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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章 解放军对湘西土匪的围剿(7)
在长达两年多时间的间断性采访、拍摄过程之中，书作者共采访了一百多位80岁左右的老人，如匪首张平之夫人杨炳莲、瞿伯阶之子瞿崇盛、靖国联军第一军军长汤子模之子汤毅强等。他们都是记录湘西历史的“活文物”，一旦他们走了，一段历史或者说他们掌握的那段历史中的人与事便灰飞烟灭。文字与照片成了书作者挽救它们的最佳载体。
至于真实的文物就更多了。如张平老家大院后面的碉堡，虽只是县级文物，却是目前整个湘西保存完整的惟一一座碉堡；又如沅陵县城老街上江边那十几间老屋，是目前沅陵县城里记录历史的惟一一处古建筑。关于它们的那些文字与照片无疑具有很高的保存价值。
五、“演义”之感动
深入的采访是占有丰富资料的前提，占有丰富资料又是顺利写作的前提。在长期的采访过程中，李康学、罗兆勇两位作者感受到了许多人热情的关怀与支持。
在花垣县采访民间篝火舞时，为了再现古时那种火势、舞势，两位作者刚把想法讲出来，村里的人就立即行动起来，七八岁的小孩，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来帮忙，半袋烟工夫劈柴块子就码了一大堆。在猫儿乡唐家湾村，作者找人给一位当年“革屯军”的首领的亲戚带了一个口信，说第二天想采访她。七十多岁的她竟然连夜打着火把走了三十多里山路赶到两位作者的住所。寒风中，老人穿的衣服很单薄，风能把衣边边儿吹得翻起来，面对想了解那段历史的作者，老人脸上时刻挂着笑意。
在一个苗乡采访“锤猫喝血”民俗时，为了重现当初那份仪式的庄重，作者想找个猫，巧的是那个村里因为老鼠药放得太多，猫差不多死绝了，跑到十几里以外的另一个村子才找到，还是很小很小的一只。猫的主人说：猫可以借去演义，作者是为写湘西的书才借的，50元费用不要。后来作者又想出200元把猫买下，现场真实表现一番。猫的主人说：这只猫是万万不能杀的，给2000元也不杀。纯朴之心可见一斑。
六、“演义”之反响
“演义”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文艺报、湖南日报、羊城晚报、东方新报、张家界日报等十多家报刊已作报道。民族出版社姚晓丹撰文指出，该书“真实再现了大湘西那段风雨飘摇、血雨腥风、变幻莫测的沉甸甸的历史……一册在手，读者好像走进了历史的大湘西”。书中“由湖南省少壮派摄影家罗兆勇先生拍摄的照片，起到了很好的烘云托月的作用，给读者的阅读带来视觉的审美快感”。书中图片与文字“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了大湘西独特的魁力”。作家刘晓平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该书“填补了关于描写神秘神奇的大湘西历史题材小说的空白”，并说读完此书，“想告诉广大关注大湘西的人们：了解风情的大湘西，请读沈从文的作品；了解历史的大湘西，请渎《大湘西演义》！”现在，已有制片人与书作者联系表示愿将此书改编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届时，此剧完全可以与《乌龙山剿匪记》相媲美。
（原载《湖南日报》、《张家界日报》）传播大湘西文化的力作——评李康学的《大湘西演义》唐莉敏（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吉首416000）摘要：李康学的《大湘西演义）是历史纪实小说，历史性、纪实性是其特色，这是作者立足于大湘西文化这肥沃的土壤，从历史态度的严肃性、民族记忆的修复力以及人物形象的还原性三方面所努力开掘出来的，从而使小说散发着大湘西文化浓郁的魅力。将从这三方面出发进行论述，以期探讨其对大湘西文化传播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大湘西文化；文化传播；历史态度的严肃性；民族记忆的修复力；人物形象的还原性“大湘西”是一个经由政府和商家努力宣传而渐人人心的概念。然而，笔者认为更好的宣传不在这些热闹和功利的行为中，倒是在湘西这块土地上默默耕耘的文人的成果中，笔者看到了对湘西文化诚实且全面深刻的诠释与介绍，触摸到湘西文化丰富的内蕴。湘西人李康学就是在湘西文化这块富矿中默默耕耘的又一人。他的《大湘西演义》全书内容涉及湘西百余年近现代史，展示了近现代湘西历史的全景，实为传播大湘西文化的又一力作。
本文将立足作者历史态度的严肃性、民族记忆的修复力以及人物形象的还原性三方面予以论述，来探讨其小说对大湘西文化的还原与传播的意义，以期大湘西民族文化的光大。
一、历史态度的严肃性
《中国老区报》多年的记者经历，《张家界日报》二十几年的报告文学、传记创作生涯以及报刊编审工作，让我们看到这严肃性的背景——作者是一个记者型的作家。其职业的素养使他养成了尊重事实的写作态度，其职业经历使他有了让“事实说话”的创作基础。
在史料的挖掘方面，作者首先作历史的“学生”，老老实实地走近历史，进入历史环境、氛围、事件及人物的历史处境，他不仅参考了大量史志文献资料，如：《清史稿》、《熊希龄传》、《湘西事变》、《湘西文史资料》及湘西十多个县的县志等60多部史志文献资料，还怀着一种忠于历史的精神，历时两年有余奔走于怀化、常德、湘西、张家界等地，“足迹遍布30余县，70多个镇，100多个村落，20多个有名的大山洞，60多个有名的老屋场。其中十进吉首、六进凤凰、三进古丈、二进龙山”，记下和拍摄了大量珍贵的记录和照片。同时，还向健在的当事人了解、收集原始素材，在长达两年的间断性采访拍摄过程中，书作者共采访了二百多位80岁左右的老人，如张平的夫人杨炳莲，瞿伯阶之子瞿宗盛，靖国联军第一军军长汤子模之子汤毅强等，他们都是记录大湘西百年历史的“活文物”。
写作过程中，如何把握与处理史料，成为关键。在当代历史小说创作中，有的为了极力表现当代意识，让古人充当他笔下的“演员”来满足今人的“娱乐”需要，拿古人“开心”；有的则一味的表现作家自己的心灵，以泄胸中块垒，而任意颠覆历史，游戏历史。相对而言，本书作者非常尊重历史，在总体上忠实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把历史细节的描绘让位于艺术真实，真正做到了“宏观着眼，微观落墨”。宏观上作者没有忽视对大的历史背景的间接描述，全国性的，有影响的事件运动在作品中出现了多处。如：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北伐战争、“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八·一”南昌起义等等。与这些运动有关的人物更是不胜枚举了，像：湘军将领左宗棠、杨岳斌、田兴恕；辛亥革命领导者孙中山、黄兴；共产党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等。微观上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力图再现历史，以湘西苗民革屯运动为例，作者为了尽量把整个事件描述得真实清楚可信，从“陈渠珍被迫辞职，宋濂泉抗租反陈”一直写到“革屯军接受抗日，张治中视察湘西”，整整花了六个章节。
二、民族记忆的修复力
历史小说对民族记忆的修复作用是巨大的。对于一个读者来说，对作品是否具有民族记忆修复作用的判断，不应仅仅局限于感性认识上，而更应该从理论上及时的去总结分析，多下功夫。《大湘西演义》它首先是立足于大湘西百余年历史的大小事件记忆的重建；其次在描写史实基础上作者又谋求对民族文化进行清理，从而达到文化上的记忆唤醒。
《大湘西演义》从1852年“田兴恕刺臂入筸军”起笔，直到1952年“陈渠珍病逝长沙”落笔，以陈渠珍在政坛上的三起三落为主线，穿插描写了许多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全书所涉及到的主要人物达33人之多，这些人之中，既有共和国元勋贺龙，也有名满天下的大文豪沈从文先生；既有民国内阁总理熊希龄，也有从士兵到封疆大吏，从平民到陆军中将的田家父子；既有毁誉参半亦正亦邪的湘西强人“彭叫驴子”彭春荣，也有凶狠残暴的湘西“匪王”张平，这些历史上有名有姓个性鲜明的湘西闻人们共同演绎了那段错综复杂的大湘西历史。“作者把大湘西风雨飘摇的、血雨腥风的、变幻莫测的、沉甸甸的历史栩栩如生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就是要使经历者再一次重温当时幕幕场景，使未经历者对大湘西历史有一个必要的了解。“写的虽是百年沧桑，却足以浓缩千载风云。这百年是湘西与外来文化大交汇、大碰撞，自身大躁动的百年，也是这个长期被历史所遗忘的南方少数民族最终喊出自己的声音，登上历史舞台的百年”。这就是民族历史的构建，这种构建让人物更加厚重，更加富有智慧和理智，作者对不平凡的历史记忆修复向世人显示出了大湘西无比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
作者不仅仅是叙述显在的历史故事、历史情节，而且还对隐而不显的历史的灵魂进行审视，对历史深处的文化精神进行追寻。第二十五章“革屯军接受抗日，张治中视察湘西”，借陈渠珍对湘西“了如指掌”地为张治中介绍，使楚文化作为一种充满着浪漫激情的文化，在作者笔下得到了进一步的修复。大湘西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一直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蚩尤时代，湘西是南楚巫风未衰的地域，它把远古童年时期的天真、真实、热烈而稚气的种种精神极好的保存下来，并且保存得更加具有神话活泼性。大湘西山高林密、流急滩险、自然条件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人力作用显得无足轻重，固而神话、巫风在这里相当流行，并在世代的流传中积淀为地域性文化和深层的集体无意识结构。从《大湘西演义》中人们可以看到巫风盛行的放蛊、赶尸、谢坟、上刀山、走刀梯、锤猫喝血以及土家茅古斯等等活动的生动记录。同时也可以看到作者笔下，首次披露的“剥皮”、“挖心”等等残忍场面。在这样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速发展的时代，作者敢于把笔墨落到湘西各少数民族古老文化上（神话般的），其精神是可贵的，其意义是重大的。想想那些剥皮、挖心、放蛊、赶尸、上刀山、走刀梯、以及土家茅古斯等神秘场面，无不让人进一步关注、着迷大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对大湘西的神奇风俗文化来一个重新的审视。也许作者已找到了大湘西支撑艺术世界的支点，那就是湘西神话般的种种神奇、野蛮、古老的本土文化。当代生态学家布克钦就此发表了精辟的见地，他说，“技艺本身往往遵循其由来已久的传统，即紧紧地融人当地的生态系统，敏感地适应当地的资源及其维系生命的特有能力。因此，技艺在一地的人群与其环境之间充当一个异常独特的催化角色。”李康学先生自觉地成为了区域文化的掘美者、保存者和传播者。
三、人物形象的还原性
卡西尔说过，艺术和历史学是我们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历史小说作为跨越艺术和历史学这两个门类的一种艺术形式，对人的探索和表现更是有着其得天独厚的优越性。据此，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历史小说是衡量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重要尺度之一，当代历史小说的突出贡献在于：人的还原，让以往被捧上天空的神和贬入地狱的鬼以真实可信的面目回归人间”。
《大湘西演义》对历史人物的总体评价，坚持了唯物主义原则，尊重历史事实，以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条件为基础，以历史人物对大湘西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给予了全面的分析和评价。陈渠珍是作品中最主要的描写人物，可以说他既是大湘西的代表，又是独立的个人。作为群体的人，他是那个时代整体的一个分子，是湘西历史时代的主体，是推动湘西前进的关键性人物和主要力量。对于陈渠珍的描写，作者主要是从其在政坛上的几起几落着笔的，作为大湘西地方上的一个大军阀，得势时他没有吴佩孚雄居洛阳时的野心和气概，然而他却能高瞻远瞩在大湘西推行保境息民，办乡自治，倡办教育，为大湘西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军阀派系斗争中，他没有死心踏地的服从任何一个政治派别，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机警和滑头，但是客观上，在保存实力的同时维护了大湘西的安定。对于这样一位堪称为“湘西王”的人物的人生，仅用其死前那句遗言：“审时度势，知雄守雌”来概括是远远不够的，用“武夫之魄，文秀之心”来形容是比较恰当的。他还能识人才，且并不羁绊人才，具体表现在作品的第十章“沈从文初闯京城，黄永玉勒石悼念”对沈从文的资助，对贺龙的放飞及包容。通过他的雄才大略，励精图治，主动接受时代的风雨洗礼，展示了湘西人以大局为重、审时度势和民族自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