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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快乐的吉他(1)

书籍名:《折射的光斑》    作者: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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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吉他的想法,是莫名其妙冒出的。那天,他去彭登全家玩。彭登全是他同学,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在青川县当知青,一年中,大半年在城里。刚好,彭登全的姐夫来了,背着一把吉他,模样很是潇洒。他自弹自唱,先是俄罗斯民歌《纺织姑娘》,又是印度尼西亚民歌《星星索》。那低沉优美的琴声,刹那,在毕可一心里激起奇特的共鸣。当时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吉他。

  可是,他没有吉他,也没钱买吉他。学校出来,一部分同学,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部分插队下乡。他是独生子女,按政策留城,等待安排工作。他打听过,国内最好的吉他,是广州生产的“红棉牌”,不要说商场很难有货,就是有,也要三四十元一把。他买不起。他抱着侥幸心理,准备择机向家里要钱。从小,由于他身体不好,父母对他比较迁就。他瘦瘦的,脸色黄中带青,总像睡眠不足,无精打采的。但他眼珠,却又黑又亮,透着悟性和机灵。父母心疼他体弱多病,又没有工作,心情苦闷,凡事大都顺着他。他喜欢无线电,父亲几角一元地塞给他,让他买些零件来摆弄。他喜欢修钟表,父亲把旧怀表给他当试验品,还从收荒匠那里买来两个破钟,由他鼓捣。可是,买把吉他,要三四十元,不是三四元,家里能给吗?他毫无把握。

  那天,晚餐很丰盛,有红烧肥肠和火爆肠头。母亲在猪鬃厂工作,偶尔分些猪下水,既便宜又好吃。父亲是建筑公司预制厂工人,上班很累,每晚都要喝几杯酒。母亲双手成天浸在水里清洗猪鬃,患有风湿,有时也陪父亲喝一杯。见他俩心情不错,毕可一拐弯抹角,提出想买一把吉他。

  “三四十元,呵?”母亲像被滚烫的烙铁一灼,心疼地嘘起来。

  “太贵了。”父亲想了一下,断然否决道,“我同你妈的工资,加起就七十多元,除了开支,剩不了几个。再说,总要存点钱。我们老了,需要钱,你今后结婚、养娃娃,哪样不用钱?”

  毕可一垂头丧气地承认,父亲的话有道理。

  虽然碰了钉子,毕可一丝毫没有气馁。他走火入魔般绞尽脑汁,想着怎样才能买吉他。他忽然想到彭登全。彭登全性格憨厚,对他很信服,遇事多听他的。更重要的,彭登全母亲虽然在纸箱厂上班,收入一般,但他父亲,在蹬人力三轮车,累是累,每月至少挣七八十元。对!叫彭登全找家里要钱,买把吉他,大家一起学。毕可一欢天喜地,去找彭登全。

  彭登全一口答应。他蛮有把握。平时,虽没向家里要过这么多,但两元五元的,只要他开口,父亲从不拒绝。他叫毕可一别走,说不定,等下钱就到手了。

  “啥,四十元?吉他是啥东西,不能吃不能喝,遮不了风挡不了雨,有个屁用!”下班回家,彭登全父亲一听就火了,把装水的军用水壶重重地朝桌上一放,没好气地训斥起来,“老子日晒雨淋,一身臭汗,脚都蹬软了,不过挣两三元钱。你饭胀饱了,闲得发慌,还‘接他接你’的?”

  毕可一完全失望了。不过,拥有吉他的念头,蛇一样地死缠着他。他茶饭无心,恍恍惚惚地只想着吉他。夜里,他常常无缘无故地惊醒,睁开眼,黑暗中,好像全是飞旋的吉他。

  一个偶然,他萌生出自己做吉他的想法。

  那天,他吃过晚饭,走出鲁家祠堂,到当铺院子去。很多年前,那里曾是“庆胜”当铺。院里的江沂也是社青,常在院子门洞拉小提琴。他想托他问问,有没有卖旧吉他的。如果只需十多元钱,他还能想法。江沂不在家。从江沂的小院出来,路过另一个小院时,忽然,院内一段话引起他的注意。

  “……和尚都是人学的。我就不相信,只要有图纸,依样画瓢,啥子做不出来?结果,我带着两个徒弟,忙了一个月,还是把大殿修复了!……”院内,何木匠喝着酒,正唾沫四溅地大声吹嘘。

  犹如闪电划过漆黑的夜空,毕可一骤然受到启迪。对,自己做!他激动起来。接连几天,他调动所有的大脑细胞,策划着做吉他的步骤。他把吉他分解成三部分:琴头带弦板;琴的面板和底板;琴身那一圈围板。琴头好办,照着做,实在做不好,找个木器店加工,花不了多少钱。琴板也不难,依着大小尺寸,用钢丝锯,从层板上锯下就行。麻烦的是琴的围板,那弧度和曲线,很难处理。他终于想出办法:照琴身大小,用水泥浇铸成内模和外模;按照吉他围板的长度和宽度,锯好层板,用水泡透,再用水泥模内外一夹,挤压成型。他兴奋得难以抑制,匆匆去找彭登全商量。

  彭登全一听,乐得憨头憨脑地傻笑。他们确定了合作方式:做吉他以毕可一为主,彭登全打下手。但加工琴把、买清漆、配琴弦等,都由彭登全承担费用。计划做两把吉他,一人一把。“没关系,钱由我出,你只管做。”算账下来,听说做两把吉他只需十来元钱,彭登全便一拍胸口,爽快地答应下来。

  第二天,他们开始行动。

  毕可一买来纸板,叫上彭登全,一起去他姐夫家。他俩拿着吉他,尽量精确地测量,把形状原样画上纸板,再小心翼翼地剪下。回家,毕可一直截了当地给父亲讲,准备自己做吉他,不过,要搞一张三层板和一些水泥。父亲爽快地答应了。近来,他觉得毕可一像是被鬼缠住,神魂颠倒地天天想着吉他,令人忧虑。他想实在不行,就咬牙买一把,省得儿子憋出啥毛病。现在,毕可一不要他掏腰包,只要水泥和层板,事情简单多了。没一两天,他从厂里搞回两袋水泥、一张层板,说还需要什么,尽管开口。

  鲁家祠堂院坝里,毕可一同彭登全忙了四五天,终于浇铸好水泥内外模。为使形状更精确,彭登全跑到姐夫家,借来吉他,现场比对着修正。内模整块都用水泥浇铸成。外模因要合模,只能做成两块。在毕可一父亲的参谋下,他们在外模两端分别嵌上螺栓和螺帽,以便合模脱模。接着,他们又拿着彭登全姐夫的吉他,找到一家木器店,依样加工琴头、弦板和调弦的小琴钮。总共花了三元钱,选的是花纹漂亮的桦木。他们照着纸样,锯下面板和底板,围板用内外模挤压定型。最后,他们取回加工的琴头,用牛皮胶精心粘上各个部件,整体再刷几遍清漆,两把像模像样的吉他就做成了。

  配上琴弦后,毕可一试着拨弹。琴声低沉中略显嘶哑,共鸣声有些空洞,比彭登全姐夫的吉他差远了。但是,这毕竟是吉他,绝非琵琶或三弦。而且,它还是自己一手一脚做成的,一共花了不到十元钱。毕可一心里充满自豪。他挑一把,剩下一把给彭登全。他借回一本《吉他入门》,成天抱着吉他练习。他幻想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同彭登全姐夫一样,潇洒自如地自弹自唱。

  这段时间,毕可一过得很快乐。只要有时间,他就抱着吉他弹奏,嘴里还轻轻地哼着歌曲。手指酸痛了,他稍稍休息一下,埋头捣弄他的收音机。两三个月后,他进步很快,能够弹唱十多首曲子。虽然,他的技巧远远谈不上娴熟,但配上简单的和弦,还像那么一回事。偶尔,院里小孩还主动缠着他,要他弹吉他。兴致上来,他会带上吉他,去找彭登全合奏。一个高音部,一个低音部,弹出来,别有一番情趣。背着吉他走过大街小巷,迎着路人钦羡的目光,毕可一轻飘飘的,很是骄傲。

  元旦节后没几天,周总理逝世了。街道和居委会,相继组织社青参加悼念。毕可一不关心政治。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学习,他总找借口不参加。但是,他对周总理很崇敬。他找来松枝柏丫,在家里设了一个小灵堂,表示追悼。接着,街道传出招工消息。去年招过一次工,十个人中有一个人工作。听说这次招的人更多,毕可一满怀希望。他把招工消息告诉父亲。父亲先还高兴,转而担心:“我们一没关系二没钱,能招你吗?”毕可一认真的一想,也是!自己很少参加街道活动,又没啥特长,能有把握工作吗?他思来想去,决定少在吉他上花工夫,多去办事处挣点表现,再动脑筋找找门路。

  一天,他与彭登全闲聊,谈到找工作的种种艰辛,彭登全大大咧咧道:“关系有的是,我姐夫外面熟人多。不过,凭啥人家白帮你,要送礼啊!”彭登全也在发愁。去年,他所在的公社,推荐了三个人上大学,一个有过硬的关系,另两个全靠送礼走后门。今年,又有几个指标,他想争取当工农兵学员。

  “你爸有钱,找他要。”毕可一说。

  “不是送一次就算了,各个环节都要打点。可以向家里要,不过,钱花了,事没办成,咋交代?”彭登全搔着乱蓬蓬的头发,叹口气,“如果我们自己有钱,就好了。”

  提到钱,毕可一就像泄气的皮球。每月,父亲给的两三块钱,上街花一点,再买点收音机零件什么的,三两下就没有了。前几天,吉他弦断了一根,他没钱买,只得向母亲要。

  霎时,钱,成了难以逾越的屏障。似乎只要有了钱,就可以找路子送礼,毕可一就能够工作,彭登全就能够上大学。

  毕可一怔怔地想着。彭登全百无聊赖地拨着吉他。

  突然,毕可一眼睛一亮。

  “有了!”他欣喜地抓过吉他,“这就是钱!我们做几把,把它卖了,不就有钱了吗?”

  彭登全明白过来,高兴地咧嘴笑着。

  他们计划先做两把吉他,卖出去后,用赚的钱,再做四把。六把吉他,假如每把卖二十元,总共可卖一百二十元。如果还不够,再做吉他卖。开始需要的材料钱,毕可一叫彭登全垫着,以后统一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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