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尘埃悠悠(2)
以后，不到半年时间，她取代了伍蓉的团支部书记及车间主任职务。她精明、圆滑，既能抓好工作，又能照顾上下关系。刘廷才有些惊异：“小施，真没看出，你还这么能干！”她娇嗔地笑道：“刘书记，以前你能发现我吗？”
那年就是庚子年。“孤鸿西离去，跃飞庚子中”。说的，就是离开宜宾到锦都后的事情。那么，“系铃又解铃，壬戌自晓通”又是什么意思？施玉兰费劲地想着，几乎一夜没合眼。
三
刚放疗时，施玉兰觉得还有效果——咳嗽、胸痛等症状明显减轻，脸色也变得红润，就着豆腐乳，还能吃一小碗饭。两个多月后，她的病情急剧加重，声音嘶哑，气促，面部亮亮地现着水肿。费兰着急了，找了省医院一个关系，将她送去住院。除开她，病室里还有三个病人，都是恶性肿瘤。一个是肺癌，刚动了手术，每天不是绝望地紧闭双眼，就是乖戾地对家人大发脾气。另一个三十多岁，农村来的，乳腺癌，总在为凑齐手术费用发愁。还有一个六十来岁，肝癌晚期，采用保守疗法延长生命。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形象的机关干部，据说曾被打为右派，四年前才平反。也许是人生之路过于坎坷，这人有些愤世嫉俗，时而神经质地炫耀年轻时的才华，时而低沉地长吁短叹：“上辈子我作了什么孽啊，要受这些苦！……”病房的气氛，压抑又沉闷，充斥着腐朽的死亡的气息。说是病室，其实更像一副开有门窗的硕大的棺材。
躺在病床上，施玉兰时常不自禁地陷入沉思。奇怪的是，最近的事，始终记不住，而那些遥远的往事，恍如刚才发生，历历在目，异常清晰。伍蓉的面容常常浮现出来，总是批斗会上的模样，眼里装满难以置信的惊愕、痛苦、愤慨……那是她与伍蓉的最后一面。不过，想得最多的，仍是算命纸条上后两句，她仍未弄清意思。
一天下午，狮子门洞儿几个邻居来医院看她。大家告辞时，她叫住郑华石，说有事请教。
她讲出二十多年前的算命经过，拿出那张纸条，请郑华石分析。
“那天费兰问庚子年啥的，我就纳闷儿。现在的年轻人，哪个还关心皇历。这几句话，像五绝又像偈句。前两句好懂：孤鸿，指鸟指人都可以，离开西方或是飞向西方；庚子年遇到好运，发达了。后两句有点费解。系铃又解铃，既可指他人，也可指自己。不管指啥，是说因果关系。壬戌年嘛，就是今年。就是说到了今年，自己就会知晓想通，或者就有结果……”郑华石耐心地逐句解释，不由诧异地反问，“这么多年了，你还留着纸条，看来你相信这些？”
“当时觉得有点玄乎，就留下了。这些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她搪塞道。
纸条的意思基本弄清了。她怀着敬畏而神秘的感觉，细细地想起来。系铃又解铃，指谁？自己，还是别人？别人又是谁？伍蓉？费培松？……在她一生中，恩怨情仇纠结不清的，除了伍蓉，就是费培松。
费培松对她，对家庭，应该是尽责尽力。他开长途货车，几天回一次家。有时跑西藏，一个来回就半个多月，回家休息两天，又要出车。虽是辛苦，但收入也高。除了必需的开支，施玉兰把他的钱管得极紧，甚至精确到以分计算。她坚信，男人钱多绝非好事。每月，她都要细细地计算费培松的收支。有时行车补贴合不上，或是她怀疑费培松的解释，就会冷冷地将眼角一垮：“说实话，到底领了好多钱？”费兰从小耳濡目染，也站在旁边帮腔：“快说，到底领了好多？”遇到这种时候，费培松不是憨厚地笑着辩解，就是坐到一边闷闷地吸烟。“文革”开始后，施玉兰参加了造反组织，后来又担任革委会副主任。再后来，造反派倒霉了，她的副主任也被免了，贬到车间当工人。反正，一二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她总在忙，总有事做，很少关心费培松。多年来，她已经习惯这种生活：费培松出去七八天，回来住一两天，然后又出去，周而复始地循环。这个家，有无费培松，好像都一样。她同费培松出现别扭，最先是在夫妻生活方面。费培松没什么其他爱好，调剂心理和生理的主要措施，就是上床睡觉。他性欲极强，有时一夜要做两三次。她受不了，经常借故躲开，与女儿一起睡。费培松敢怒不敢言，越来越沉闷地吸烟。后来，他们之间除了几句家事，几乎找不到话说。六年前，在费培松的随身提包里，施玉兰偶然发现一张照片，一切才真相大白。照片上，费培松与一个年轻女子倚在一起，甜甜地笑着。原来，费培松在外面早有女人。那女人在龙泉山上一个小饭馆上班，费培松开车经过，常在饭店吃饭。那时物资紧俏，驾驶员是令人倾慕的职业，俗话说喇叭一响，黄金万两。那女人常托费培松买些便宜东西，你来我往，竟好上了。费培松承认这种关系。他说，那个女人除了年轻，哪点也没施玉兰强，但她对他好，洗脚水都给他端到床边。施玉兰无法忍受这突来的奇辱，不仅果断地离婚，让费培松净身出户，还拿着照片告到运输公司，让费培松受了记过处分。费培松离家那天，她在院里破口大骂。看着费培松灰溜溜地离开，瞬间，她衰竭不堪地瘫在椅子上。她骤然觉得，真正的失败者是她，她被那个脸上生满青春疙瘩的乡下女人打败了。以后，她同费培松再无任何联系。费兰也与费培松断绝父女关系。有不知情者问起父亲，费兰总是冷冷的一句话：“出车祸，死了。”
离婚后，对费培松的事，施玉兰一直耿耿于怀，无法想通。汲取这个教训，三年多前，面对费兰的婚事，她格外慎重。她认为，长得帅气的男人靠不住，经常跑外面的男人也靠不住。她选中同车间李桂贞的侄儿。小伙子叫陈加，通用机器厂技术员，模样机灵，待人处事诚恳干练。“最主要的，他喜欢说话，能够沟通。不像你爸，一句情趣话都说不出来。”她对女儿说，同时提醒要抓住经济大权。不知怎么，结婚两个月不到，费兰同陈加离婚了。费兰说，离婚是自己提出的，在他俩婚礼上，陈加同她同学勾搭上了。
对费培松，施玉兰始终无法平息怨恨。是费培松对不起人，她没半点过错。系铃又解铃，应该与费培松无关。伍蓉呢？……施玉兰心里犹如五味杂陈。纷乱的思绪中，夹带着淡淡的悔意。其实，无论是写信揭发，还是批斗会上面对，这么多年来，对伍蓉，她不是没有负疚。当时，就是那种形势，自己也是那种处境，身不由己！……伍蓉失踪后，伍家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廖安明又结了婚。因新中国成立前曾参加国民党，还去过台湾，“文革”中，他饱受折磨。伍蓉母亲去世后，伍蓉小儿子廖立，也因打架被判刑。大儿子廖凡比较懂事，参加工作后听说不错，已安家搬出去。廖安明夫妇将房子换到西门，也搬出狮子门洞儿……施玉兰突然有一种急切的冲动，想为伍蓉做点什么。这想法如此突兀，像一道炫目的闪电，陡然劈开她混沌的脑子。是为减轻藏得太久的羞惭？还是为她今天的病痛？她无暇细想。她执拗地觉得，算命先生指的“系铃又解铃”，就是隐喻她与伍蓉的关系。冥冥之中，天道公平。也许，采取什么措施来弥补过错，她的癌细胞，会奇迹般地自行消失。
她猛地来了精神，强撑着下床，到值班室给费兰挂电话。她要费兰来，商量一件大事。
四
费兰在百货商场工作，恰逢上晚班。待她急匆匆地赶到医院，已是晚上九点过。施玉兰叫费兰扶着她，慢慢地下楼，来到住院部花园。她不愿在病室里谈这件事。
初冬的风，冷飕飕地从长长的青藤架下刮来。施玉兰坐在夹竹桃掩映的石凳上，黑暗拥着她，像一个孤零零的幽灵。费兰怕冷地缩着头，坐在她对面。
施玉兰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详细地叙述了下午郑华石的分析，又谈出自己对算命纸条的解悟。她激动而又有些恍惚地说：
“不管咋样，我多少有些对不起伍蓉。我要退一间房子给她。她不在，就退给廖安明。我们两个住一间，够了。明天，你帮我去找廖安明，请他来医院，我当面对他说。”
费兰倏地愣住。她惊诧地望着母亲，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
“明天你就去。你不懂，有些事情，是有前因后果的。说不定，这件事一办，我的病会轻松得多。”施玉兰固执地坚持。
费兰哭笑不得。她不明白，几十年前的事情，怎么忽然让母亲如此上心？为什么要退房子，莫名其妙！何况，退房子与肺癌又有什么关系？她体贴而圆滑地说：
“妈，现在不谈这些，重要的是治病。可能，下午老邻居来看你，你联想太多了。好好休息一下，就没啥了。”
“你到底想我死，还是想我活？”施玉兰激怒地沉下脸，冷冰冰地瞪着费兰，“想我活，明天就去找廖家的人。那张算命纸条，说得相当清楚。”
“好，好，我去。”看见施玉兰生气了，费兰勉强答道。她压根儿不相信算命什么的。纸条上的话，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分析也合理，怎么理解都行。她觉得母亲变得不可理喻，心中涌上一阵委屈。母亲只想着自己的病，想着那些乱七八糟的陈年往事，一点也不替她考虑。如果明后年自己结婚，男方没有房子，住哪里？自己今后生了孩子，也要有地方住。还有，一直传闻米市街要拆迁，按照现在住房面积，政府另外安排房子。让一间出去，就要小一半。虽然是公房，转让一间给人，按市价，至少也值一两千元。
“听说，廖安明换的房子，在花牌坊一带。你去问问，能找到的……你说，明天廖安明来，我咋给他谈？……”望着灯火稀疏的住院部大楼，施玉兰眼里，闪跳着希冀的火焰，沉思地说。
费兰随口应付着。她抱定主意，以各种借口敷衍，绝不退房子，实在拖不下去，就说廖家记仇，不来。她清楚，母亲的病无法治好，也拖不了多久。她要替自己打算。
施玉兰呆呆地坐着。夜，更深了。风，冷冷地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