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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梦红血红(1)

书籍名:《折射的光斑》    作者: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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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红兵惊叫一声,遽然醒来。他撑身坐起,怔怔地望着墙壁,心有余悸地拭着额上的冷汗。

  “哥,又做噩梦了?”阁楼上,妹妹齐洪玉关切地问。她扶着活动木梯,小心翼翼地下楼,走到齐红兵床前,“回来几天了,你街都不上,还不闷出病?记住,雷志远在办事处等你,你一定要去。晚上七点,曾慧要来。我参加街道学习去了。”

  齐红兵机械地点点头。

  他理解妹妹的苦心。雷志远是他中学同学,留城待业,现是街道团支部书记。妹妹叫他去见雷志远,想为他今后打下铺垫。曾慧小学与他同班。一九六九年春,他未满十六岁,进了中学。曾慧是超龄生,分配到曙光电子厂工作。他俩关系一直比较亲密,虽没挑明谈恋爱,但都有恋爱的感觉。除了他去缅甸的一年多,他们一直在通信。回来这几天,他对什么都没有热情,没去找她。

  齐红兵今年二十岁,中等个子,偏瘦,棱角分明的脸上,现着认真、严肃的神情,与他的实际年龄不太相称。他眼睛不大,但是炯炯有神,时常定定地看着什么,好像在费劲地思索。有时,为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或是为一句旁人听来轻描淡写的话,他会神经质地突然激动,执拗地非要辩出输赢。他从小喜欢下围棋,小学时曾获全区少年围棋比赛亚军。他还喜欢读名人传记。他发誓,要像无数仁人志士一样,为理想、信仰,献出青春和生命。“文革”开始后,他挑头,在小学成立“红小兵战斗队”。他用积攒的零花钱,买来面粉和铁桶、毛刷,每天在家熬一大桶糨糊,带领几个同学,去帮大学生贴标语。为了表明革命决心,他偷出户口本,去派出所缠了许久,将姓名“齐洪彬”改成“齐红兵”。学校号召去云南支边,全班他第一个报名:既为理想,也为妹妹。按照当时政策,他去支边,妹妹可以留城。一九七一年三月,他到了瑞丽的一个橡胶场。几个月后,因为一个突发事件,他愤而离开农场,越过边境,参加了缅共人民军。一九七二年一次战斗中,他所在部队被打散。他左手四个指头被弹片削掉,光秃秃的只剩下大拇指。他连夜逃过国境线,回到农场。治疗一阵后,农场让他回家休息,待有政策,再解决他的问题。这样,离开锦都两年零五个月后,他回到自己出生和成长的米市街。当汽车在瑞丽到昆明的重峦叠嶂中蜿蜒,他无比深情地想着亲人、同学,想着熟识的大街小巷,想着历历在目而又似乎遥远的过去。可是,回家后,他忽然感到强烈的厌倦。他鄙夷这死气沉沉的氛围,讨厌这一潭静水似的平淡生活。他不由自主地想着缅甸的战火硝烟,连午睡片刻,也会噩梦不断。刚才的梦中,他梦到自己已经牺牲……

  齐红兵看看表,两点半了,忙下床,用冷水擦擦脸,向街道办事处走去。

  “黑了,瘦了,更有精神了。”走进团支部办公室,雷志远一眼认出齐红兵。他诧异地上下打量,“怎么,全身军装,好像才从部队转业。”

  “我当过兵,缅共人民军。”齐红兵神情凝重地回答。他喜欢军装。从缅甸回来,他搞来两套军装作纪念。此时,他下身绿军裤,上身黄衬衣,袖扣扣得整整齐齐。

  “哦……”雷志远淡淡应道,拖长的尾音,讥笑一般画着问号。

  齐红兵敏感地说:“缅共人民军也是无产阶级军队,也在为共产主义理想战斗。”

  见他已拉开辩论架势,雷志远宽厚地挥挥手:“不谈这些。回来后,有啥打算?”

  “还没想。”齐红兵落寞地坐下。

  “应该想。大好青春,不可能没有追求。”雷志远推心置腹地说,“是不是这样,虽然你关系还在农场,也可以帮着做一些组织居民学习、写墙报板报之类的事。你要多参加团支部活动,尽量提高自己。今后,无论你回云南还是留在锦都,都大有好处。”

  他勉强点头。

  “俗不可耐!”走出办事处,他愤愤地将一块石子踢得老远,不屑地在心里冷笑。

  吃过晚饭,父母出去纳凉,妹妹在厨房洗碗。他靠着床头,翻阅他抄录的“格瓦拉日记”。在农场,他借来这本日记,没看几页,立刻被格瓦拉的无畏精神吸引。他熬了二十多个晚上,一字不漏地抄下日记。这本日记随他到了缅甸,伴他走过枪林弹雨,又跟着他回到锦都。每当他情绪波动或感到意志不够坚强,他就强制自己翻开日记,用格瓦拉火一样的格言激励自己。“你们应当永远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宝贵的品质!……”他默念着。这时,曾慧跨进来。

  “回来了,也不告诉我?不是洪玉来,我根本没想到你在锦都了。”曾慧兴奋地凝视着他。

  他歉疚地笑笑,起身给曾慧泡茶。齐洪玉含笑端出一盘西瓜,知趣地拉上门,躲出去了。

  “你的手,哎,四个指头都没有了!……”曾慧心疼地抓过他的左手,眼里顿时闪出泪光。齐红兵写信告诉她,自己在缅甸挂了点彩。她压根儿没想到,伤得如此之重,等于残废了。

  “没啥,轻伤。”齐红兵敏感而难堪地缩回手,讷讷道,“回来前,本想给你带只‘梅花’表,走得急,忘了。”

  “能够平安回来,就谢天谢地了!听说,很多云南知青投了缅共,都死在那边了。你也是,说走就走了。”曾慧掏出手绢,擦着泪花,忽然想起,“那你今后咋办?回云南还是留在锦都?”

  “农场没明确,说有政策再解决。”齐红兵郁郁寡欢。

  曾慧忧心忡忡地叹着气。害怕引起齐红兵感伤,她转开话题,谈起自己的情况,包括厂里的工作、与同事的关系、家中琐事等。

  齐红兵心不在焉地听着。他渐渐觉得,随着曾慧的话,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他俩越拉越远。两年多前分别时,他们互赠照片和日记本,彼此激励要好好学习、认真工作,为理想而奋斗。“现在,是我变了,还是她变了?……”齐红兵不由泛起淡淡的苦笑。谈了一阵,曾慧明显感到齐红兵情绪低落,提议出去走走。齐红兵说太热,不想出门。后来,曾慧也觉得找不出什么话说,表示想走了。送她出门时,齐红兵嗫嚅着试探:

  “你看,我残废了,同你站在一起,简直自惭形秽。”

  “这有啥?我们永远是同学,是朋友!……不过,你应该想想前途,我们都二十岁了啊!……”曾慧又叹一口气。

  目送着曾慧远去的背影,齐红兵百感交集地倚着房门。他希望曾慧能说:“不管你残废没有,我都喜欢你!”他会紧拥着她青春洋溢的身体,永远永远,直到地老天荒、沧海桑田!……但是,她没说,可能永远也不会说!在这个终日灰蒙蒙的城市中,呼吸着庸俗的空气,人会不由自主地变得浅薄而市侩!他痛苦地在心里苦笑。

  那天晚上,他沮丧到极点,很久都无法入睡。

  像在梦中,又像异常清醒。一九七一年八月那个傍晚,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他眼前。

  到云南支边后,每月二十八元工资、三十八斤大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日忙碌在橡胶林里。亚热带的烈日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无法冲淡浓浓的乡愁。每天吃过晚饭,知青们打牌下棋,聊天散步,聚会喝酒,用各种方式,驱逐黑暗带来的寂寞。一个同学甚至养了两组蚂蚁,训练它们结队厮杀。齐红兵除了偶尔下下围棋,稍有时间就看书。这天饭后,他拿着季米特洛夫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准备给一个同学还去。一路上,他的思绪,完全沉浸在季米特洛夫激昂而深情的呼喊里。路过连部办公室,突然,“救命啊!”房内传出一阵惊呼。

  “有情况!”他未及思索,三两步冲到办公室前,用劲敲门。

  门开了。连长彭湘山敞着衬衣,恼怒地堵在门口:“你来干啥?”

  这时,同连的上海知青朱文娣满脸惊惶,拉开房门跑出来。

  瞬间,齐红兵明白了。这段时间,兵团接连出了几起侮辱女知青事件。大家群情激愤,人心惶惶。上月,相距不远的二营,一个领导酒后强奸女知青,引起几十个知青绝食请愿。他厌恶的一瞥彭湘山,打算离开。

  “站住!”彭湘山大喝一声,“朱文娣资产阶级作风严重,我正在严肃地批评她。你无故干扰,想干啥?”

  “我听到有人喊‘救命’,以为出了啥事。”

  “你发神经吧,哪有声音?”彭湘山看看空旷的周围,一脚踢开门,指着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有吗,耗子声音都没有!我警告你,今后再这样,我一定要从严处理。”说完,他锁上办公室,扬长而去。

  齐红兵怔怔地望着他的背影,气愤得双唇颤抖,手足也陡然一阵冰凉。伴随着愤慨,内心也无比痛楚,仿佛谁用利锥刺着他的心脏。忙碌的没有激情的生活,不公正的蒙昧的一切,绝不是实现自己革命理想的地方。这样生活下去,再锋利的钢刀,也会在平庸中锈蚀。

  当夜,他偷偷地离开农场,越过瑞丽河,进入缅甸。

  走前,他在桌上留下一张信笺,写着格瓦拉的名言: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

  快到中秋节了。母亲给齐红兵五元钱、几张糖果票,叫他上街买月饼。这些事,从来是母亲和妹妹操持。有人给妹妹介绍男友,母亲不放心,要陪着去,只得叫他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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