趣。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并未按“逍遥派”意愿转移，之后，兰州地区形成“红联”、“革联”、“红三司”三大派群众组织，各派凭借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社会资源攻击和瓦解对方。传单报纸满天飞，高音喇叭到处响；工厂、机关搞辩论，大街小巷也鸣放。尤其是“革联”被视为保守派，与“红三司”的斗争是你死我活，两派随时利用社会新闻制造事端，使激烈的派系斗争火上浇油。溺死黄河的现象兰州是常见的，一旦黄河有尸体漂浮，双方都争先恐后的去打捞，把它作为对方的罪证，大肆渲染。后来的斗争越演越烈，每当抓到对方的辫子就组织游行示威，游行的队伍中还有车队，游行的人数和动用的车辆一次比一次多，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有时游行的车队占满了兰州市的主要道路。每当游行，工厂停工，学生停课，商店关门，公交车辆停止运营，机关不能正常办公，兰州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造反派在各自标榜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唇枪舌剑相互攻击，指责漫骂，直至武斗。
兰州时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到了兰外，各地州市的造反派也是如敌对垒，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这期间我去了武威，家乡传言着地区赵副专员上吊自杀的新闻。这位赵副专员就是我在第十六章里提到的过着十分清苦生活的陕北籍领导干部，文革初期被安排为主管财经工作的副专员。当时武威地区的财政十分困难，赵副专员把文革经费把的很严，造反派只知道革走资派的命，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为要钱对他进行轮番批斗，突派先得到了一些经费，而后也给景派批了一些，由于银行是突派掌握，景派的经费未能兑现。景派怒目切齿，又揪斗了赵副专员，说他“耍阴谋，放暗箭”，对他进行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无奈之下把自己的存折给了景派。当晚赵副专员去了我故里的一个农民朋友家，两人叙谈了一夜，但农民朋友万万没有想到，次日黎明赵副专员和他的握手是诀别。赵副专员悬梁在甘新公路旁的打铁棚里，天亮后被当地的农民发现，不少人都认识这位亲民爱民的专员，对他的死无不痛心和悲伤。
据传，景派为了在被打倒的阶级敌人身上再踏上一只脚，赵副专员尸骨未寒又抄了他家，发现了赵副专员的日记，其中有这样两段手迹：“满共几个钱，你也要，他也要，不知给谁是好；就这一件事，今天批、明天斗，不知何时了。”“东头到西头，吃尽苦头，山头变派头，到处是头；‘黑头’戕‘白头’，要的是人头。革命未到头，怎能不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