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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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虽受到光绪特达之知，却只能在总理衙门章京行走，无法进入军机处。到了七月廿日，光绪实在感到行新政没有新人帮忙太难施展，于是下了一道上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着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同时又写朱谕给杨、刘、林、谭四人，教他们把新政条理开列，竭力辅佐。于是，所有新政奏折都交他们审阅，所有新政谕旨，都由他们撰拟。这样一来大家便管他们叫“四京卿”，军机处的实权当时几乎全在他们手中，简直就等于是宰相的地位。如果这种形势真能坚持下去，新政新人都将成为事实了。
四京卿中，林旭是康有为的弟子，谭嗣同则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谭是湖南浏阳人，曾演绎康的学说写成一本书叫做《仁学》，在南京做候补知府一年，大部分时间都闭户著书，后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敦促，回湖南办新政。在湖南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做总教，唐才常做分教，又创办内河轮船，开矿，筑湘粤铁路，设武备学堂，设保卫局，出版《湘学新报》、《湘报》，开南学会，是维新派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有学问、有干才、有肝胆、有气魄。
光绪和康有为之间碍于体制，不能见面，因此光绪给康的密谕都是交给林、谭二人带去，送到南海会馆康的住处，康的意见也是托林、谭二人转陈。所以有了这个部署，才使新政派和皇帝之间通了声息。
康有为的新政派最大的失策，是误以为新政可以凭光绪皇帝的一道一道诏书就能达成。至于守旧派则紧紧地抓往西太后，完全不理会新政的诏书，而各省督抚们更是些老奸巨滑的官吏，他们尽管接到了新政诏书，却并不行动，同时静观慈禧和光绪这场政争，到最后是谁胜谁负。因为当光绪在四月廿三日下“明定国是”诏书后，照理等于宣布变法开始了，可是却又在四月廿七日下了三道完全相反的诏书，这表示慈禧还可以影响朝政，三道诏书是：
一、“朱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多年，不忍遽加发谴，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
二、“上谕：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禧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皆满汉侍郎，均着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一体具折奏谢。”
三、“上谕：署直隶总督王文韶着迅即入题，以大学士荣禄暂署直隶总督。”
这上面三道上谕，可以看出完全是慈禧的主意，也就显示光绪在重大问题和人事上仍必须听命慈禧。由于翁同龢是光绪的师傅，又赞成变法，守旧派因之必须去翁为快。照理说慈禧既已归政，照例不必再接见大臣，大臣们也不必特别向太后具折谢恩，现在忽然要令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并令外官具折，即表示慈禧已经部分临朝亲政了。再说，荣禄是慈禧最宠信的大臣，这时奕已死，荣禄应该取代奕龢地位担任首席军机大臣，现在反而叫他去做直隶总督，就表示慈禧要荣禄在天津直接统率当时北洋的三支主力部队（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所以从上三项的诏书看起来，完全可以看出是慈禧的重要部署。
新政颁布后不久，光绪为了许多顽固派阻挠新政，曾斥革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个堂官。事情经过是因为有个礼部主事王照上奏请光绪游历日本，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奏，被光绪知道，光绪便借此杀一儆百，把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溥暹、徐曾沣、曾广汉一齐革职。怀塔布的太太是慈禧的侍从，乃向慈禧哭诉说，光绪要把满洲人都赶走，这更触怒了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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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新政功败垂成
荣禄到天津出任北洋大臣后，就积极安排在九月间举行一次盛大阅兵典礼，要恭迎光绪皇帝奉慈禧驾临阅兵。传说待慈禧到了荣禄的军营中后，立即宣布废黜光绪皇帝，所以七月初光绪皇帝在听到外间传闻时，很激动地对庆亲王奕劻说：“朕誓死不往天津”。于是外间又传说天津阅兵之议取销。不过到了七月廿日左右，怀塔布、立山等七个守旧派连袂到天津去看荣禄，几天后御史杨崇伊等又到天津去看荣禄，外间都不知道这些守旧派和荣禄谈了些什么，只是不久之后荣禄突然调聂士成的军队五千驻扎天津，又命董福祥的军队移驻长辛店（距北京彰德门40里）。这种种行动都不是简单的，使光绪在深宫中极受刺激。
对旧党来说，自怀塔布等六堂官被斥革后，接着在七月廿二日李鸿章也被撤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因此内务府的臣子们环跪在太后面前，一致泣诉皇帝妄变祖法，欺压满籍旧臣，要求慈禧重行临朝训政。御史杨崇伊并拟了一个请太后训政的奏折给荣禄看，荣禄很赞成，并给庆亲王奕劻看，奕劻也赞成，并和李连英一道跪在慈禧前，恳请她老人家亲政。慈禧当时并没有立刻答应，不过政变的酝酿已经成熟了。
另一件事正是慈禧和光绪短兵相接的。在六月间，康有为请开懋勤殿（在乾清宫西廊，离南书房很近）设顾问官，王照也作此请求。光绪命谭嗣同参考康熙、乾隆、咸丰三朝的先例来草拟上谕，在七月廿八日把这道上谕持往颐和园请慈禧同意。不料慈禧不但不同意，且面色非常难看，把上谕往御座旁一扔。光绪知道他的处境很恶劣，而守旧派又把慈禧包围得很紧，他们母子之间本来已经很淡漠的关系，至此到了濒于破裂的阶段。这种局面之下，光绪实在是陷于进退维谷境地。
自从颁行新政以后，光绪这位年轻皇帝真是朝乾夕惕，宵旰勤劳，因为皇帝要亲阅奏章，无论什么人的奏章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御案。光绪一早起来就看奏章 ，到天黑都看不完，后来皇帝只看重要的，其他则分给四京卿去看，仍看不完。奏章的格式也不统一，有的竟用二尺长纸一直写下去。其中也有攻讦皇帝的，如湖南省有一个举人就上书痛责光绪，说：
“变祖宗之法自称开创，置祖宗于何地？”
光绪一方面如此勤行新政，另一方面又要对付守旧派的反对，实在是非常艰苦的。
光绪廿四年（1898年）七月廿八日，光绪突然赐给杨锐一道密谕：
“朱谕：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留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律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同时又有一道密谕交杨锐带给康有为：
“朱谕：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凭心而论康有为和他的新政干部都是一群书生，应付一个非常局势，既缺乏经验，又没有深长的考虑，所以当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和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接到光绪的朱谕时，大家都有点手足无措。光绪向他们求救，他们也没有真正的良策。他们在几经交换意见后，想出了四条对策，然而这四策都不切实际。那是：
第一：仿照日本设立参谋本部，使皇帝能直接统御军队，成为事实上的海陆军大元帅。
第二：索性革新得彻底，宣布改元为“维新元年”。
第三：迁都上海，以脱出太后和旧党的迫害。
第四：召见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因为他曾参加过强学会，现在正练新军，应该说是一个新政派的人，请皇帝在召见袁的时候，予以温慰，要他为皇帝效力，保护皇帝。
康有为等为什么看中了袁世凯？是因为袁曾参加过强学会，被新党党人认为是一位同路人，而袁这时正在练新军，手中握有兵权，如果能争取袁加入，自可有一番作为。从这一点看起来就可以证明维新派的手法不够高明，而且对袁世凯的认识不够深刻。至于上面的四个对策，第一策完全是空的，因为在北京附近的军事指挥完全在北洋大臣荣禄手中，皇帝做了海陆军大元帅毫无用处，根本掌握不到军队。至于第二策改元维新对当前局势毫无用处。第三策迁都上海更是千难万难。
光绪在这四策中选了第四策，就是召见袁世凯。
袁世凯自光绪廿一年（1895年）十月受命在小站练新军后，到光绪维新变法时，已经练军历时两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