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鹦鹉学舌演故事 早岁哪知世道险(2)
当时，我们班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有两个女同学已经结婚了堪称班里的“老大姐”。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余，在老大姐的带动下，女同学常给男同学洗被子，缝补衣服。一次女同学帮我把被子洗了正在缝的时候，给我洗过被子的那个女同学对我有点责问的口气说：“怎么搞的，你被里上斑斑点点。一团一团的脏东西，怎么也洗不干净。”，那斑渍是我的初次梦遗，她这么一说，我顿时脸红了，像有一个酸枣核卡着了喉咙，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旁边一个结了婚的女同学看破了“天机”低着头嗯了一声，并说：“傻丫头，小心别把手扎了。”这才给我解了围。那个女同学的发问并不奇怪，当时，最先进的去污用品就是肥皂。斑渍是除不掉的，另外那时生理知识是学生的禁区，许多人都羞于启齿，她当然不会想到这是男孩子青春期的生理现象。
“傻丫头”并不傻，在数学和体育方面是班里的佼佼者。她身材匀称。手脚麻利，每年春秋两季的运动会上，在竞赛项目中准能拿到几个第一。她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是一个很不一般的女孩。一次在千米决赛时，老师安排我和她的同桌到终点迎候照顾她。她第一个冲出终点后，我俩迎上前去，两只胳膊紧紧地搭在了我俩肩上，几乎是搂着脖子，在惯性的作用下推着我俩走了好几步，由于事情的紧迫和情绪的紧张，我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但有不少窃窃私语，比比划划，把目光投向了我们，那目光有惊叹、惊奇、惊诧，她猛然间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脱手自己走出了跑道，顿时，我也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件事别人怎么议论并不奇怪，蹊跷的是日后和她同桌的关系微妙起来，我也对她那一次的亲近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和另外一个男同学坐在他俩的后面，发现他俩眉来眼去，有时还搞一些小动作，老师还没收过他俩写的纸条，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时上晚自习，晚钟一响，住校生和走读生都准时进入教室学习。晚自习前后两排对坐在一起，四人一组，中间点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灯光熹微，灯花闪闪，看书的、写作业的，每一组都是对影成八人的景像。自习后由学习委员把作业收齐送到老师的住处。老师更是辛苦，那么晚了还在备课、批改作业，经常是齐眉伏案、挑灯夜战。
晚自习不像上课那样要求严格，可以到室外背诵、朗读或探讨问题；不过出去的时候必须向班长打声招呼。一次刚上晚自习不久，“傻丫头”和她的同桌向班长打了声招呼，悄悄地走出了教室，直到第一节晚自习下了，还没有见到他俩回来，到第二节晚自习的中间，在班主任老师的监视下走进了教室。同学们用惊诧的目光看着他们。班主任老师有些生气的走上讲台说：“有些同学的关系极不正常，竟然把笑话闹到了派出所。派出所是什么地方？那是阶级斗争的现场。”讲了这几句，老师就走了。
“傻头”和他的同桌到底出了什么事，老师如此上纲上线，同学们都蒙在鼓里。后来才知道，那天“傻头”来上晚自习时把作业本落在了家里，她求同桌用自行车捎她到家取作业本，在回来的路上撞上了行人，那人是个无赖，根本就没有伤着，死皮赖脸缠着不放，过路的人怎么劝解那无赖也不听，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警察把他们都带到了派出所，所长认识这个无赖，把他敲打了一顿，无赖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派出所所长怕路上再遇纠缠，派警察把他俩送到学校。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开始后，班主任老师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地很紧，才出现了对“傻丫头”和他的同桌“关系极不正常”的批评，使同学们增加了对他俩微妙关系更多猜疑。
自从“傻丫头”和他的同桌遭批后。班主任老师几乎每晚上来一趟教室。对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讲旧社会的黑暗统治；讲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讲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和资产阶级右派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罪恶目的。她希望同学们提高警惕，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并要求同学们到工人、农民中间搞社会调查，揭露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批驳资产阶级右派的胡言乱语，用实际行动保卫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
老师在我们的脑海里描绘着生动、残酷、美好的图画，那激进的言辞和义愤的神态，打动着我们年少的心灵。同学们利用回家的时间走门串户、去接触社会、涉足人世间的沧桑，用实际行动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
我是少先队的大队委员，老师特别要求我们这些人积极行动，在社会调查中做出榜样。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教育和期望，我回家后走访了几个曾给地主扛过工的贫雇农，其中一个被老辈们称为严大哥的人。给我讲了以下的故事：
旧社会衣食无着的穷人，常是头插草苗自买本身，找活时手上拿着或脖子上插着一根谷草在人市上等候雇佣。奸猾的地主在这些人群中挑几个到家中进行“食选”，让他们放开肚皮吃饭，看谁吃的多；然后把吃得多选几个领到场院举石磙，这叫“力选”，能举起石磙的就留下做长工。
会经营的地主，很懂得人是铁饭是钢的道理，他们不怕长工吃。最怕长工懒。特别是春种夏收的时候，那是龙口淘金，虎口夺粮的季节，就那么几天，过了节气，种上的长不好，长成的要歉收，在这个时候，地主千方百计的让长工多吃多干，每日三顿饭中间还要加两顿“腰食”，有时那“腰食”还是白面馍呢。
地主如此慷慨，如此“加油”，他们是算过账的，多种多收的部分，比那几顿“腰食”多得多，况且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懂得是我们这些长工给他们创造了财富，他们把粮食拿出去放债，“驴打磙”的利又是一大笔收入。当然，在地主中也有吝啬鬼，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地主，总是想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多吃草、还经常克扣工钱。打骂长工，甚至把牲口粪便中的粮食收拾干净让长工吃的也有。
我曾经过“两选”后给一个地主家当了长工，那时吃的很缺，这个地主财大气粗，仗着他囤积的粮食多，动不动就说：“如今这世道，有粮就是爷。”他经常冷语的嘲笑我们：“只有我这粮食大户，才能养活起你们这些饿死鬼，不要以为你们年轻力壮，没有我那干粮馍馍，你们的力气从那里来的，不要以为你们能行。那些活都是我的干粮馍馍干出来的。”听了这些气人的话，我们想了一个惩治他的主意。一次边对地主说：“明天中午我们不回来，想把那块地一次犁完，午饭和腰食给我们烙成饼子吧！”地主听了很高兴，晚上叫厨房给我们烙了几张饼。第二天，我和另外一个长工带着饼子，赶上牛，慢悠悠的来到地里，套好犁铧，把饼子挂在牛角上，到地头睡觉去了。暖洋洋的日头照在身上，舒服极了，不知不觉地睡过了中午。那天中午地主兴高采烈地来看我们犁地，老远看到牛在地里，却不见人影，还以为我们在地坡处吃午饭呢，到了地里才发现我们在地头睡大觉，连犁沟还没有开，生气地在我们屁股上各踢了一脚，才把我们惊醒。我们什么也不说，只是望着牛角上的饼子发笑，地主见我们笑的奇怪，也往牛站的那边望去，才恍然大悟。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气呼呼地走了。之后再也不敢说“干粮馍馍干活”的话了。
这个长工讲的这些故事很有趣，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他是生产队长，平时对他有些敬畏，也很相信他讲的都是真的。返校后在一次社会调查的汇报会上，我几乎原封不动地讲了这些故事，同学们听地津津有味，有时还发笑，老师却眉头紧锁，认真地记录着我的发言。
会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详细询问了我家和严大哥的情况，并且作了笔记；然后对我说，你是少先队的大队委员，怎么连一点阶级觉悟也没有。对调查不加分析，就敢拿到会上讲。旧社会地主阶级横征暴敛的剥削农民，穷人吃糠咽菜，当牛作马，那里有让长工吃饱饭的地主，那个队长胡言乱语。不是坏人，也是阶级立场有问题。而后老师亲自到我们大队调查，紧接着取掉了我的少先队大队委员。
当时武威初中的教师队伍十分年轻，从南方分配来的大学生居多，有的来自上海，有的来自广东，有的来自四川，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满怀豪情地来支援大西北的建设。这些出校门不久的学子，英姿飒爽，风华正茂，书生意气，谈古论今。他们中有好几对是为结良缘，比翼而来，其中的爱情故事引发着同学们的好奇心，他们的前程祸福也成了同学关心的问题。
反右斗争搞得如火如荼，老师们成夜成夜的开会，学校的气氛十分紧张，没有几天几个老师被停职反省了，教导主任也在其内。据说在一次交心会上，他的女友和他分道扬镳了，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和她的男友划清了界线，就这样他们撕裂了原有的恋情，又成了同学们纷纷议论的话题。
就在这紧张激烈的时期，班主任老师又一次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似曾相识而又陌生的人，其中一个问我记不记得“书中有黄金”的打油诗，我说：“记得”。还天真地想给他背一遍，刚开口时，这人制止说：“这是一首反动诗，你还背什么。”紧接着问我“这首诗是不是袁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他这一问，听到他说的“反动”二字，又联想到班主任老师对我“连一点阶级觉悟也没有”的批评，我有点害怕了，话到嘴边也不敢说了，班主任老师也斜着眼睛，欲言又止，这一瞥，不知是鼓励还是胁迫，我便开了口：“我没有见他写。”这人稍缓和了一点口气说：“不要紧张，你好好想想，那黑板上的笔迹像不像袁老师写的？”我说：“那字写的很好看，同学们写不出来，好像是大人们写的。”那人紧逼说：“是那个大人写的？”我说：“也许是老师们吧！”这个问题的调查好像有了眉目，他再没有往下追问。
就在这个人攀问我时，另一个人用散页红格纸认真的做着笔记，他停下笔后，拿出一盒印泥，叫我在稿纸上摁手印。我听奶奶说过，摁手印就是画押，画了押的东西就是人家的执把，我有些犹豫了。这时班主任老师站起来问我：“你说的是不是实话？是实话就摁个手印，有什么怕的。”我想我说的都是实话，摁就摁，于是在稿纸上重重地摁了一个手印。事后我回忆起一次袁老师回家时，文教助理员给我们上过一天课，那打油诗的字迹和文教助理员的字迹有点像，但要重新作证时为时已晚了。
当时，我们这些初中年级的学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运动，也并不懂得斗争的实际意义，但从老师们沉郁冷峻的面孔中觉察到了斗争的严峻和情势的严重。运动中我尊敬的语文老师和历史老师是重点排查对像，语文老师曾多次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在学校也有点名气；历史老师是武威通，曾经给中央的大首长当面介绍过武威的历史情况。运动后期这两人都被打成了极右分子，送到河西一个叫夹边沟的农场劳动改造，茫茫戈壁成了他们的归宿；教导主任被定为内部控制对象，调离了学校。我的班主任老师在运动中自始至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火线上入了党，并且得到了升迁，接替了曾是她恋人的那份教导主任工作。袁老师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了公职，遣送回家，由当地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袁老师被打成右派后，我一直对那红格稿纸上摁的手印提心吊胆，觉得有可能愧对这位仁慈宽厚，爱生如子的启蒙老师，果真是有害于他，总想对他当面忏悔，遗憾的是他离开新关后，再也没有见到他，所幸的是，一次是火车上遇到他的一个同宗兄弟，向我讲述了他回乡后的坎坷经历和晚年生活。
袁老师戴着右派帽子回到家乡，起初村里人不识这顶帽子的色彩和轻重，念他祖上对乡亲们厚道，又是一个书生，出于对他的怜悯，在农活安排上有些照顾，劳动工分和他的同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后来，右派分子和地富反坏一样，也是阶级敌人的说法，使他常常看到警惕和歧视的目光。不久生产队把他打人了另册，划入了“五类分子”的行列，劳动时和地富反坏分子安排在一起，工分也比他同龄的社员差了一级。有时给他安排一些不计工分的“赎罪”活，但修河、打坝、放牧、饲养之类的活不派，怕他逃跑和破坏。生产队长还定期训话：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好在他有些文化，以看书、写字排解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寂寞。也是应了那句“秀才倒霉当医生”的古话，给人看病开药，一些感冒拉肚子之类的常见病，吃了他开的药也还顶用。他还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逢春节，还能红火上几天，求他写对联的人络绎不绝，在社员的眼里，他还是和那些“四类分子”有些区别。那年生产队的一个老记工员死了，当下找不到一个能写会算的人代替，当了记工员。可是好景不长，拔白旗、插红旗那会儿，生产队长死活不承认他隐瞒了产量问题，他也被牵连了进来，还给扣上了“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的罪名，用罚站的方式逼迫他们交代，不知谁出的坏着，在门外的雪地里泼上水，在水与雪结块的冰地里站着低头赎罪，工作组和积极分子们在屋里烤火，监视着他们。生产队长冻得忍受不住了，只好“承认”隐瞒了产量，而他却是一字不吐，一直站到天亮，却被冻坏了脚，落了个跛腿的残疾，再也不能下地劳动，生产队破例让他当了队里的饲养员，有苦也只好去给牲口说了。
这位乡亲讲到这里不再讲了，眼看快要到站了，站起来收拾行李时却又发起了议论：人啊！只要把住嘴头子、手头子、球头子就不会犯罪。读书人的嘴头子就像那桦木桠叉又硬又杂，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乱说，右派帽子还不是自己说出来的；人家生产队长都承认了还不顺水推舟，死是个嘴硬，使自己落下个半死不活的下场，何苦来！这位乡亲话音刚落，提着行李下车了。袁老师后来的情况怎样，至今我没打听到。
无独有偶，我高中的化学老师也姓袁，也是一个右派，虽然他的处境比我的启蒙老师好些，但也坎坎坷坷，从中学贬到小学，在“文化大革命”时几经磨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抬起了头，又从小学调到中学，在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时期，调到大学任教。遗憾的是他的不少学生已是高级职称的时候，他从讲师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也许是他经历的曲折和磨难太多，悟出了什么，我去看望他时，从不提过去，而是恬淡地面对现实，并且一再嘱咐我：一定要向前看，按照现在的样子发展下去，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