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青春时期花絮飞 情满民族大家庭(2)
当时学院要求我们要学会跳交谊舞，虽然班主任老师请来了老师和外班同学教我们跳舞，但我从来还没有见过正式跳舞场，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学院举办了舞会，次多吉拿来一张舞票约我去跳舞，我欣然和他去了舞场。第一场舞他和回族女同学马卉步人了舞场，也许是这个民族的天性，他舞姿翩翩，潇洒倜傥；马卉也是舞步轻盈，落落大方。此时我对交谊舞还在初学阶段。第二场舞开始后次多吉轻轻地对拉了一下他的双手指尖，示意我和马卉跳，马卉愉快地接受了我们邀请，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和女同学跳舞，心情有些紧张，行进中舞步较乱，好几次踩了马卉的脚，马卉总是说不要紧，多跳几次就会了，并且耐心的纠正着我的舞姿和步伐，她那会说话的眼睛给我传递着非常友好的情意，每望她一眼时，我的心就砰砰跳。第三场舞马卉反客为主约我进入了舞场，她见我步伐跟上了音乐的节奏，风趣地说大学生的脑子还是有些音乐细胞，接着她微笑着对我说：“我早就在院学生会的黑板报上知道你的名字，你写的那篇《黄河向东流》的文章我很欣赏，听次多吉说你是他的好朋友，总想认识你。”就这样我认识了马卉，这个穿着朴素的回族姑娘秀眉长发，温柔贤惠，她和藏族女同学达洼、扎西卓玛、索南那样，像奶酪那样纯洁，像火焰一般热情，也有着金子般的心。编织着我们之间友谊和爱情故事。
扎西卓玛的父亲曾是西藏林芝地区一个庄园主的农奴，她自小跟父母放牧，天天在山里转，时时跟牛羊跑，养成了她活泼奔放的性格，初到我们宿舍来时还有些拘谨，后来渐渐熟了，她性格的特征也就很快显露了出来，直言快语地向我提问题，讲故事，说笑话，有时还唱歌，她最爱唱，唱得最好听的歌是《共产党来了苦变甜》，那歌喉如加训练，简直可以和才旦卓玛媲美，我们宿舍的同学都很喜欢她，她也就成了我们宿舍的常客。不过我不在时她来不一会就走了。我同室的同学看出了扎西卓玛对我和他们有着不同的感情，纷纷议论说扎西卓玛对我有了意思。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的理解是这些同学远离家乡和亲人，需要友谊的温暖来安慰自己；就我而言，我把与藏族女同学的交往，压跟儿界定在阶级情、同学谊上，从来没有越雷池一步的念头，然而在继续的交往中，扎西卓玛的心思超越了这个界线。
我最初对她的心思的洞察是在与次多吉的一张合影照上。次多吉把我俩的合照送给了他的好朋友达娃，她知道这件事后也来向我要这张照片，怕造成误会，我是不想送她，把照片和底片都藏了起来，她却来把我所有书籍都翻了一遍，终于找到了我们兄弟三人的合照，如获至宝地拿走了。当时同室的两个同学看她闹得不像样子，都对她这种直爽无羁，野马奔放似的性格惊奇，都说扎西卓玛爱上了我。我原本打算暑假不回家，此时感到暑假留在学校不知还会闹出什么笑话，于是决定回家。在回家的那天，她来送我，非要把我送到车站，在路上她很露骨地问我：“为什么不给我照片？”还说我嫌她长的不好看。我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回到家的第二天，我给她和达娃、索南联名写了封信，再次表达了我和她们友好的动机和态度，鼓励她们努力学习，不要胡思乱想。
但扎西卓玛仍不顾我那封信对她的引导和劝阻，在临近开学的那几天，她每天都来宿舍看我回来没有，我返校的那天下午她还在我宿舍等我，她像个可爱、调皮的小妹妹，打开我的行包，搜寻着好吃的东西，我同室的几个同学都亲眼见了这一幕。她还要我出去陪她走走。我不想伤害她，答应了她的要求，她兴致勃勃地向我诉说着假期里学校发生的一切，她是那么的天真可爱。当时提到她的心愿时，我很负责而严肃地告诉她：“我们只能是朋友关系。”她反击一句说我看不起藏民。我说：“你胡说，看不起你们，怎么会和你们来往。”然后我耐心地劝导她：“在朋友中间不存在谁看不起的问题，如果有这个问题出现，那就不是真诚的友谊。我知道你对我真诚，但我也真诚的告诉你，你们是西藏选送到这里来的，你将来必须要到西藏去，你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到头来一切都是空的，你在这里最好的想法应该是刻苦学习，掌握更多的文化科学知识，学好汉语，将来回到西藏，做一个奋发有为的青年，对得起那里的政府和人民。现在我们是朋友，对我们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都有帮助。那时我们还是朋友，在天涯海角有人想念，互相通信，交流工作、学习、生活经验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后来扎西卓玛似乎打消了那个念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见面。此时我住了医院，她得知后来医院看过我四次，有一次她在我的床头说长说短，在话语中流露出一种埋怨情绪，好像我欠了她什么。
我出院后的十二月二十日晚饭后，她班的几个女同学以借书为由来通知我扎西卓玛住院了，我猜出这是扎西卓玛的精心安排，她心中的那个念头又在死灰复燃，去不去医院看她，我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去吧！会她造成错觉，她会“旧病”复发，但又想到她在病中，又是一个远离亲人的藏族女孩，这个时候是多么需要友谊的温暖和安慰，不去看她，她还会相信我那些真诚的话么？我在病中她看过我四次，我一次也不去，那就不是太不够朋友了吗？我的心情非常复杂矛盾，不去是一种内疚，去了对她的感情最终又是一次伤害。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去看她，不然就像在她的伤口上撤盐，我以她同样看过我的次数看了她四次，回报我住院时她看过我的情谊。但事情正如我所料。第一次看她，她要求我多来：第二次看她，她借故有些字不认识，把一个男同学写给她的信让我念给她听，用婉转的话语试探我的口气，还要求我天天来看她；第三次她问我毕业后到哪里工作，还说她已写信告诉了她的父母，她交了一个汉族男朋友，第四次去她要和我拉勾，让我发誓毕业后要求分配到西藏工作。
天真可爱的扎西卓玛就这样和我玩着友谊和爱情的游戏，我知道她虔诚地默念着她的心愿，多么希望我给她一个爱的许诺，但她面前的偶像，依然是无动于衷。我并非铁石心肠，我也从未有嫌弃她的念头，生活的现实使我不得不拒绝她的好意，我在进人民院的那天起就圈定在了到藏语安多语地区服务的范围，也就是甘青两省地区，我的前途和命运掌控在组织的手里，我怎么敢对她吐出一个“爱”字；同时生活的经验告诉我，连生活还不能自立的人随随便便地吐出一个“爱”字，那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多么的愚蠢。我对爱有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广义的爱是以无私和友善为道德价值，对任何人的友善、友好和友谊都包括其中，在这个意义上我爱着她们；爱情是以男女之间的性义为基本特征，是自私的、定向的，虽然在人类生活中不能缺少，但这种爱是狭义的，同时她必须负有责任，如果不负责任就是一种感情欺骗，是一种卑鄙下流意识，所以我又一次严肃地告诉扎西卓玛：“我们是朋友。”
我一次又一次地给扎西卓玛泼着冷水，但还是没有扑灭她的情思。我去庄浪参加社教运动，她打听到我的通信地址，接二连三的给我写信，我怕再荡起她心中的涟漪，不敢给她回信。过春节的时候，我给索南写了一封信，处于对扎西卓玛的礼貌和友好情意，让索南告诉她信都收到了，让索南代我祝她和达娃、次多吉春节好。我给索南写信的本意是希望她们利用寒假时间看书，多学些知识，并希望索南和达娃帮助扎西卓玛静下来好好学习，再不要胡思乱想，正确地对待我们的交往和友谊，再不要产生误会。然而使我万万没有想到索南的来信在误会上增加了误会。这个给我留下风趣幽默、友好的藏族姑娘却一反常态，在信中用尖刻的词语对我进行了批评和斥责，说我给她写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说我欺骗了扎西卓玛，想和她谈恋爱是痴心妄想。读了这封信我又气又笑，气的是我一片好心却被误解，笑的是她为扎西卓玛打抱不平。以前我和这些藏族同学来来往往，说说笑笑，自以为了解她们，并为有几个异族朋友而庆幸，这封信给了我一个严重的教训，要真正了解一个人，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好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何况我们之间是不同的民族，有异样的心理品格。她们温柔中的刚烈，不也是有着本民族的自尊吗。这件事告诉我，正确的估价自己，把自己摆在适当的位置，了解朋友的脾气，理解朋友的情绪，尊重朋友的感情，是友谊长存的基础。
索南的信对我刺激很大，我一直思考着回校后怎样向她解释。从庄浪回来后，次多吉、达娃、扎西卓玛、还有马卉他们一同来看我，出我意料的是索南也紧随其后，她一见我就笑着说：“生气了吧！”，真给人一种相逢一笑泯误会的感觉，她很快的感情转折，又给我增加了一些见识，藏族姑娘是何等的聪明和坦诚。紧接着扎西卓玛说：“你给索南的信我也看了，你才胡思乱想呢！”她虽然倒打一耙，但我感到如释重负，总算扎西卓玛明白了我的心意。马卉好像不太乐意听她俩说的这些话，提出要我给他们讲庄浪的所见所闻，大家坐下来听我讲庄浪的故事。调皮的扎西卓玛仍不安稳，她一面听一面在我的书架翻书，翻到了我和工作组几个同志的合影照，那张合影照的有些虚光，她幸灾乐祸地拿出来让大家看，当马卉要看时，她绕来绕去就是不给马卉看，马卉还是从她手中抢了照片。也许是马卉在照片中发现了什么，突然打开她的钱夹，拿出了印有我头像的贺年卡对照，这种贺年卡我只给马卉和次多吉送过。于是扎西卓玛从马卉手中抢过那张贺年卡问我，为什么不给她们送，是不是马卉长的漂亮单给她送，次多吉出来解围说他也有一张。索南风趣地说：“大学生穷着呢，就洗了两张。”达娃看着她们七嘴八舌，只是个笑，给我们每人给了一块糖，扎西卓玛又出来作怪，她问大家：“世界上还有比糖甜的东西吗？”马卉说：“当然有，蜂蜜比糖甜。’’达娃说“糖精最甜。”还是索南风趣，她说：“比糖甜的是爱情！”其他三个藏族朋友听了索南的回答笑个不停，而马卉则有些害羞，因她是医务科妇产班的班长，推故班里有活动，提前走了。马卉惹了祸一走了之，四个藏族同学对我进行围攻，次多吉明知故问我和马卉是什么关系；达娃从次多吉那里知道一些隐秘，笑而不露；扎西卓玛和索南穷追不舍，非要我说与马卉的秘密。这是一次风风火火的聚会，洋溢着友谊和欢笑，四十多年来我时常想起这个难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