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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名:《姐姐和弟弟》    作者: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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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子也是我们家族的穷亲戚,他是我爷爷的侄孙,属于父系的那一支。他父亲早逝,母亲不守妇道,丢下他们兄弟三个,随一个外乡男人远走他乡。那一年,陈平子已有二十岁了。

他是家族的长孙,为人厚道而沉默。略通文墨,大概是小学毕业吧,或者初中,我也不很清楚。他长相清秀,身材伟岸,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看上去并不见老,显年轻。

他的衣着很朴素,甚至有点随意。有一年春节,他来我们家,竟穿着田间劳动服,还打了补丁,吓了我们一跳。我母亲说,陈平子,你就到这副田地了?也没件新衣服?

他说,有。不想穿。你让我穿什么?穿中山装,还是西服?我看见乡下人穿西服就烦,又不合身份,又土气。

这倒是真的,陈平子不土气。虽然穿打补丁的衣服,看上去也像个农民,可他身上有一种气质。气质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总之,他相貌堂堂。有一次,我母亲叹道,这么一个帅小伙子,命却不好,又穷,又留不住媳妇。

陈平子三十多岁才结婚,是一个外乡女人,也许是买来的吧?家里盖了三间瓦房,也有几亩薄产。可是现如今,农民靠土地为生,已经很难维持了,过得磕磕绊绊的。只是穷。漫无边际的穷,再穷下去,就安心了,不再抗争了。

陈平子能吃苦,脑子也活络。他经营起庄稼来,可不省力气,又是耕种,又是收割,再是天寒地冻,他也要去田里看看。农闲季节呢,他就打短工,为人盖房子,砌砖,弥缝,他是个好瓦工呢。谁家遇上红白喜事了,他便给人出谋划策,关于风俗和细节,怎样闹新娘子,怎样讨喜钱不为过分;何时出殡,儿孙们站在哪里,媳妇们什么时候哭丧,他全懂。他给的建议也极妥当,富有人情味。

也是在红白喜事期间,他给人家当厨子。他置办酒席,从买菜,到烧汰,到洗涮,他里里外外一把手呢。你没看见过陈平子系着白围裙的样子,他干净,清爽,他在灶间忙碌,大声吆喝着。偶尔闲下来,他在庭院里站着,静静地点燃了一根烟。他倚在廊柱上,噘着嘴逗树杈间的鸟雀说话。

你能想像这样一个乡村青年吗,他贫穷,安静,有种不自知的快乐。他坐下来,看地上的一个小姑娘在画圆圈。他逗她说一些无聊的话,自己先笑起来。小姑娘也不搭理他。他又说,哎,给我讲讲新娘子。小姑娘说,有什么好讲的,呆会儿你自己看就成了。

陈平子笑道,你新嫂子长得漂亮吗?

小姑娘说,眼睛大,就是胖了点。

陈平子说,胖好。

小姑娘抬起头来看他,很不以为然地说,胖有什么好?

陈平子细细地眯起眼睛,一脸的坏笑,说,你小孩子家不懂得,女人还是胖的好。

他侧过头去看堂屋的酒席,下午的阳光落在门框里的地砖上。有一个男人侧过头来擤鼻涕。席间有人在猜拳,隔着圆桌,双手比划着,脸涨得通红。陈平子只是微笑着。

结婚已有一些年头了,陈平子还能记得,那天自己做新郎倌的时候,脸上寒缩的笑容。他在庭院里走着,看看这,看看那,说不上两句话,又被人扯开了。他觉得欢喜,可是那欢喜也是茫然的,空洞的,虚飘的,也不知该做些什么。身子被分成了几截,在阳光底下,只是忙乱,纷扰,有片刻的清醒,一点一滴的,全是不相干的。

他女人是两年前失踪的。她原本是外乡人,来无踪,去无影,陈平子也没去找。他知道她再也不会回来了。他带着五岁的女儿过活。——他原本再想要个儿子的。

陈平子觉得羞愧。有很长一段时间,他见人抬不起头来。他把自己关在院子里,一天天地晒太阳。他坐在屋檐底下,袖着手,身体蜷缩得像一只软体动物。晌午到了,他起身去厨房弄吃的,他女儿跟在他身后,抱着柴禾,往灶里擦火。

大约有一个星期时间,陈平子不敢回房睡觉。他女人瘦,干瘪,邋遢,陈平子喜欢丰腴一些的女人。起先,他嫌她不够好看,就有族人出来说话了。大意是,能娶上媳妇就不错了,哪里容他横挑竖捡的。漂亮能当饭吃?他陈平子漂亮,却打了三十多年的光棍!这话怎么说?也有一些年轻后生,对陈平子耳语道,你没经历过,关键不在胖和瘦……陈平子便笑了。

即便隔了两年,陈平子还能想起她的身体。她给与他的好处,她躺在他的脚头,她瘦小的怀里的温暖。

起先是因为自尊;也疼惜他自己;后来呢,就疼惜钱财了。这是真的,他娶亲花了2万多块钱,又是造房子,又是聘礼,他欠着债呢。

我听我母亲说,陈平子曾去过深圳,在建筑工地当瓦工,后因工头克扣工资,半年以后又回来了。说起深圳,陈平子总是摇头叹息。显然,他不太适应那个城市。他拘谨,贫困,没有尊严,也看不见希望。而且,他也不够狡智。

总之,这是一个农民在城市的遭遇。他失败了,带着羞辱,空手而归。他又回到了自己贫瘠的土地上。在这里,他被养育了三十年,他娶妻荫子,他的祖祖辈辈曾在这里天马行空地生活过,死了也安静地躺在这里。

他又操起了老本行,做瓦工,当厨子。一切是那样的熟能生巧,他做活能做出乐趣来。每一道工序,他深谙它的拐弯抹脚处。大到结构的掌控,小到细节的雕琢,他总是得应手。

他有着一个工匠的责任心和道德感。况且,他是自由和快乐的;穷当然还是穷的。

他说着家乡话。爬上屋檐盖瓦,听着人们在说笑话,他也会插上一两句,咧着嘴不动声色地笑着。他是有点冷幽默的。

村路上有姑娘走过来了,他看着,并不像别人那样起哄,搭讪,垂涎。喜欢也是喜欢的,他觉得愉悦。已是春天了,从屋顶往下看,只见得遍地的田野,绿油油的,风吹过来麦子和泥土的清香,他感觉到一种饱满的、结实的气息。那是丰收、富裕的气息,他觉得安全。

他人缘极好,不是个枯燥的人,也知道人情味和做事的分寸感。逢着村人遇着婚丧嫁娶,他被请去当厨子,丧事是不收钱的,纯粹帮忙。喜事呢,不但收钱,喜糖喜烟都拿双份的。他说,我是厨子……托一只不锈钢盘直送到新娘脸上。只在这时,他才是恣意枉为和蛮横的。众人都笑。

家主就说,新娘子给钱吧。(我们当地的风俗,厨子的佣金是由新娘付的。)

新娘从皮箱里取出红包,放进托盘里,仍回坐到床沿上。陈平子拆开看了,把托盘往新娘怀里一塞,紧靠着新娘坐了。他拿手臂抵抵新娘,轻声慢语地说(他的声音很是蚀骨销魂),你不给钱,是不是想留我过宿呀?闹房的人围了一圈,嘻笑着看热闹,也有乘机去摸新娘脸的,气氛更热闹了。

新娘子脸红了,禁不住别人笑话,又添加一份。陈平子仍不依不饶。就这样,一个讨价一个还价,彼此都不觉得过份,众人也欢喜。

总之,这就是陈平子的乡村生活。每次我父母下乡出礼,总是给我带回一些乡野趣闻,还有穷亲戚们的讯息,这其中也包括陈平子。他就这样在乡间度过了一年又一年。他慢慢地长大成人,他情窦初开了,他的青春期是一晃而过的,里头有很多细密的心思,他已经记不起来了。他结婚了,有了女儿,妻子走失了。他母亲早在很多年前就跟人野合了。他蒙受着贫困、羞辱和种种痛苦。可是在某个瞬间里,也有很多日常的喜悦,一点一滴的聚起来,成了欢腾。他享受着,并感激,并忘却。

陈平子很快从他婚姻的不幸里走出来了。他带着女儿过活,又当爹又当妈,虽辛劳,抱怨,倒也平淡,恬静。农闲季节,偶尔出去打打小牌也是有的。

他没有再娶,我想可能是出于经济考虑。日子照样的穷,债务永远也还不清。可是日子还是向前的,一天天地,女儿大了,上小学了。他说,借钱也要供她读书,读到她读不下去为止。

那些年他偶尔来我们家走动,我父母要是问起了,他也会说起生计。他说,卖了两头猪,还了后庄老杨家的钱,明年再还独眼龙的钱……他的口气是那样的淡然,尊严,听不出一点悲伤。他对生活是有希望的,适可而止的那种,不更多一点,也不更少。

我母亲劝他外出打工,早日把债务还了,积攒点钱再讨个女人回来。他坐在墙角笑了。显然,他对这个建议是否定的。他知道自己适应什么样的生活,应该呆在什么地方。他说,在乡间住惯了的……他摇了摇头。

我想,他和那片土地已经融合了。到底是什么使他们更深地联系在一起,彼此不分离?是相宜度吗?是感情?还是惯性?也许是因为胆怯吧?不上进,懒惰,保守,忠于贫穷,乡间能够滋养这种情绪的。

那时候,我并不理解陈平子,也不理解一个人对于土地的亲近感,是地久天长,一天天培养起来的。那几乎也是从血液里带下来的。试想,祖祖辈辈在这里生长,死了也融化成泥土的一部分。土地就像屏障,有了它,人世才安全,可以托附和依赖。屏障外面的世界与他们是不相干的。屏障里面呢,有广阔无垠的天地。每个人都辛劳着,有很多不如意,也坦白而快活。也生动,也自由。

这就是我的穷乡僻壤,穷人们在为生计发愁。更年轻的一辈人外出打工了,有的人滞留在城市,更多的孩子回到了本土。他们带回来新鲜的气息。一开始,他们的衣着和话语简直让那些老派的人看不惯!什么玩意儿!他们抽着旱烟,从胸腔里吐出愤然的气息。

天长日久,那些孩子们也长大了,本份了,年轻时的气盛和理想被那片土地吸收了。他们回归到日常生活里去。也看惯了很多东西,男盗女娼,刁民恶习……城市里的一切离他们远去了。摩天大厦,红歌星的演唱会,很有点异域风情的海滨椰林……那不是他们的东西,记得当然是记得的。

我父亲有一次说起家乡,以一种纯知识分子的口吻、很忧虑地;他说,现代化的进程会很慢,简直没有希望……不是因为贫穷;是人;是土地里固有的一些东西。

可是什么是土地里固有的东西,我当时也不甚明白。

那些年我十六、七岁,就读于省重点中学。我在城里出生,长大;微弱的一点乡村记忆,也是随父母去“下放地”才有的。我并不以为,我与那片土地有太多的联结;诚然,我的祖、父辈曾在那里生活过,他们接受过土地的恩泽,可那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喜欢家里来穷亲戚。那些年,常有乡下人来我们家走动,七弯八拐,都够得上是“亲戚”了。有的我也没见过,甚至叫不上名目。

因为穷亲戚多,我们家总是门庭若市。隔三差五地,这个走了,那个又来了。有时候一天之内,家里来数门穷亲戚也是有的。

他们来我们家坐坐,送来一些土特产品,和我父母说些家常。有的是家里遇着事了:婆媳纠纷,兄弟失和;因为地界和邻里闹矛盾了,够得上吃官司的,来我们家托关系通融。甚至还有一些怯弱愚钝的穷亲戚,连儿女婚恋、进城买台彩电,也要来和我父母商议、由我父母陪同着去买。总之,为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我们家的穷亲戚,络绎不绝。

而与此同时,我在另一个世界里生活,富裕,尊贵,有了知识和新的情感。做解析几何题,读叔本华传。夏天约女友们去吃冰淇淋,坐在沿街的橱窗里看风景。偶尔也谈些什么,交换着心事,吃吃地笑着。

我们相约,要离开自己的小城,考上北大和清华,去大洋彼岸的美国,开飙车,谈恋爱,生孩子。总之,要享受精神和物质,要像浮萍那样漂着,死了也要葬在美国。

而且我早恋了,是高年级的一个男生,打的一手好篮球。高佻,秀朗,家境优越。想起来,我这一生也经历过一些男子和恩爱,无数次的恋爱就像一场恋爱,因为男子都是一种类型的。他们生活在城市,向上,向善,文明和教养在他们身上投下了影子。我再没想到,在我二十八岁那年,我会遇上另一场恋爱,他生活在乡村,他与土地相关联。这是后话。

我还能记得在那些日子里,我和男友走在城市的街道上,看完了电影,谈完了理想和人生,他送我回家。家里的客厅里坐着穷亲戚。

我看见我的理想与现实怎样绝裂地分开来,就像一个讽刺。我母亲叫住我,笑道,这是陈平子,你怎么也不叫表哥?我客气地微笑着,我自己也晓得,我的笑容是浮面的,假的,僵硬的。

陈平子从沙发里欠了欠身子,笑道,放学了?他轻声地咳嗽两声。我看得出他的拘谨和不自在。我想,我的冷漠也许足够让他寒心吧?

他是那样一个敏感而自尊的人,因为穷,一点细微末节的好意和伤害都能感觉到。他倍加小心了。偶尔到城里,也是礼节性地来拜访,送些时令特产,只和我父母说些家常。他很少有事来麻烦我们家,也绝不留下吃饭。看见我和弟弟放学回家了,他就走了。他大约也知道,我们是冷漠的。下一代人的乡村情结是越来越少了。

我母亲过意不去,送他些旧衣衫。他讪讪地站在一旁,竭力推辞着。他不是客气,他是真的不想要。他觉得难堪了。

我站在一旁,因为他的存在,感觉到周围的空气是那样的黯淡,往下沉,直沉到泥土里去。原来,乡村和贫困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让人揪心,不愉快,无奈;它让人麻木,变得意志消沉。

在我的少女时代,一看见家里来穷亲戚,我就变得意志消沉。他们于我,就像一个物体的两面,一面是向上飞腾的,一面是往下坠落的。它们互相牵扯着,谁也脱不了干系。我感觉到我身体里的一部分力量走了,有一种东西沉淀了下来。

我向我母亲哭诉着,我不喜欢家里来穷亲戚,我也不想看见他们。我弟弟也嘟噜着。——他不喜欢和穷亲戚一起吃饭。

我父母站在一旁,暗淡地笑着。他们奇怪下一代人竟是这样冷漠无情,虽然和土地没有接触过,但是人毕竟是人呵。我父亲说,我也是农民的儿子,你爷爷现在就躺在那片土地上。在中国,谁敢说自己和土地没有关联?都是亲戚,何苦来?你们血液的一部分是相通的,脱不了干系的。

我冷冷地听着,没有搭话。我知道自己是要往前走的,会丢弃掉很多东西。我血液里有一部分东西是凝固的,它冷却了下来。那就如河流的分叉,很多年前,我们在同一条母河上流淌;后来分叉了,其中的一支汇入大海,另一支流向荒野。

我们每个人都无能为力。我对我父亲说,这是趋势,只会越来越遥远,你帮不了他们。与其看他们吃力,受苦,不如远离他们。这不是自私,这是善良。

我父亲摇头叹道,这不是帮助的问题——他们也不需要帮助;这是维系。你不懂的。也许有一天你长大了,需要回过头去追溯自己的来由……

我母亲说,每次家里来亲戚,必有一场大闹——她转向我和弟弟:你们撂脸色给谁看呢?你们叫人寒心哪!

我也觉得寒心。是冬天的晌午,阳光落在客厅里一片一片的。穷亲戚刚走,客厅里留有他们的气息:劣质烟味,局促不安的笑容,沾有泥土的脚印子。家里一片狼藉:碗筷堆在水池里,衣橱是打开的,穷亲戚没拿走的旧衣衫堆在床上。一切全乱了套。接济者的宽厚慈悲,被接济者的难堪困窘。我恨他们。

我蜷缩在客厅的角落里,捂着胸口。想起家族里的穷亲戚,只觉得无力,灰败。还在生着气,心一点点地往下沉。贫困卑微是那样消磨人的意志。天是冷的;因为没有吃饭(每次家里留穷亲戚吃饭,我和弟弟便恶意绝食),肚子是空的;因为发过脾气,所以觉得愧疚。阳光一片片的,全是不相干的。

我觉得我的理想被击碎了,在那一刻,他们是我的一部分现实。他们躺在我的血液里,是那样的安静,温绵,他们带我一点点沉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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