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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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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书籍名:《国富论》    作者:亚当.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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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是由于银的需求亦在逐渐增加,美洲银矿出产物的市场亦在逐渐扩大,不仅维持住了欧洲市场上的银价,而且还把银价抬高到稍稍超过前世纪中叶的水平。

  自美洲发现以来,一直到现今,其银矿出产物的市场,都在逐渐扩大。

第一,欧洲市场已逐渐扩大。美洲发现后,欧洲大部分都有很大进步。英格兰,荷兰,法兰西,德意志,瑞典,丹麦,甚至俄罗斯,都在农业及制造业上着着向前发展。意大利似乎也不曾退步。它的没落,是在秘鲁被征服以前,此后,则渐有起色。西班牙及葡萄牙,据说是退步了。可是,葡萄牙只占欧洲的极小一部分;西班牙的衰退,亦没有达到一般想象的程度。在十六世纪初叶,西班牙即与法国比较,也是一个极贫穷的国家。法国从那时以来已有很大改进。所以,常常巡游这两国的查现五世,曾有这样有名的评语:在法国一切物资都是丰富的,但在西班牙一切物资都是缺乏的。欧洲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额既然增大了,其流通所需的银币量自须逐渐增加;富翁的人数,既然加多了,银制器皿和银制饰物的数量,也必须逐渐增加。

第二,美洲本地,是它的银矿产物的新市场。这地方农业、工业及人口的进步,比欧洲最繁荣国家也快得多,因此对银的需求的增加也自然快得多。英领殖民地,完全是一个新市场。那里,以前一向对银没有需求,规则一部分因为铸币,一部分因打制器皿,而不断增大银的需求了。大部分西班牙领和葡萄牙领殖民地,也全为新市场。新格伦纳达、尤卡登、巴拉圭、巴西等地,在未被欧洲人发现以前,其居民纯为不知工艺不知农业的野蛮民族。可是,他们到现在,大部分都有了相当的工艺与农业了。墨西哥与秘鲁两国,虽不能全然视为新市场,但确是比过去扩大了的市场。记述这两国古代壮丽状态的奇异故事,不论如何掩饰夸张,凡读它们的发现史及征服史的人,只要具有沉着的眼光,就会看出,当时居民在农工商业上比今日乌克兰的鞑靼人更为无知。即两国中比较进步的秘鲁人,也只知道以金银作装饰品,而不知铸金银为货币。他们的商业,完全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所以,几乎没有分工这回事。耕作土地的人,同时不得不建筑自己的住宅,制造自己的家具、衣物、鞋及农具等。他们之间,虽有若干工匠,但是据说都是由君王贵族僧侣维持的,实际上恐怕就是这般人的仆役或奴隶。墨西哥和秘鲁所有的古代工艺,从来没有以任何制造品供给过欧洲市场。西班牙的军队,不过五百人,甚至往往不到二百五十人,却几乎到处觉得不易获得食物。据说这般军人足迹所至,就连人口极稠密、耕作极发达的地方,也常常发生饥荒。这种事实足以证明,记述这些国家人口稠密、耕作发达的故事,大部分是虚构的。西班牙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在许多方面没有象英国殖民地那样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技术的改良及人口的增长,但西班牙殖民地在所有这几方面,却比欧洲任何国家都进步得快。其原因是土壤肥沃、气候宜人,以及土地广大低廉。这是一切新殖民地共有的优点。有了这些优点,就足以补偿其政治上的许多缺点。弗雷齐埃曾于1713年观光秘鲁,他说,利马市人口在二万五千至二万八千人之间。但1740年到1746年间,居住此地的乌洛阿却说,这市人口超过了五万。这两位著者,关于智利及秘鲁其他许多主要都市人口的计算的差异,与此略同。他们两人报告的正确,是无可置疑的。其计算的差异,正可表示当地人口的增加,并不逊于英领殖民地。总之,这一切,都表明美洲即是该地银矿产物的新市场。那里对于白银的需求的增加,必定比欧洲最繁荣国家还快得多。

第三,东印度为美洲银矿产物的另一市场。自这些矿山开采以来,该市场所吸收的银量,日有增加。从这时起,依赖亚卡普科船舶而进行的美洲和东印度间的直接贸易,继续增大,而同时经由欧洲的间接交易,增加得尤其多。十六世纪中,与东印度进行正规贸易的欧洲民族,只有葡萄牙人。但同世纪末,荷兰人起来竞争。不及数年,就把葡萄牙人赶走,使不能再在印度的主要殖民地上立足。在前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东印度贸易的最大部分,由这两国分占。葡萄牙人贸易日见衰退,而荷兰人的贸易,却以比这衰退更快的速度不断增长。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前世纪即与印度进行交易,到这一世纪,他们间的贸易大大扩大了。瑞典人及丹麦人的东印度贸易,开始于本世纪。俄罗斯人,最近也组织所谓商队,取道西伯利亚及鞑靼,径赴北京,与中国进行正规的交易。总之,除法国东方贸易因最近的战争而被毁灭了以外,其余各国对东方的贸易,几乎无不在继续扩大。欧洲所消费的东印度货物日益增多。其消费额之大,似乎曾使印度各种业务逐渐增大。例如,十六世纪中叶以前,欧洲用茶,极其有限,不过把它用作药品。然而现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本国国民当作饮料而输入的,每年计达一百五十万磅。但这还不够满足需耍,又由荷兰各港和瑞典的哥登堡,不断秘密输入。而且,在法国东印度公司繁荣时代,又常由法国海岸秘密输入。此外,对于中国的瓷器,马鲁古群岛的香料,孟加拉的布匹,以及其他无数货物,欧洲的消费额也只几乎同样的比例增加。所以,就用在东印度贸易上的船舶说,前世纪任何时候全欧洲所用的船舶,比最近航运锐减,以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家所用的船舶,以吨数计,怕多不了许多。

但当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钱的价值,却比欧洲高得多。迄今仍是如此。此种差别,是因前者多为产米国,其稻田大抵每年能收获两次甚或三次,而每次收获的产量,又比小麦普通的收获多。所以,产米国与产麦国比较,即使面积相同,产米国的粮食,亦必较更为丰富。这些国家的人口,因此多得多。此外,这些国家的富人,持有自身泪费不了的大量剩余,可以出卖,于是掌握着可购买多得多的他人劳动量的手段。因此,征之任何记载,中国和印度斯坦的高官巨豪,比欧洲最富裕的人,都有多得多的隶役。而且,这些大官富豪,持有过剩食物,于是能够支付较大数量的粮食来交换那些产额甚少的珍奇物品,例如富翁竞求的金银宝石。所以,供给印度市场的银矿,和供给欧洲市场的银矿相比,即使同样丰饶,其产物在印度所能换得的粮食,亦必较多。可是,以贵金属供给印度市场的矿山,似乎远较以贵金属供给欧洲市场的矿山贫瘠,而以宝石供给印度市场的矿山,却远较以宝石供给欧洲市场的矿山丰饶,所以,贵金属在印度,自然比在欧洲能换得更多的宝石,并能换得多得多的粮食。象金刚石那样非必要物品,其货币价格,在印度比在欧洲要低些,而象粮食这样最重要必需品的货币价格,在印度要比在欧洲低得多。但前面说过,在中国和印度斯坦这两个印度大市场,劳动的真实价格,即劳动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量,却不如欧洲劳动者。这些劳动者的工资,因此只能购到较少量的食物,食物在印度既比欧洲低廉,所以,与欧洲比较,印度劳动的货币价格,就加倍低廉,因为一方面它只能购到少量的粮食,一方面粮食的价格又便宜。在技术相同勤劳相同的场合,各国制造品,必有大部分的货币价格,与其劳动的货币价格成比例。中国和印度斯坦制造业上的技术和勤劳,虽不及欧洲各地,但似乎相差不远。它们劳动的货币价格,既如此低廉,其制造品的货币价格,自然要比欧洲任何地方低。加之,欧洲大部分地方输送货物,多由陆运。先把原料由产地运往制造所,再由制造所运往市场,其间所消费的劳动既多,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及名义价格,就因而增大。反之,在中国和印度斯坦,则因内地河港纵横,货物常由水运。所需运费,既较欧洲为少,其大部分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就更加降低。综合这些理由,贵金属由欧洲运往印度,从前极有利,现今仍极有利。在印度能够获得好价的物品,没有什么能与贵金属相比拟,就是说,在欧洲产制花费一定数量的劳动和商品的商品,没有一个在印度能比贵金属换得更多数量的劳动和商品。贵金属中,以金运往印度,又不如以银运往印度为有利,因为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率,通常为十对一,至多亦不过十二对一。而在欧洲,则为十四或十五对一。在前者方面,虽能以银十盎斯至多十二盎斯购得金一盎斯,在后者方面,则需银十四盎斯乃至十五盎斯。团此,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地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输运品。对于向马尼拉航行的亚卡普科船舶来说,也是如此。新大陆的银,实际就是依着这种种关系,而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处相隔遥远的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银的卖买为媒介。

为供给如此广大的市场,每年由各矿山掘取的银量,不但要足够供应一切繁荣国家不断增加的铸币需求和器皿需求,还必须足够弥补一切用银国家银币银器皿的不断毁损和消磨。

贵金属用作铸币的不断消耗,用作器皿由于磨损与洗擦的不断消耗,只及用作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种商品的不断消耗,是极其可观的。单就这些消耗来说,每年就必须有极大数量的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