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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国之路——科林·鲍威尔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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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书籍名:《我的美国之路——科林·鲍威尔自传》    作者:[美]科林·鲍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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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期间的香火把玛丽琳呛得要死。我却兴高采烈,喜欢这一切。

我现今还记得教堂举行坚信礼的情景。那些洗得干干净净的可爱的孩子们排着队,让牧师摸一个又一个脑袋。牧师念道:“主啊,以你的神圣恩典保佑你的这个孩子吧;让他永远属于你;让圣灵与他相通,日益增进,直到他升入你的永恒天国。”我这个小助手这时就晃一下香炉,精神抖擞地喊一声“阿门”,深信我正看到圣灵像一道闪电一样进入了这个孩子的头内。圣玛格丽特教堂意味着想象、盛典、激情和诗意。时代在变,教堂的祈祷文也随着时代变化。有些主教认为,正如同1928年版的公用祷告书取代了早先的版本一样,这1928年的版本也需要更新。我想我不能不同意他们的高见。然而,在这一变化中,我感到若有所失。多年之后,我在圣玛格丽特教堂做祷告后出来埋葬我的母亲,这时,老的祈祷文已被新的祈祷文代替。上帝似乎贴近了尘世,男女性别不分了。他不再完全是我年轻时所敬畏的那个威严、神圣的父亲式的形象了。这让我有点伤感。教堂抚育我长大的那种魅力似乎看不见了。

我是一个教徒,但不是圣徒。由于我父母都是圣玛格丽特教堂的台柱子,50年代初一个夏季,威顿牧师挑选了我去参加教会在皮克斯基尔附近举办的夏令营。一到那里,我就遇到了几个顽皮的伙伴。一天夜里,这几个新交的朋友和我悄悄溜出去买了啤酒。为了把啤酒凉一凉,我们把它藏在厕所马桶水箱里。可是这个秘密很快被人发现了。当班的教士把大家召集到会议厅,既不威胁也不责难,而是问有谁准备承担责任。谁愿意像一个男子汉那样站出来认错?我们干了坏事,当时只要不吭气,也许就蒙混过去了。但是教士的话打动了我。我站起来说:“神父,是我干的。”我坦白以后,又有两个初露头角的小坏蛋站起来做了忏悔。

第一章卢瑟和艾丽的儿子(9)

我们被打发乘次日火车回纽约。关于我们的罪过的传言比我们走得更快。我拖着沉重的双腿走上西切斯特大道,向右拐进凯利大街,仿佛是一个重罪犯要登上绞刑架。一到952号,就看见妈妈,她那一向慈祥的面孔满脸怒容。她数落了一番之后,爸爸又开始了。我心想这顿臭骂准会永无完结,这时威顿牧师来电话了。是的,这些孩子做了坏事,但是他又说:“你们的科林主动承担了责任,他的榜样带动了别的孩子承认错误。”我父母一听,怒气顿消。我一下子从少年罪犯变成了英雄。童年经历的这件事,使我懂得了诚实可嘉,从此永志不忘。

平时跟我一起玩的小伙伴们看到我被赶出了教堂夏令营,还知道有一次我父亲抓到我在山姆?费奥里诺修鞋店里玩扑克牌,而且是跟下了班的警察一起玩,我在他们眼里的身价一下子抬高了。以往,这帮小伙子总认为我尽管还算不上是女孩子气,但却是一个“乖”孩子,一个胆小怕事的人。

我14岁那年,有一天我母亲派我去邮局寄信。我走到西切斯特大道和福克斯大道交叉口的西克塞尔商店——一家婴儿用品和玩具店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向我钩钩指头。他用很重的犹太人意第绪口音的英语问我:想不想挣几块钱?他把我领到店后门库房一辆卡车旁,让我帮忙卸圣诞节用品。这个老人叫杰伊?西克塞尔,是商店的老板。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检查我干得怎样,惊讶地发现我已经差不多把东西卸完了。“嗯,是个干活的料,”他说,“你明天还愿意来吗?”这一天开始了我少年时代跟西克塞尔商店的多年联系。

这家商店的许多顾客是犹太人。经过一段时间,我也学会一点意第绪语。有时,店主的关系户来谈生意,西克塞尔就招呼我说:“科林,带我的弟兄们上楼,请他们看看楼上的好货。”我领他们上二层楼,他们很放心地用意第绪语交谈:喜欢哪个型号啦,打算付多少钱啦,等等。我站在一旁,他们以为我什么都听不懂。于是,我客气地告退,下楼向西克塞尔报告情况。他掌握了我提供的情报,心中有底,一上楼就把买卖谈成了。

我在这商店打了几年工以后,西克塞尔有一天把我叫到一边说:“科林,你明白,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婿。你还是要上学。别对我这个店指望太多。”显然,他以为我卖力工作是为了入伙,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过。我把他的这番话当作是对我的恭维。

有人问我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感受到种族意识,什么时候第一次理解到自己属于少数民族。在早年岁月中,我不曾有过这种感觉,因为在“香蕉凯利”街上谈不上少数民族。那里有犹太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希腊人、波多黎各人以及黑人,即当时说的NEGRO①。我童年的朋友,如维克多?拉米雷兹、沃尔特?施瓦茨、曼尼?加西亚、墨尔文?克雷因等人,都各属不同的民族。克雷因家是我们楼里有电视机的第一家。每星期二晚上,我们都挤到他家的起居室看米尔顿?伯尔②  的节目;星期四则是看《艾莫斯和安迪》③。我们认为后一个节目很精彩,是最好的电视节目。那是一个跟现在不同的时代,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被视为是跟艾莫斯和安迪不一样的人。

凯利大街流行过一些种族绰号,有时人们因此而争吵打架。但当时的争执并不是“我优越,你低劣”,而更像是一个球队受到侮辱时要出出气。我最终也尝到过种族偏见的毒汁,但那是好久之后,是在远离“香蕉凯利”的地方。

我青年时代形影不离的好友是吉恩?艾尔弗雷德?沃伦?诺曼,他家也来自西印度群岛。他比我大一两岁,体育运动比我强,比我更加好动。我的一个亲密白人朋友是托尼?格兰特。我记得他们都急于走出去,远走高飞。吉恩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托尼则参加了海军。托尼现在还记得“香蕉凯利”的青年人分成两类,“吸毒的和不吸毒的”。我们3个人都属于后一类。吉恩后来当上了纽约市地标局局长,托尼则担任了怀特普雷因斯公司的法律顾问。

第一章卢瑟和艾丽的儿子(10)

1954年2月,在距我17岁生日还差2个月的时候,我从莫里斯中学毕业了。这不是因为我学业优异,而是学校缩短了学制。在母校那一年的年鉴上刊载了应届毕业生的姓名和照片。我的照片展现的是一个面带轻松笑容的小伙子,姓名旁边没有什么字幕式记载。同一页上的同学包括3个黑人、1个西班牙后裔、4个犹太人和另外2个白人,这也反映出了亨茨波因特是个民族杂居的地方。

当时,除了在西克塞尔商店搬运婴儿车的本领以外,我一无所长。我是一个“好小伙子”、“好工人”,如此而已。我在中学时田径运动不错,赢得了一封推荐信,可是在范科特兰公园苦练了一阵子越野赛跑以后,我感到厌烦就不练了。我改跑440码短跑,因为我短跑跑得较快。可是经过一个赛季,成绩一直提不上去,就主动退出了田径队。我们的圣玛格丽特教堂有一支篮球队,我个子高,跑得快,又是资深教堂执事的儿子,所以教练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试试。我大部分时间坐冷板凳,于是又退了队,球队教练也松了一口气。在以后的几年里,多次有人要我打篮球或者当篮球教练,显然是出于一种种族上的先入为主的见解,以为我打篮球一定行。到我岁数大一点,通晓世事,说话有人信之后,当别人邀请我去打球时,我就佯称我有慢性“腰痛”,远远地避开了球场。

我干什么都无恒心,令父母犯愁,他们嘴上不说,但我心里明白。不过,我有一件事干得不错,就是在教堂当教士助手和副助祭,我也喜欢教堂的这些活动。教会有组织,有传统,有阶级,有礼仪,有宗旨,现在回想起来,教会跟军队并非全无相似之处。也许,我的1928年版祈祷书注定要变成陆军野战条令22-5——陆军部队训练的圣经。倘若当年我入教会当差,我母亲一定会高兴。可是我没有听从那一召唤。

在另一个领域,我依然不成熟、不老练。在性教育方面,我在家里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字。街道成了我的教师,而且是一个粗俗的教师。街上的男孩钱夹子里都有避孕套。我的避孕套都是颜色发黄、易裂的老货。中学时期,我跟街坊上一个女孩有过一段早恋。有一次我邀请她参加我家一次聚会,我姐姐一晚上净取笑她。她走了以后,姐姐说:“那女孩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原先一直认为我的女朋友很美,可是姐姐看不上她。尽管我们姐弟间老斗嘴,姐姐的意见还是很有分量的。既然我的女朋友在姐姐眼里并不美,她对我的吸引力也开始下降了,于是,这段浪漫史就结束了。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终于成为好学生,可是在中学阶段谁也不会预言我是这块料。在学习成绩上,姐姐玛丽琳一直是鲍威尔家的模范。她在沃顿中学是优等生,在布法罗学院仍然出类拔萃。因此,由于姐姐的榜样,也由于父母对我的期待,尽管我中学毕业时的总平均分数只有78.3,但我还是考虑上大学。不受教育,就只能成天包装商品或者给服装钉扣子;受了教育,才会有一个真正的职业。在我们家族中,不少人因为受过教育而功成名就。在远近亲戚当中,一位表兄亚瑟?路易斯先在海军当兵,后来当了美国驻塞拉利昂大使。他的弟弟罗杰成为一名很不错的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