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
她听我解释这其实是怎么回事：美国在五十年代为外交官员建立的法规，让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正式罗曼史受到两个国家，两种政体的影响。因为我的国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国家所列的敌人名单上。我对牧师太太解释道，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么也没听进去。我接着跟他们夫妇二人讲到我的从军历史，尤其我当战士记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军队宣传骨干，抑或情报人员。对于他们这样给我重视，我是怎样也讲不清的。因为他们拿美国军队各行各业来套中国军队。我给牧师夫妇举例说：有一次我跟几位台湾朋友谈到中国军队的歌舞团，他们马上说，噢，康乐队呀，我们军队里也有。我说那和“康乐队”不同。他们说：差不多啦，就是让士兵开心嘛！他们和美国人都把中国军队的歌舞团员想成电影《现代启示录》中朝性饥荒的大兵群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我们的歌舞团是关照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去安抚他们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饥荒的。台湾朋友说：有军营的地方就有性饥荒，这点你得承认吧？我说：可能是的。他们立刻得胜地大声说：那就对了！你给他们“意识形态”，他们接受的是性救济！我说：那就不是前者的问题了。如果一个人卖出去的是饭锅，结果给买去的人当成了尿盆，你不能说前者就是卖尿盆的！……
我见牧师夫妇眼睛和面孔随我的手势上下左右地动，但他们已在我举的这个例子里失去了方向。他们想，她在胡扯什么呢？三个月住下来，他们头一次发现我原来是个挺能胡扯的人。并在讲到尿盆这类词时语言毫无梗阻，同讲到饭锅一样坦然。他们还想：这个貌似文雅的人原来是个标准三八。
我想，坏了，他们越来越觉得不认识我。我怎么在这种时候举出个帮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没听见任何声响从牧师夫妇的卧室传出来。他们平稳的日常活动也给我搅了。给便衣福茨搅了。因而我一见理查就说：“FBI得负责给我找房——我肯定会给房东踢出来的！”
理查很惊讶：“怎么？你给踢出来了？”
“迟早的事！”
“你跟他们应该签了租约的，租约上又没说不准FBI打电话。”他年纪轻轻，已经有了老特务的痞劲。他两手一摊，又说：“如果他们真要撵你走，我家倒有间地下室空着。”他明摆着是跟我瞎逗，脸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们真要撵你，可没我什么事。
“我正失业，再去租另一处房，连押金都拿不出来。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东都要看你有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两到三个月的房租做押金。就这样的话，能租到房已经算走运……”
“我当然知道。”
“那你能不能行行好，别去烦我的房东？”
“我也不想烦他们。这是调查中挺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抱歉。”
我和他站在他的办公楼大厅里说话。我不愿穿过那个安检通道，让两个面无表情的人翻看我书包里是否装有炸药。理查只穿了件衬衣，扎一条非常花哨的领带。他下巴左侧被刮胡刀拉了条口子，一小滴血珠污染了他雪白的衬衫领子。总之我这案子让他连安安生生刮胡子的时间也没了。他做个手势要我跟他去。他领着我走到大厅一边的咖啡铺。
我不领情地说我没喝咖啡的胃口。
他说他有胃口。他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那个“阳光灿烂”在去上托儿所的路上把奶瓶塞子弄开了，混合奶液弄得她一身湿透。只好又开车回去，替她换上干净衣服。理查说着打了个长哈欠成膜见他嘴里的所有牙齿，有三颗牙被补过。他有一口典型的美国人牙齿，人为地整齐洁白。他为他的哈欠说了两声“对不住”。哈欠打完，他脸上出现一种困惑表情，在想他最近怎么了，活得顾头不顾尾，跟他女朋友的争执也越来越频繁。他想不出太多道理，能想到的就是他们生活里添了个“阳光灿烂”和我。这两个第三世界的女性能给他第一世界的生活添那么多乱，要他额外操那么多心，这一点令他困惑。
“不是我跟你过意不去，我们不可能不向你的房东了解你的情况。你的生活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所房子里。……”他的话给他腰里揣的呼机打断了。他皱起眉，把呼机拿出来，看一眼上面的号。“是‘阳光灿烂’的托儿所打来的。”他告诉我。好像他给我权力了解他便衣生涯之外的乐趣和苦恼似的。
“你要是急着去回电话，我可以现在就走。我就是专程来告诉你。你们不要窃听我房东的电话。”
理查眼睛一鼓，像是说，不窃听他们的话我们打哪儿下手窃听你呀？
“并没有窃听他们啊！”他说。
“他们都是厚道人，与人为善，乐善好施……”
“什么叫‘乐善好施’？……听上去特别耳熟。我感觉到我中文最近有些退步，尤其是成语。”他说着从衬衫口袋拔出一枝笔，要我把“乐善好施”写在餐巾纸上。
我一笔一画地写，他一笔一画地看。然后他点点头说：“噢，我明白了。比如我们对‘阳光灿烂’。”
这小子真油，把事情从窃听的问题上扯开了。
“所以请你们不要对乐善好施的人干这种事。”我说。
“干哪种事？”
“窃听他们的电话。”
“谁说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
“他们的话有什么听头呢？他们无非讲讲教堂里的事。”最多是牧师外出工作，牧师太太在家．俩人在电话里交换三两句夫妻间的甜蜜废话，比如牧师说：今早我起来的时候你还在熟睡，我没跟你道早安。牧师太太说：对呀，我不知道怎么睡得那么沉。牧师说：（狎昵地笑）你不知道？——想想看你昨天夜里来了几次？……牧师太太说：（满脸赤红）哦，看上帝份儿上请闭嘴！……牧师说：能让你快乐我很快乐。牧师太太说：我也是。（在电话筒上做一个亲吻的吧唧声）我等着你，早点回来。牧师说：我都等不到今晚上了。牧师太太咯咯乐着，说：你最好闭嘴！……“他们是最最安分守己的好人，你们干吗窃听他们的电话呢？”我换成英语和他争。讲中文我没那么理直气壮、直截了当。
“你看看！我问你，谁告诉你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见我一点都不信，他又强调地说：“他们的电话有什么听头吗？！”
“那你们还去听？”
“谁说我们听了？”
“不听你怎么知道没听头？”我在这儿等着你哪。
他一看，进了我的逻辑圈套，叹息地笑了一声。
我端起玻璃杯，呷一口冰水。它惟一的滋味就是那股辛辣的冰冷。美国大概是惟一把冰冷当做美味的国家。冰冷使完全彻底的寡淡无味变得不再寡淡无味，它给你的味觉带来的刺激强过酸甜苦辣。
理查呷着咖啡。他撕开一袋甜味素，倒一半在咖啡里，又呷一口，还是提不起胃口，又撕开一只小奶杯，将浓浑的奶油倒进咖啡。他无精打采地搅动着咖啡，今天咖啡的滋味，就是无精打采。
我说：“我正在写三门功课的学期终结作业，如果我现在被撵出来，我这三个作业很可能做不下去。这么冷的天，你要我上哪儿找房子去？”
“我不要你上哪找房子。”
“那你要我怎么办？”
“在牧师家好好呆着。他们烧暖气不抠门儿吧？一般牧师都挺抠门儿。美国有句俗语形容人贫穷的程度：那家伙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似的……”
“我比教堂里的耗子更穷。”
理查·福茨正把咖啡端到嘴边，这时定住了，脸从杯沿上端来看我。
我说：“教堂里的耗子好歹还有教堂。它们至少可以白住房子。”
“慢着，让我想想——”理查·福茨说：“你倒真提醒了我！”
“什么？”
“我说你提醒了我，我想起一个教堂！那地方专门收留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来的留学生。那里的房租便宜到了等于白给你住！……”他再次被他腰上的呼机打断。他急忙摘下呼机，看一眼，两道剑眉拧成一道。“怎么搞的？又是托儿所！”
“那你快去回电话吧。”我做出告辞的样子，把围脖往身上一搭。
“绝对是个好主意——那教堂的侧面有十来间房，一共住了三十多个各国学生。要不要我去侦察一下，给你找来他们的电话。”
“我不能在学期结束前搬家……”
“这不取决于你啊。”
“可是取决于你。”
“怎么讲？”
“你只要保证不在我学期结束前再给牧师夫妇打电话。”
他想了想，说：“你学期什么时候结束？”
“一月二十五号。”
“别的学校都是圣诞前。”
“要不要跟我们学校核实一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我不是这意思。”他做出一个善意被曲解的受屈心痛的表情：“你看，我只是希望能更好地配合你的时间和日程安排。”
“谢谢。非常感谢。”
“哪儿的话。”
“那你是答应喽？”
“你指那个教堂的慈善租赁？我尽快……”
“我是指你不要再跟牧师夫妇通电话这桩事。起码在我三份期终作业完成之前，拜托你，不要往他们那里去任何电话。等我期终作业一完成，你可以马上恢复对我的侦察。”
“是调查。”
“好的。随便你叫它什么。”
“是调查。”
“那就调查。”有什么球区别？
他认真考虑一会儿，点点头。在他考虑期间，他的呼机又急叫起来。他再次看一眼上面显示的号码，再次锁起眉头。
“好吧。我可以等到你学期结束。”
“谢谢。”
“不用谢。应该的嘛。”
“也请你们不要窃听牧师夫妇的电话。”
理查已经起身，打算回楼上办公室给托儿所回电。听我追加这一句，又站住了。
“他们跟我的案子有什么关系？你们侵犯无辜公民的公民权益是违反你们国家宪法的。”
“我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一口咬定我们窃听他俩的电话？”他有点要跟我急的意思。“我们对他们这种人毫无兴趣。”
“我相信你们毫无兴趣。”你要穿越一大堆兴趣，插进我的生活，搜寻一星半点儿可能会变异为你们兴趣的废话或非废话。我已停止在牧师家和安德烈通电话。我用电话卡在学校的投币电话先拨通号，他再到大街上找个投币电话给我打回来。我们像贩毒组织的老手一样纪律严明，拘泥细节。正经话都在两个投币电话上讲，只剩下闲扯让FBI去窃听。
“那你干吗指控我们窃听？！”
他真急了。
“别理我的指控——你们事实上有没有窃听？”
“你看你还有指控的意思。”
我顿住，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那么好，我这就去买一个行动电话，请不要再窃听牧师家那台电话——如果你们正在或者打算窃听的话。”
理查·福茨耸耸肩。他的意思是：随你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