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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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妻子顾书琴体质甚为不佳，原来在重型机械厂上班，来回骑车1个半小时，到了家一点精气神都剩不下，这时候纪宪亭已经在厨房里忙着炒菜了。顾书琴下岗后的那次中风，能恢复到只是嘴有点歪，也完全靠老纪的尽心。当然，老纪的业余时间还有一半分给了儿子，儿子后来也学计算机，复旦毕业，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去了。说到私生活－－这里指的是男女关系方面－－把老纪和绯闻联系到一起，就和一位受人尊敬的德育教授开设一门新技术革命课程一样缺乏听众。
3月6日晚上召开了专案会议，先由徐方友汇报侦查工作概况，之后各探组组长补充细节。墙上挂了一张大幅市区街道图，3名嫌疑对象的住址和所有发案地点都用红蓝两色图钉标出了位置。地图的一角，临时别上了3名嫌疑对象的相片。
瞿葆华和谢小米也参加会议，谢小米穿一件栗色皮夹克，质地像皮肤一样细腻柔软，里面露出淡粉衬衫。由于她的在场，大家都尽量使自己的发言显得简捷、果断、深思熟虑。只是没有一个人敢在倪耀庭面前表现出轻率的乐观。
杨光荣问徐方友：“找到没找到在现场的其他提款人？”
徐方友说找到一个，是个商场副经理，他在作案人提款45秒钟后取款，是时间上最接近的一个，地点在利客隆门口，可是他说没看见在他前面有人提款，他从商场里出来匆匆忙忙的，取了钱就回商场，没注意别的。还有两个人取款时间比较接近，差1分13秒和差1分27秒，都是外地人，一个从沈阳来，一个从深圳来，去不去找他们，要由领导上决定。”
杨光荣说：“要去，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放弃！”
倪耀庭也点了头。
倪耀庭站在地图前面，开始说他的话，用一根教鞭指指点点图上的相片。
“都听明白点。现在，我们首先肯定，作案人就是这3个人中的一个。道理已经讲过了－－别人没这个条件。刚才你们汇报的，增加了一些疑点。一个，刘杰，买商品房是勉强的，经济上有压力；一个，董浩成，养小秘包二奶，花费入不敷出；第三个，虽然经济上没有特殊的原因，但住处离初次发案地最近，具备作案时间。
“现在不要过多地考虑工作表现和道德品质，人这个东西是很复杂的，谁心里想什么别人知道吗？在单位里说的话、在学习文件的时候说的话和在家里说的话都一样吗？更何况人的思想是会有变化的，55岁的人到了58、59岁，是不是想法就不大像以前了呢？谁也说不清。所以，我们要考虑的，主要是证据，在拿到证据之前，主要是线索，包括作案动机、作案条件、作案时间。”
他用教鞭指徐方友：“徐队长，你说说看，这案子是简单是复杂？”
徐方友冷不丁被喊了一声，倒也面不改色心不跳，先是抿着嘴忍住笑意，而后说：“我觉得既简单又复杂……”
“说对了，”倪耀庭表示满意。“说它简单，是3个里面挑一个，张三李四王五，名单市行的同志都给我们提供了。－－我们以前碰到的案子有这么快确定怀疑对象的吗？说它复杂，现场在哪儿？证据在哪儿？没有现场，只有案发地。自动提款机摆在那儿，是现场吗？没有指纹，没有痕迹，也不用出现场，以前遇到过吗？没有。这两天我一直在想，也请教了谢科长，如果我们确定了嫌疑人，以什么为证据？”
大家就扭头看了看谢小米。
“只能是卡、钱，主要是卡。将来的难度就在这儿！
金祥问：“案犯是不是不止一个人？”
“对，估计有个同伙，但不会发展到3个人。我们要特别注意头两次作案，尤其是第一次作案，2月18日下午的那次，应该是一次试探性的，应该是主犯本人的作案。”
李阈琨说：“我觉得，纪宪亭作案的可能更大。”
“为什么？”
“既然是试探性的，一点危险都没有的，为什么不就近呢？他具备作案时间。”
金祥摇头：“也不一定，危险性不能说一点没有。接触核心机密的只有这几个人，这本身就是危险。”
边亚民说：“我同意。其他两个人中的一个，给第3个人设套，也有可能。”
“好了，”倪耀庭打断他们。“现在说谁的嫌疑更大还为时过早，3个人都有嫌疑，现在谁也不能排除，要继续调查。徐队长，给你两天时间，务必把那两个外地人找到，怎么找是你的事！其余的工作，重点是3个方面：一个是对作案地点附近的人员，要进一步走访，看在那个时间里，有没有人注意到犯罪分子；一个是对这3个人最近的经济情况，要过细了解，看有没有变化；一个是对这3个人的接触关系，要彻底搞清楚，看最近有没有来往密切的人出现。你们看－－”
倪耀庭用教鞭指着地图上的位置：“从2月18日到24日，作案基本都在下午5点半到晚上9点半钟之间，这说明案犯是上班族，从26日到28日，作案频率突然加快，两天里取出12笔款子，时间上，有5点半以后，也有上午10点零7分、10点26分、11点零3分、下午1点14分等等。从地点的距离看，一个人打车，是可以跑过来的，但这个人不应该是主犯，是另一个人，因为，我们这里的3个嫌疑对象经调查都不具备这两天白天的作案时间。这个人是后发展进来的，既为取钱方便，也为扰乱我们的侦查视线。为什么26日到28日节奏突然加快，然后突然中止作案呢？说明主犯的确是了解内情，知道银行这两天就会发现出了事情。至于昨天，可能是由感觉到安全了。所以，要调查26日前后有什么人与嫌疑对象中的人有秘密接触，也要调查这个时间里嫌疑对象亲属的情况。徐队长，你具体布置一下。”他又转向谢小米说：“谢科长，技术上，还有个事要问问你——密钥、卡号、密码，这是3个东西？”
谢小米点头称是，又说叫她小谢就行了。
“它们什么关系？”
谢小米尽量通俗地解释，说密钥是打开整个程序的总的钥匙，密码是用户个人掌握的钥匙，卡号是公开的，密钥与卡号结合，就产生密码，卡号和密码可以通过密钥互相换算。
倪耀庭在本子上记了几笔，记完了看半天，再问：“密钥放在哪儿？”
谢小米说，在总行，一张盘里，盘锁在专门的地方，通过严格复杂的手续才能取出来，而且不可以是单独一个人去取。
“在密钥中，最后是不是也有一组像密码一样的数字？”
“是，”谢小米回答，“一共24位数字，由3个人给出来，谁都不知道另外两个人出的什么数，然后，还要把这24个数输入电脑，由电脑任意排列，最后，也可以说，这3个人也什么都不知道，让他们3个人凑也凑不出来。”
“嗯……现在调查的3个人里，有没有谁出这个数？”
“只有老纪。”
“嗯。”
“不过，您可别以为老纪的嫌疑就有多大。”
“这个我知道。”
屋里的警察听到这里都明白，倪总问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两天之后，外调的人回来了。他们找到了那两个到临海市出差的人，两个人没谁看见有谁在他们前面取款。
两天里，也没有发生新的案情。
3月8日下午，沈行长又从北京打来电话，询问侦查工作进展；稍后些时候，市行郭行长打电话给倪耀庭，很客气地转达了总行方面的关心。倪耀庭感到烦躁，压力倍增，答复说，一切都按步骤进行，一旦有重要进展，会及时通报银行方面，而且，瞿主任也完全了解这边的所有工作。
3月10日上午，瞿主任和谢小米回市行，向郭行长等人汇报了情况，接着，瞿主任又和沈行长通话大约40分钟。银行的判断是：警方的工作做得很细，有条不紊，但还没有搞到突破性的东西。还需要再耐心地等几天，不要催促，不要干扰倪耀庭的思路。在通话中，瞿主任对倪耀庭的评价是比较高的，认为他“思路敏捷，有魄力”。
3月10日晚，倪耀庭与瞿主任交换意见后，分别与浦局长和郭行长通话，正式提出了传唤3名嫌疑对象及其亲属，并搜查住宅的意见。
浦局长一听就不大愉快：“3个都要搜吗？”
倪耀庭说：“是，现在还不能排除他们哪一个人，时间又不能再拖了。”
“有什么证据吗？”
“没有，这种案子特殊，取证很难，我的想法是争取通过搜查发现证据，比如伪卡。”
“有多大把握搜到伪卡？”
“没法说有把握，可是，不搜查，就拿不到任何证据。”
话筒里沉默了，隔了一会儿，才又传来浦局长单薄的声音：“不行，除非你把嫌疑范围缩小到某一个人身上，有一定根据，不然我不能批准。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浦局长，”倪耀庭耐心向他解释：“案犯肯定就是他们3个中的一个，在传唤的同时，不采取措施，人放回去以后，罪证一旦被销毁，定罪都很难了！”
“我明白，”话筒那边的口气也很郑重：“不能随便搜查，搞错了不好收拾！”
“浦局长，我也反复权衡过，案子破不了影响更大！”
“你怎么回事？”浦局长责备道：“你要冷静，你过去不是这样嘛！”
这句话起了作用。
浦局长同意立即开始传唤，但搜查必须待传唤中发现重大疑点后考虑。
银行方面爽快地同意了传唤的计划，他们早有思想准备，但郭行长还是心情沉重地表示，从本意上他不愿意委屈了谁－－总会有人受到委屈。
“不会那么严重，”倪耀庭好心好意地劝慰他：“弄清楚了才是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