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我们走在大路上(2)
这时，一个女人闯进我的生活。她叫叶思琴，我们公司招聘的客户部经理，巴中人，大学毕业生，23岁。她模样长得一般，眼睛却很漂亮。对了，我们浣花中学一班，有个女生叫宁苹，你们还记不记得？1969年学校文艺演出，我演“白毛女”中的大春，她演喜儿，所以印象很深。小叶的眼睛长得像宁苹，泉水般清澈，眼睛水汪汪的。小叶工作勤恳、努力，很快成为我的得力助手。天天接触，时间一长，我们不知不觉地生出感情。有时我甚至感到，我每天去上班，为的就是能够看见她。同样，我的直觉告诉我，她所以这么充满热情地工作，并不是贪图那点工资，更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因为我。你们不要贼兮兮地笑，我不是在讲一个俗艳的故事，我是真的爱她，从未有过地爱她。做生意这么多年，陪客户，也进过歌厅酒吧，去过按摩桑拿。不过，我从没拈花惹草。但对小叶，我真的动了感情。一次，去乐山谈业务，晚上，我们住在一起了。这一切都发生得非常自然，就像黑夜过去，太阳必然升起。
没多久，我给她租了一套房子，买了家具、电器等。我挖空心思地编造各种借口，经常不回家，晚上同她在一起。我俩扮演着双重角色：白天在公司，我是老板，她是下属；夜里，我们是难舍难分的爱人。那段时间，我觉得我是天下最幸福的男人，真愿人生就此凝固，永远如此。
哪知，最美的东西都是短暂的。昙花美吧，可花期极短。不知怎么，妻子听说我同小叶的事。她根本不相信我的辩解，说这种事太多，一抓就是一大把。
“我给你两条路。一条，立即辞退小叶，不准同她再有任何来往；另一条，我们离婚，照股份分割公司。”妻子盛气凌人地对我宣布。
注册公司时，考虑到要他堂兄帮忙，妻子占90%股份，我占10%。如果照这个比例分割，我等于失去公司，白干了八年。不过，要我同小叶分开，我又舍不得。对她，我是真感情啊！迫于无奈，我表面辞退小叶，暗地里，依旧与她密切往来。我需要时间考虑，到底该怎么办？
哪知，更倒霉的事发生了。十多天前，小叶告诉我，她怀孕了。我叫她做人流，她死活不干，说哪怕与我分开，她也要把孩子生下来。因为，这是我同她爱情的结晶。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天地像在旋转，而我不过像狂风中的一片枯叶，根本无法左右命运，不知道会怎样飘零。
今天来这里，是妻子堂兄约我，除了劝和我们家庭，顺带谈一笔装修业务。
我曾经认为，我比较优秀，也算半个成功男人。现在，这些感情纠葛压着我，连灵魂都变得灰溜溜的。与妻子离婚，公司没了。与小叶分手，我又实实在在地爱她。何况，她怀着孩子，真生下来，我又怎么办？这些事对精神的杀伤力，不是有几个钱就能解决的。说句真心话，我羡慕宿迁，轻轻松松地在机关上班，只有权力，没有压力。唉，也许，我一开始就不该搞装饰公司，不该拼死拼活地只想着挣钱。开头错了，一切都跟着错下去。
“那，你到底咋办？”秦家能着急地问。
“要是我清楚，还问你们干啥？我喜欢女儿。现在，我只有儿子。要是小叶——不说了，他妈的，提起就头痛。”申平原烦躁不已地大口喝酒，苦闷地抽烟，仿佛喝着、抽着不尽的痛苦。
“这种事的确麻烦。我建议，你尽量说服小叶，给些补偿，让她把孩子做了，再果断地分开。”宿迁思索着说。
“可是，我的确喜欢她啊！”申平原愤愤地叫起来。
“那就没法了。事已至此，你必须要做抉择。”宿迁无奈地笑笑：“至于我，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最近遇到一件事，就让我无比苦恼。今天，起重设备厂请我吃饭，也与这件事有关……”宿迁慢条斯理地讲起来。
你们两个，一个支边回来，一个知青上调。我呢，眼睛高度近视，留城当社青。你们都清楚，我1977年参加工作，单位太差，弹棉社。我索性不顾一切地复习，第二年考上大学，学校出来，分在机械局。在机关，我整整干了十年，混了一个副处长。副处长，听起是好听，不过，说起你们别见笑。我们处一共三个人，上面的处长姓刘，比我大四五岁，下面是一个才到机关两年的小姑娘，没啥工作经验。所以，我名为副处长，实际是全劳动力。处长可以把工作丢给我，我没法安排下去，只有自己累来累去。
这两三年，由于机制、观念、市场、历史包袱等多种原因，大多数国有企业都举步维艰。不久前，由于两个月未领到工资，起重设备厂部分职工去经委上访，将领导围了半天。市里布置下来，要我们局搞一个调研报告，不仅要谈透企业的困难，还要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措施。经委将这个任务交给局长，局长通过分管副局长，交给我们处长，最后落在我头上。我没法再交下去，击鼓传花一样，到我这儿，锣声停了，传不动了。说实在的，我与企业交道打得多，深知他们面临的各种困难。对着工人迷茫的眼光，我经常想，他们有错吗？他们不过只想多干点活，多挣点钱。但是，市场经济的大潮，不可避免地让他们成为牺牲品。我以起重设备厂为解剖目标，又跑了几家类似的困难企业，熬了两三个晚上，写出七千多字的调研报告。报告中，我提出11条解决措施，其中两条，一是，“应该千方百计保证职工工资。否则，不仅将影响职工积极性，还将给社会造成潜在的不稳定”；二是，“建议局机关抽调精干人员，采用一人包一个厂的做法，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对这两条建议，我挺满意，认为落到实处了。哪知，恰恰是它们，给我惹来一串麻烦。
我把调研报告交给刘处长。他看得很仔细。看着看着，他一下冒火了，指着报告问我：“保证工资发放？说得轻松。你去贷款，你去借钱？我们是机关，不是慈善机构。干部下去？哪个愿意下去，躲还躲不赢。你是纸上谈兵，没有操作的可能性。”他把这两条建议删去，签了字，叫我拿去打印。我努力辩解，他根本不听。
调研报告交给王副局长后，他大致看了一遍，觉得还可以，就把它转给局长。我以为，我的工作算是完成了。有些意见，领导不采纳，我也没办法。
两天后，早晨我上班，在走廊遇到局长，他叫住我：
“小宿，那个调研报告是你写的？”
“是的。”我恭恭敬敬地回答。
“听说，除了起重设备厂，你还跑了几个企业。难道没有一个人对你提过发不起工资的事？”局长不快地皱起眉心：“报告谈了企业的现实处境，是实事求是的，但还不够，要有解决的措施和办法。你写得有些空洞。”
当时，我也不知怎么想的，或者根本就没想那么多。我向局长汇报了删去的那两条建议。
“哦。”局长点点头，一句话没说。
局长对王副局长说了什么，我不知道。王副局长又怎么对刘处长说的，我也不清楚。大概三天后的一个上午，刘处长走到我办公室，板着脸，说他没有词典，叫我帮他查“暴虎冯河”是什么意思。隔了一会儿，我把这条成语的解释一清二楚地抄在便笺上，送到他单独的小办公室。他眼光略略一扫便笺，阴阳怪气地说：“哦，原来是这样。你要好好理解。”
我莫名其妙地接过便笺，不知他是什么意思。
“那天你对局长反映了啥？”他冷冷地问。
我如实说了碰见局长的经过。
“这么说，我，还有王副局长，都不及你看问题深刻？”他讥讽地挑起眼睛：“越级告状，是官场大忌，你不会不懂吧？”
我讷讷地对他解释。他不听，叫我出去。走出他办公室，我陡然醒悟他的用意。“暴虎冯河”是指空手搏虎、徒步涉水过河，比喻有勇无谋，自不量力。我一阵愤怒，瞬间像受了极大的侮辱。我想冲进他办公室，再作一番申辩，我绝无任何背后射冷箭的意思，他不应该以阴暗的心理揣度我。刚一转身，我又无力地收住脚步。说了又怎样？能起什么作用？我自信是磊落的，别人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随他。
后来我听说，局长不仅在王副局长面前表扬我，还流露出对刘处长的不满。这些话，刘处长全知道了，当然把我恨得咬牙切齿。局里采纳我的建议，抽调干部下厂。刘处长第一个推荐我。我清楚他在报复，想把我推出去，眼不见，心不烦，恨不得让我永远回不了机关。前天下午，下厂座谈会开完，局里欢送我们。饭后打麻将，我赢了十多元钱。他冷嘲热讽道：“宿副处长，祝贺你名利双收。名嘛，调研报告写得好；利嘛，赢了这么多钱。”我忍无可忍，把麻将牌一摔，同他吵起来。
你们说，这样活起累不累？官大半级压死人啊！平原说羡慕我，我又该羡慕哪个？机关熬了这么多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副处长。说钱，海鲜吃不起，稀饭喝不完；说权，我上边没人，能有啥权？不过是埋头写材料，眼镜添些度数而已。但是，我不后悔，我对得住我的良心，因为我没说套话官话，讲了真话。下企业后，不管再苦再累，我想实实在在地做点事。
宿迁讲完他的故事，申平原与秦家能都没说话，沉默着。
“妈哟，各人头上一片云，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秦家能恨恨地骂道。
“是啊，我们都活得苦，活得累。”申平原沮丧地说：“也许，这就是生活。”
服务员走过来，说已经打烊，她们要下班了。
宿迁看表，不知不觉，已是晚上10点半。“该走了吧，头都喝晕了。”他征询地看着申平原。
“走。”申平原赌气似的甩出一张百元大钞，生硬地说：“不找了。”
宿迁与秦家能没骑车，申平原的轿车已被堂兄开走。他们高一脚低一脚，走出铁路招待所。
深冬的夜空，像黑沉沉的锅底。昏暗的马家花园路，行人寥寥。寒风从冷清的街口吹来，他们一阵寒战，不禁拉起衣领，缩起脖子。
“我们已经够窝囊了，再缩手缩脚的，更像乌龟。”申平原自嘲地说。他忽然挺起胸膛：“记得吗，以前学校汇演，我们班的那首大合唱，唱的啥歌？”
宿迁凝神一想：“《我们走在大路上》。”
“对，还得过一等奖。”秦家能也想起了。
“唱！”申平原命令地说。他清清嗓子；“一、二、三，唱！”
浑厚的歌声，顿时在寂寥的冬夜唱响。三个嗓音略带嘶哑，但却饱含激情：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神经病！”自行车铃声中，一个骑车人一掠即过，轻蔑地骂了一句。
“唱得好，好！”几个路人，停步朗声赞道。
他们三人手挽手，挺胸，昂头，放开喉咙，忘情地继续唱着：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