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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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她也会问上一句：「石大哥，你为什么喜欢它们？」
「嗯？」
「我是说，浮萍。」
石越便会微微叹气，自嘲似地笑道：「因为它们没有野心，不会做自不量力的事情。它们听天由命，安乐于天地之间……」
梓儿的眼中充满了迷惘，「可是我听我哥哥说，男子汉是应当在天地间做一番大事业的。」
「是啊……」石越的回答，总是不那么确定。
朝局依然在石越的掌握中，历史依然按照它原本的轨迹前进。王安石复出视事之后，立即劝皇帝中止了对司马光的任命，九次辞还的诏书，终于没有再一次发下去。
王安石对皇帝说：「司马光一向反对新法，让他做枢密副使，是为朝中反对新法者立旗帜，使他们全都聚于此旗之下。」
他似乎没有想过，司马光这面旗帜，是为什么而存在的。
新党与旧党的矛盾越发的激化，张方平出外，韩琦削职、范镇罢官、司马光请辞……石越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与我的记忆完全相符。」
但历史也一定出现了小小的偏差。《论语正义》的发行；在石越的点拨下，唐康等人顺利通过了省试；唐甘南带着大批工具远赴杭州，创办真正意义上的棉纺工业……
「子明。」桑充国匆匆的脚步，打乱了石越的思绪。
石越站起身来，将竹竿丢到一边，笑道：「长卿，有事吗？」
「有个大人物要见你。」桑充国嘻笑道。
「哦？」石越淡淡地应了一声。
桑充国重重拍了一下石越的肩膀，笑道：「你不想知道是谁吗？大前天是苏辙，前天是王相公的弟弟王安礼，昨天居然是侍御史陈襄，今天，猜猜看是谁？」
「啊？我们家以前来个知县，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呀……」梓儿在旁边讶声道。
石越被梓儿天真的惊叹逗得一笑，在身上胡乱擦了一下手，无可奈何地说道：「凭他是谁，总是不能不见，是吧？」
桑充国笑道：「只怕确是如此，看曾布的神态，竟是非见你不可。」
「啊？」石越霍地盯着桑充国，问道：「你是说曾布曾子布？」
桑充国倒被石越的神态唬了一跳，「正是曾布。」
「王安石最坚定的追随者、新党的核心成员……」石越的心中闪过几个名词，「我去见见他。」
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这是它历史的宿命。但是，我来了，历史就还有机会。
石越不会错过任何一次亲身了解王安石的机会。从曾布身上，可以折射出一个王安石；正如从王安礼身上，也可以折射出一个王安石。
「《论语正义》在下已经拜读，十分钦佩。请恕在下冒昧，不知足下以为如今国事如何？」
桑府后花园水榭之上，石越和略显瘦小的曾布把酒论政，桑充国等人则在一旁作陪。酒过三巡之后，曾布开始投石问路。
「诚如王相公《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所说，现今大宋，隐患重重，若励精图治，则是贤臣良佐大有为之日，非守成之时也。」石越不假思索地回道，措辞却十分谨慎。
「那么，以石公子之见，若要励精图治，当以何事为急务？」
石越微微一笑，此时他已知曾布来意，当下朗声答道：「在下浅见，以为本朝之弊有三：冗兵、冗官、吏治。自当以此三者为急。」说完，凝眸注视曾布的反应。
曾布果然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说道：「公子的话虽然有理，却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关键所在，若依下官之见，则其关键只在理财。」──这分明便是王安石的论调，「国家不可以无兵无官，若有善于理财之人，那么充足的财政收入，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石越不过是抱着试探的目的，自然不去与他争论。不置可否地一笑，反问道：「曾大人，难道吏治的问题，也可以用理财来解决吗？」
「吏治之事，国家自有成法，只须依法而行，并无大碍。」曾布轻描淡写回答道。
「然而在下却听说，要治理一个国家，就需要有贤臣，如若地方守吏与各部监官员不贤，虽有良法而不能行。」
「不错，不过这个问题，王相公却早已解决。」曾布面有得色。
石越怔道：「恕在下孤陋寡闻，还请大人明示。」
「王相公派遣四十多个提举官察行天下，地方官岂敢执行不力？」曾布洋洋得意地说道。
石越心中不自禁地苦笑，「靠四十个人，就可以解决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吗？」
只是自古以来，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他与曾布相交未深，便不敢以肺腑相托，只淡淡一笑，道：「原来如此。」
唐棣性格耿直，却忍不住冷言问道：「曾大人，这四十余人若是有一、二奸邪之人，与地方奸吏上下其手，那么一路百姓，岂不要遭殃了吗？
「况且学生在江湖市井之中，也听闻地方官吏专以苛刻为急务，只怕有违王相公本意……」
「毅夫，如何可以以偏概全？」石越不料唐棣如此直言不讳，怕他因言惹祸，连忙出言制止。
曾布摆摆手笑道：「无妨，唐公子说得也是不错。奸人自古皆有，不过以王相公之明，他用的人，断不会有奸邪之辈。况且朝廷还有监察御史……
「子明，王相公的才学，实可与孟子相俦，当今皇上又是英明之主，与王相公君臣相得，千古以来，唯刘先主之遇孔明可以相比。」
曾布说得兴起，竟直呼石越的表字，倒似相熟朋友一般，一面又向众人说起王安石的学识。
王安石治《老子》和《孟子》，本是当时有名的大儒，学问自然非比寻常，因此曾布说到精妙之处，颇让众人赞叹不已，只有石越这个现代人，对这些却天生免疫。
自此之后，曾布竟频繁来往于桑府，石越也回访过几次曾府。
二人私交日见亲密，曾布对石越的才华、见识十分佩服，石越却是刻意要从曾布、王安礼等人身上，了解王安石的为人与政见。但是每次长谈，都只能带来更多的失望。
石越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提出关于新法的种种建议，曾布却似乎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已经相当完美，虽然对石越表示赞赏，实际上却毫不重视。
石越装作不经意地说起，变法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须审时度势，有时用猛有时用宽，宽猛相济才是上策。
不料，曾布丝毫没意识到，石越是委婉地说，他们推行新法过于「猛」了。
石越又说起如何调和与旧党的关系，让新法顺利推行，曾布却认为，只要用「征诛」之术，学习商鞅的果断与坚持，新法就一定能大行于世；又以为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根本没有妥协的必要……
石越的心，在一点一点往下沉。
新法的支持者们，似乎普遍有一种神经质的反应──若有人提醒他们要小心奸人，他们马上就怀疑有人意图诬蔑他们，找借口攻击新法；若有人说老百姓认为新法不便，他就说这是「流俗」，不必在意，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若有人说士大夫反对新法，他就说这是「顽固、迂腐、不读书」……总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党正确。
石越谨慎地判断着──他知道，政治上的选择至关重要。
一次选择错误，终身皆有污点。轻易地投入王安石阵营，将来想反出新党，不仅旧党认为自己反复，新党也会认为自己是叛徒，打击起来，必然更加不遗余力。
石越小心翼翼地伸出自己的触角，猛然发现自己碰上的东西很危险，立刻就机敏地缩了回来。
一个曾布已如此固执于新法的正确，号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又当如何呢？
也许曾布等人，不过是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偏激，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旧党往往针对一些小事情，就极力地扩大化，攻击到新法的全部，而新党由此也变得格外地护短，几乎任何来自新党之外的意见，都听不进去。
如果自己进入新党之中，或者说话就更容易被接受……
但是，石越终于不敢冒这个险。将一切寄托在王安石是否采纳自己的意见这种未知之上，不是石越的性格。
不过，石越也清楚地知道，他现在没有任何对抗王安石的资本。
短期之内，任何激怒王安石的行为，都属于政治自杀。保持中立，回到自己的计划之上，慢慢地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石越在心里不断地提醒自己。
与王安礼的交往，更加坚定了石越的决定。王安礼行事谨慎、顾虑周详、议论明辩，石越也自叹不如，二人谈论古今大事，很是相得。
王安礼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有什么把握做得到？人家毕竟是兄弟！
石越记起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信，信中司马光直言「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明显针对吕惠卿，可是，王安石却置若罔闻。
几十年相交的好友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凭什么能做到？他绝对不敢拿自己的野心，去赌王安石的性格。
石越从此刻意做出一种淡然的样子。
他知道，在古代中国，伦理被强调到了一个过分的高度，在这样的社会，崇高的道德声誉，能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利益，而淡泊功名，则无疑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崇高的道德素质。
石越深深地明白，道德上的声誉，比出色的才学更能够保护自己，并为自己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这一点，甚至许多古人都不明白。
就在之前三十年以内的时间，便有过一个成功的例子。
现在执政的王安石，就是依靠道德声誉与才学声誉，二者互相作用，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才得到当今皇帝的一再超拔。
石越也许已经决定，他将向王安石学习一下成名之道。以他表现出来的才华──虽然依赖的是超出千年的知识积累，但在当时，却已经足够支持他赢得更多的声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