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花样年华(8)
梅珍却终究不敢那么去做，大伯父于她而言，总是有些威严的，如若真的惹急了这个男人，对梅珍是没有丝毫好处的。可这的确是一件让梅珍伤心欲绝的事情，对此，梅珍似乎无能为力了。她在陌生而宏大的北京城里举目无亲，她明白她是不可能在北京城里长久地住下去的，她确信在她离开这里的那一天，马脸女人仍然会回到大伯父的怀抱里，或者说，在梅珍去北京探亲的日子里，那个女人已经表现出了相当的风度来礼让梅珍了。因此梅珍回沙洲，女人回到大伯父的床上那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
梅珍的一哭二闹三上吊已经对大伯父毫无作用了，大伯父也不是破罐子破摔，他也掏出钱来让梅珍去逛北京城，想以此来笼络梅珍。没有钱的时候，梅珍逛街只是瞎逛，好东西只能看不能买，有钱了就截然不同了，梅珍可以盘算着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了，钱可真是个好东西。因此，当梅珍兜里装着大伯父给的钱逛了几次北京城后，就不得不说服了自己，既然不能掌控男人的心，那么握住男人的钱总是没错的。
梅珍在她即将回沙洲的前一夜对大伯父提了一些要求，并且表示如果大伯父不答应，她将以自己会赖在这里不走为胁迫大伯父承诺的条件。大伯父在这种情况下一口答应了梅珍的要求。其实她的条件并不为过，她要大伯父以后每个月把七十块工资中的二分之一寄给她，因为她替他养育着两个儿子。另外过年必须要回家，别的，就什么也管不着了。
大伯父答应了她过年回家的要求，至于在二分之一工资上缴的问题上，大伯父竭力地为自己争取了一番，最后商定梅珍将拥有大伯父工资的三分之一的掌控权。梅珍也算是打了一场胜仗了，因为在她看来，日后她在回到沙洲的日子将会成为一个掌握了经济大权的女主人。于是梅珍在上火车回沙洲的这一天，特地到天安门广场前拍照留念。大伯母的那张在天安门广场前把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的照片直到现在还在苏家客堂墙壁上的相框里占有一席之地，照片上，她的笑容憨厚灿烂，闪烁的眼睛仿佛看见了自己在老家翻身做主扬眉吐气的样子。
在我能记事起，就知道过年了，父亲会带着我们回老家，大伯父总是先我们几天从北京回了沙洲。我记得每次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大伯父就把他的二锅头凑在我鼻子上给我闻，问我：香不香？
我点头说香，他就让我尝一口那种很辣的酒。我的确只能尝到一小口，大伯父把小酒盅放在我嘴唇边缘微微倾斜，然后我的嘴唇上一凉，酒液沾了上去，我刚伸出舌头想尽情地舔一舔这种散发出发酵后冲鼻烈香的液体，大伯父就把小酒盅缩了回去，然后，我只能把已经伸出的舌头在我沾染了少许酒液的嘴唇上舔一舔，的确是辣的。
大伯父从北京带回来的二锅头，在春节期间大伯父的一日三餐中被慢慢地消磨一空，只剩下暗绿色的空瓶子。大伯父喝多了，就跟我吹，他总是问我同一个问题：你猜猜，毛主席纪念堂门口的台阶下，埋着多少块金砖？
他问了我一百遍，却总也没有告诉过我准确的答案，他咂吧着嘴喝一口酒，然后把两条手臂撑在方桌上，很象某一个伟人的动作。他大手一挥说：我就是造毛主席纪念堂门前的台阶的，我带领几十个人把金砖埋进去，黑天黑地的，抢时间，一个夜工，纪念堂的台阶就全凿好安上了。
我因此而极其崇拜这个亲手摸过沉甸甸的金砖的我的石匠大伯父，他不仅在他的青年时代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建造，中年时代，他又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的建造。在沙洲人的眼睛里，他的见多识广是有目共睹众口皆碑的。尽管他并没有识过字念过书，但他在讲述金砖的故事的时候几乎学会了做一个睿智的长者，而在平时，他经常通红的酒糟鼻子让他的子女和我都一样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我总是盯在他屁股后面问他：大伯父，毛主席纪念堂门前的台阶下到底埋着多少块金砖啊？
大伯父叹一口气，然后把酒盅放到嘴唇边碰了一下，并且发出很响亮的吸吮液体的声音，然后在我极其期待的眼神注视下很神秘地说：小孩子，不能告诉你的，上面有命令，保密！
我的好奇心象黄昏的太阳花一样在大伯父神秘的回答后暂时闭合了，可我依然抱着这个疑问，希望能在某一次的晚餐后听到喝多了的大伯父嘴里说出一个金砖的确切数字来。可是一直到大伯父去世，我都没有得到过明确的答案。
大伯父去世了，我奶奶苏陆氏和我大伯母梅珍送走了他。他留给他的儿子或者侄子们一个秘密，毛主席纪念堂前的台阶下埋着多少块金砖，这也成了我在日后生活中一直想探询到答案的一个问题。即便是到了我成年后，我虽然开始怀疑大伯父所说的金砖事件的真实性，但我依然确信，大伯父在抢造纪念堂时的那种心情和日后他吹嘘自己业绩的骄傲决不过分，他用金砖来表示他的工作的举足轻重，对于一个石匠来说，这实在是无可厚非的。
我奶奶苏陆氏活了有八十二岁，她是在一个六月里因突发性的脑溢血而忽然死去的。我爸带着我妈和我回老家奔丧，他们在我的苏陆氏奶奶的床底下找到了她藏匿着的五坛子大米，她的破旧的衣服里，三百多元钱静静地躺着，这就是我奶奶苏陆氏生前为自己筹备的用来养老的所有家当。梅珍和我妈在收拾苏陆氏的遗物时，在苏陆氏的一个当年和她一起嫁到苏家的破箱子里找到一个贴身的小荷包，也许是她在婴儿时期佩带的吉祥物，上面绣着“汝娟”二字。自此，我们知道了，苏陆氏的真实姓名叫陆汝娟。
我的奶奶，在嫁给我爷爷之前，有过一个多么美丽的名字，充满了灵惠文雅之气的名字。从名字看来，我奶奶的出生，倒象是书香门第了，亦或，她的名字是请测字先生起的，与她的这个粗俗的人不甚相称，因此到后来，连她自己都忘记了，她还有过一个这样的名字。她习惯于说：我叫苏陆氏，我娘家是姓陆的。很响亮的嗓音，拉长了声调说着，使我们苏家的家乡话听来满含着古老而经典的音乐性。
六再婚
我的大伯母又送走了她的婆婆我奶奶苏陆氏。那以后，大伯母梅珍开始了真正的孤独生活。
红宝和新宝都结婚生了孩子，大伯母一个人住在小偏房里扎鞋底，老手没了力气，扎不动了，也没有人穿她做的鞋子，于是她开始准备找一个愿意穿她做的老式布鞋的男人了。
大伯母真的找到了一个老伴，而且是城里人，梅珍终于离开了沙洲，她去的地方甚至连东亭镇都不能所及，她要嫁到南通去了。李梅珍在六十岁上远嫁城市使她本来贫困寒酸的生活轨迹在行将末尾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耀眼的高潮，这个高潮象黑夜里的天空中忽然闪烁的一块光斑一样绚丽华彩，然而却转瞬即逝。
那个男人姓王，红宝新宝都叫他王老头子。王老头子在南通街面上开了一版小店，日子过得滋润富足，只是王老头子有一个残疾女儿叫哇哇，半身瘫痪不能行动。王老头子找梅珍其实是看中梅珍还有一点精神气儿，来王家后可以帮着做做家务，照顾哇哇。梅珍也愿意离开沙洲，离开红宝新宝两家，随凤英永梅俩妯娌怎么闹去，眼不见为净。
红宝和凤英说老娘脑子昏掉了，跑去照顾一个半身不遂的瘫子，这里琴和军都要她照顾的，她却跑去王家照顾瘫子，老娘真正有病。新宝和永梅说老娘喜欢就让她去，不花我们的钱落得省事儿，有王老头子陪着她我们也轻松。
打那以后，大伯母就算是王家的人了，她和我们苏家没有了关系，她不能再叫苏李氏了，她该叫王李氏。可已经是八十年代末了，还有谁这样称呼来着？所以，大伯母还是被隔壁邻舍叫着梅珍。
梅珍每天早上起来后就把一张藤条椅子搬到太阳底下，再把哇哇抱上椅子让她坐着晒太阳，然后开始做一天的家务。梅珍边做着家务边和哇哇说：我是有孙子孙女的人，我老来也不怕没人养我，我现在到王家来，是觉得在沙洲上冷清。我的孙子孙女都大了，他们总是会来看我的，现在我是你们王家的人，可过去我是苏家的人，孙子孙女总还是我的，他们是一定会来看我的。
哇哇在日头下眯缝着眼睛看梅珍，梅珍忙碌的身影一忽隐没在黑洞洞的屋门里，一忽又出现在亮堂堂的阳光下。风吹来，有些凉，哇哇叫着：阿姨，我想进屋去。梅珍就去抱小得象个布娃娃一样的瘫子，瘫子用手臂搂着她的脖子，她哼唷哼唷地把她抱到了床上，放她坐下。放下了还要说：我连孙子孙女也没这样抱过，哇哇你现在可是我的丫头喽。
新宝家的军来南通学厨师，抽空子就到梅珍那里去吃饭，梅珍买对虾炖王八地让军吃。红宝家的琴在东亭镇新月歌厅坐台坐腻了，跑到王老头子家跟梅珍说：奶奶给我两百元钱，我要在南通城里逛逛。
梅珍说：逛什么呀老逛？
梅珍答应琴的要求时总是没有答应军的爽快，这谁都知道。
琴说：玩啊，吃啊，买衣服啊，还能干什么？
梅珍就掏钱给琴，嘴里还要说：以后找份正经活儿做，别老坐在黑洞洞的大屋子里和男人纠缠，这样子以后可怎么嫁人。琴拿了钱说：奶奶你不也嫁了两个男人吗？你都那么大岁数了都有人要，我还怕没人要？说完不再理梅珍，一抬腿就出了门。
凤英知道了就说琴：你怎么就要了两百元，你奶奶现在和王老头子一起过，有钱着呢。
琴听明白了，下回就问梅珍要三百元，要三百梅珍就给三百。再下回，琴就问梅珍要四百元了。王老头子派头不小，每个月给梅珍不少钱，梅珍过得忙碌但又满足，梅珍口袋里的钱比起在苏家的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梅珍也就和王老头子一样派头大起来了，掏钱给军和琴的时候也就不会心疼得发慌了。
梅珍经常怀里揣着不少钱出入在南通嘈杂繁华的自由市场里，过去的东亭镇已经不在话下。大街上汽车喇叭的鸣叫声也让梅珍常常怀念沙洲上破旧的苏家，三间草房，屋前一条宁静的河流只有在船只经过的时候才会泛起少许激烈一点的波浪。可梅珍依然是骄傲的，她在南通街面喧闹的王家屋子里想念沙洲上的草房子时的心情几乎带了一点炫耀的满足，尽管城市的喧闹经常让梅珍无法进入安静的睡眠，但她还是真诚地感谢王老头子带给她的充足无忧的生活，因此她也更为卖力地照顾着瘫子哇哇。
梅珍和王老头子过了五年富足的日子，一直到王老头子在一个半夜时分心肌梗塞突然死在麻将桌上。那一天和别的日子并无多大区别，王老头子在一副颇为激动人心的牌自摸胡下后忽然把眼珠定格在了眼眶的斜上角，然后，轰然倒下。自此，梅珍又成了寡妇，她带着瘫子哇哇，街面房子出租，她们就这样依靠王老头子留下的房子廖以度日。
梅珍终于过上了当家作主的日子，她没有嫁给她姨夫家的二傻子，她在六十岁的时候成了一家之主，这个家并不是苏家，而是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