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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书籍名:《八十年代访谈录之刘索拉》    作者:查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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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索拉:关键不是富有,而是变成一个心理正常的人……

查建英:对,心理正常,有气度,物质和精神都丰富,所谓“富而好礼”的文明人……

刘索拉:变成健康、正常、明朗的人。正常人、普通人。从一个弄潮儿再变成普通正常人的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但是你一旦变正常了,确实特别舒服,这 是很多八十年代的人有时过不来的心理,比如说你不是个人物了,你怎么活?不是人物还能活得高兴,这个心态是最好的心态。

查建英:对。我们说了半天,其实就是说的一种时代病,因为中国社会长时期不正常:从“文革”的不正常,变成八十年代的另一种不正常,然后八九年之 后下海淘金,又经历种种商业的不正常。如果老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心态怎么能稳?不只是艺术家,很多人都处在焦灼状态中,热锅上蚂蚁似的,还非上 这个热锅不可,生怕给拉下,烧煳了也得火一遭。如果生活变成了大赌场,人人短期行为,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那就连牛人心里都发虚,不知他还能牛几 天……

刘索拉:对,包括普通人都有一种心态,觉得不是人物没法活。其实越不是人物越可以活得更好,因为你没负担,你可以特别高兴的享受普通生活中的一点 儿小乐趣。现在大家都爱算计,得有多少钱,才能达到中产阶级标准;得有多少钱才能达到大款标准,越算越没有安全感,就是一种暴发户的不安全感,必须要 达到公认的水准,否则不敢直腰似的。没有一个文化基础去面对现实,其实有点儿钱就行了,有点儿快乐就行了,有点儿基本的保障让人能干愿意干的事情就行 了。

查建英:然后就细细的去琢磨,怎么把我要做的那些事做好。

刘索拉:对,得干好。其实这就是一个健康的普通人心理。我觉得中国教育对这种普通人的心理训练特别少,也没准儿跟八十年代的夸张有关系,也可能干 脆就跟革命的英雄主义教育有关系。

查建英:再往远扯,兴许跟科举文化都有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说的可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乐趣,是功利,而且是大功利。那时候没 有国际奖,但有状元有探花呀,先金榜题名,然后就是千古流芳。想想儒家学说里,有好多关于君子、小人的谈论、区分,都是激励人要当君子别当小人,当君 子是比当小人好,但只有这两种选择吗?当普通人怎么样?正常的、有尊严、有品位的普通人,不好吗?

刘索拉:其实在天的面前,人人都是渺小的。甘于渺小是人会享受幸福的本质。咱们的教育弄得谁都不愿意把自己缩小了,生怕当小人物。八十年代的艺术 家在中国得到了夸张式的成功之后,一出国就面临了特别实际的挑战——怎么过渺小幸福的自由日子?我回国来后看到现在一些国内的成功人和不成功人对生活 的反应:有些成功人士不喜欢把事情往深了想,对不懂的事坚决保持无知,似乎新信息会威胁成功的安全感;而更多不成功的人却认为只有明星名人有钱人是活 成功的,如果不是这种人,就诅咒世界。所有的问题在于大家不愿意把自己和人生缩小了享受。其实生活的所有乐趣就在于自己喜欢的那一点儿事情。生活的乐 趣不是在于表面的成功和有钱,现在很多人都不会赞扬一般人的生活了,把一般人的生活看成失败和白活,这才真是白活了。

查建英:你说的不止是“海归”吧?

刘索拉:我说的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是自从回来以后感到周围的一种气氛。不见得是艺术家也不见得是“海归”。现在的商业英雄和八十年代的艺术家有同 样的状况,都是弄潮儿。不是承上启下的,而是半空中爆炸出来的。中国老出现这种偶然现象。于是在媒体上大肆宣扬乍富式的生活方式,全盘模仿港台,稀里 糊涂的把西方一些时髦概念搬过来,把简约主义和暴发户生活方式放在一起推销,把玛丽莲?梦露和女商人放在一起媲美。

查建英:是啊,北京很多新建筑就像七色进口冰淇淋:欧陆风情、加州棕榈泉、温莎大道、后现代城……其实多元文化、异国情调都是好事美事,要不生活 多单调啊,只可惜我们先革掉了自己这一元的文化传统,失了元气,还没来得及复苏,异国情调就从空而降,弄得有点喧宾夺主,我们自己倒没有根底。台湾的 龙应台讲到过这个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问题,她问得有道理:是应该跟世界接轨,但你接上轨之后开进开出的列车里装的全是人家的货,那你自己在哪儿啊?

刘索拉:我们这一代是在没有私有财产和现代文化的社会制度下长大的,所以八十年代出来的现代艺术家和九十年代出来的商人,都是平地春雷、六月下 雪。九十年代的成功人不会承认八十年代的那些人,因为八十年代的人单纯,没有商业经验,太热情,如今显得又傻又土。九十年代的很多成功是在经济上,无 论是出了国的,还是回国的,还是没出国的,那种成功更是商业性的。

查建英:更精明。

刘索拉:九十年代的人物更主流——商业的成功必须是主流的,没什么可玩儿虚的。他们对八十年代的否定也是:你们不占主流我们现在占主流,代表大多 数人的心态。八十年代的人,从来不敢以为中国的天下是他们的,且不说艺术从来就不是天下,一出国有个房顶是你的就不错了。而九十年代的人有占天下的气 派,因为那些成功和利益是可见的。他们也不屑于出国去碰壁,他们更明白人生。八十年代人的惨状已经足以使九十年代的人嘲笑了,你们想得那么深刻,得了 什么?!搞艺术?有房子吗?看不起港台音乐?不发财的音乐是音乐吗?没赚钱你还敢谈艺术?可笑!不说钱的人是人吗?你看我的房子、我的车!他们拼命的 攻击深层次的文化和那些讨论文化的人,也显出另外的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对社会的影响比八十年代人的影响更大。一个人能明朗的看待自己,知道自 己有什么没什么、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就能活得坦然。活得坦然和高兴不是用钱来衡量的,也不是表面成功来衡量的。人的一生要是永远强调自己是否成功, 是否在主流,就老会有非常大的不安全感,就一代一代出现精神危机。我不是反对成功,而是觉得成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你在某件事情上做好了,自然就 有好的收获。会享受但不要炫耀,这是一个风范,是一种文明,更无须用自己的地位来打击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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