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四章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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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歪那事的结果很有意思，谭侪解释说老歪先砸了他的车，所以起的过程。警察简单调查了一下，双方都交了罚款，一起给轰出了警局。
但出了警局，阿兽把我们送回宾馆后立即又四处联系人到周围医院抓老歪，听他的语气似乎不把老歪连夜赶出这块地皮，他便不会罢手。
这个我很不理解，在我们那，所有的事最后大多都是钱。而阿兽赶尽杀绝的模样，连我也替老歪感到不值当。
第二天阿兽来的时候神情很困倦，解释昨天整晚带人守在谭侪家附近，而且最近几天都会这样，一直到老歪离开——老歪精明的根本没去医院。
“多大个事？”二郎不屑的说：“老歪那德行还敢把谭哥怎么着？”
“怎么不能？”阿兽反问说。
看我们都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阿兽叹息的解释了一番。
阿兽说，其实在俄罗斯，他们不怕这些洋毛，反而是怕中国人。如果一个外国人被判了十年二十年，那么这个外国人一定会觉得自己的生命被活活浪费了，可中国人并不在乎这一点时间，尽管每个人活着只有这点时间。
“在这边弄出人命也就是十几年的事，有时候几年就够了。”阿兽挤着眼角，“真犯了浑，弄死人他都不跑。这些普通做买卖的倒无所谓，就怕那些以前在中国出过事跑这的，俄罗斯那点刑，他们根本不在乎。”
“我操。”我和二郎不约而同的笑了起来，“那他妈的心一横，在这还用怕谁？”
“人家要是想弄你，也肯定不能让你轻飘飘的光躺几天。”阿兽说：“去年谭哥关了一个小子，也是中国过来做买卖的，关了好几天，只要警察没查到，人就不能放。那小子差点没昏死，出门之后直接回去了。”
说到这，阿兽突然补充：“再怎么狠，你也是个中国人。”
修鬼撇撇嘴：“闹来闹去都是咱中国人。”
“对。”阿兽毫不尴尬的说：“在这边做生意受欺负的，基本没有俄罗斯人干的，都是咱中国人自己干的。俄罗斯人跟你要钱，你不给随便，但是到以后你出了事，你再捧着多少钱想求他们，都没有用了。”
“操，咱他妈的没这纲，小打小闹就为了钱。”修鬼理解说。
所谓的价值观不同还是所谓的民族根性不同，我想不懂这些。阿兽继续说俄罗斯的帮派办事，宁可连续杀掉几层布置事的同伙，也绝不会做出中国人一样随便找个小弟顶罪的事。因为他们看重的是自己的自由，任何人和事都约束不了，尽管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着这个字眼，可不得不坦白，我们根本不明白自由的定义。
“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看了，谁还把你当人看？”阿兽撇嘴说：“我才来两年，多的事我不知道，凡是出了案子抢几万卢布的，那肯定是中国人，凡是出了大案子，杀人抢了几百万几千万的，那也肯定是中国人。”
“俄罗斯人都喝白开水的？”二郎嘲笑说。
“这边的人也不跟咱抢小生意，而且咱开的任何稍有点样的生意，他们都得插一脚。”阿兽摇头说。
“那他们都干什么？”我接口问。
“卖车，卖毒，卖淫，卖军火，竞选。”阿兽嘿嘿笑着：“他们有道道，一年光是从军队偷出来的枪就是大票。”
阿兽那台让我眼红不已的奔驰就是偷来的，谭侪买它的时候只花了九千左右的人民币。在阿兽那里，一把军用的AK也只是一万左右，想起在和平区花千八百搞到的五连发，让我觉得自己曾经的骄傲简直是儿童玩笑，只不过这种东西轮不到阿兽甚至谭侪这种角色来用。
阿兽所在镇上的一半以上的工厂与生意都与黑帮有关系，黑帮在那里不仅仅是解决和制造麻烦的工具，更是一种秩序，细致到很少有谁可以一辈子不从他们那里得到好处——前提是对他们的尊重和孝敬。
被太多人认为不过是电视里剧情的保护费在阿兽那里却是公车售票一般平常，就连谭侪自己的那三个生意每月都得交一定数量的票子给俄罗斯黑帮。谭侪有枪有人有胆子，但与本地的黑帮比起来，他缺少了一种最大的本钱——保护伞，而且俄罗斯黑帮的保护伞撑起来的人就是他们自己，无论法政经济，存在的部门里都有这些人的影子。
当然，保护费的名字改的很斯文，或者叫顾问费，或者叫投资分红。
谭侪的木材加工厂每年的买卖流量很大，也是很多内地人过去时的落脚点，帮着这些人办理入住，替他们介绍或者安排生意，都是谭侪赚钱的大头。同样，这些事仅仅谭侪办不到，所以他安心的交给当地黑帮钱，也可以安心的在中国人面前当自己的老板。
当天在洗浴吕东没有还手，不仅仅是因为两个男人俄罗斯的血液，更是不愿意招惹到他们可能的后台。当地的黑帮控制了太多外国的企业，却对中国的商贩头疼，那仇视的情绪从来没有减少。不过说到这，阿兽嘎然而止，没有继续深提下去。
汪洋很讲究的又多留了几天，虽然帮不上忙，但总不能在朋友出事时一走了之。事情结果的也快，阿兽没几天就笑嘻嘻的告诉我们老歪已经滚回中国了，留下了一只眼珠子。
要说明的是，阿兽那些人并没残忍到挖掉别人的眼珠。在镇外出租屋堵到老歪时，老歪正和人在喝酒。阿兽带去的一个哥们掐着老歪一直灌酒，那酒很烈的俄罗斯土酒不比烧刀子差在哪里，最后老歪呛的一直在呕血，反复几次，老歪的一只眼睛大概充血过了头，掉了下来。
阿兽说当时他也吓的浑身冒冷汗，吕东把眼珠子踢飞了，老歪根本没心思替自己找个颜面，跪在地上求着让自己回去。
“没事，以后按个狗眼睛照样做人。”我尽量装作平静的说，心里却突然觉得冷进了骨子里。
当天谭侪在一家餐厅包场，除了汪洋和我们几个之外，谭侪只带了三四个人。那顿饭的主角是几个外国人，看不出他们的国籍，但统一操着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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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的酒据说值不少银子，阿兽懂行，一口口品着滋味儿，而我则喝惯了啤酒，没几口就让脑子开始发沉。
不得不承认那几个外国男人的酒量，其中一个人鄙夷的告诉我，啤酒就是蘸面包的苏打水，“我操他妈的，喝半箱雪碧他也吐。”这是二郎的唠叨，我则干脆的被伏尔加征服。
那天晚上的谭侪一直讨好的陪吃陪喝，旁边有唱歌演奏的，还有几个并不漂亮但很火辣的女人扭着身子**，大衣里面是隐约性感的内衣。但谭侪和外国男人一直没冲她们说话，她们也就不安分又老实的站在原地。
鸡头解释说俄罗斯夜总会里这种女人很多，不会像和平区一样由鸡头们给安排小姐，而是客人自己“选美”。
外国男人在餐厅里玩了很久，最后整了大约半小时的蓝古才搂着自己的女人回家。汪洋没有问什么，我们自然也抽了几口后便老实的躺在椅子上无所事事。
送外国人走之后阿兽才对我们说，这些人便是当地的一伙黑社会。谭侪找他们出来是想他们替自己彻底解决后事——基本上每次谭侪自己出了事或者替别人摆平麻烦后，都会不厌其烦的找这些人再次出头。
这些人也不是我们想象中外国大片般身藏手枪的枪手，他们不过是出面找谭侪的对头聊天，反复的磨嘴皮子，至于替谭侪动手，他们倒没做过。
唯一的好处就是，这些人比起我们更有“职业道德”，绝不会收了更多的好处转过头翻脸。
我多少觉得这些人的思想很无聊，既然是很多人嘴里的流氓，为什么又要把自己打扮成彬彬有礼的斯文人？可我不敢说，因为无论多么自以为是的人，都会希望自己有一堵可以依靠的墙，不管这堵墙有多肮脏或腐朽。谭侪既然找到了他的希望，我便应该恭喜他。
只不过，他的希望实在脆弱了太多。
当我们收拾好东西，正式把梁哥介绍给谭侪后，谭侪大方的给我们打包了回去的机票，甚至细心的把倒车的火车票也提前弄到了手。谭侪给我们办了送别，毕竟以后见面的机会不多，他和他老婆给我们每人都准备了礼物，他的小女儿也同样。我很喜欢那个小姑娘，把她送给我的塑料花学着吕东的模样绑在了自己的袖口。
看她笑起来的开心劲，我不自觉的担心，如果有一天她的父母也像老歪一样被人生生赶出了俄罗斯并留下了身体的一部分，那么她是否还会像花朵一样对着每一个人扬脸？
阿兽赶来的很晚，他弄了几台车送我们去火车站，还兴奋的说以后回国有机会会去我们老家那里转转。鸡头嘲笑他在俄罗斯有车有派，为什么还要回去被家里人拖累着，阿兽唉声叹气了好一会，还是无奈的说：“再怎么折腾我，那也是我的家。”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好人，或者，他是他那种生活里的好人。如同每天接送自己孩子的谭侪，如同与邻里关系亲密的谭侪的老婆，他们都是好人。我也突然明白，他们从来没有错，只是他们选择错了生活，我和他们以及所有人都一样，在自己生活里不会犯错，错只错在自己想要的生活，想象永远带不来幸福。
谭侪在前车亲自送汪洋和连巡，路上他经常停下来冲别人打招呼，也有很多车急忙冲过来，只为了礼貌的像谭侪问好。这些急于把每一根身边的绳子扭在一起的人，有时候让我觉得可笑，可当时却让我觉得可怜，因为他们不清楚什么时候其中一根不服从的绳子会勒住自己的脖子。
“都是老乡，出门得互相照顾。”阿兽很有耐心烦的随着前车停停走走。
在路过一家超市的时候，谭侪让司机停下车，让我们进去买一些东西路上垫肚子。李桐没有动身，无精打采的缩在车里，阿兽很大方的把我们也都留下，自己钻进超市消费。
就在那几分钟里，我突然看到了让我难忘的事，也许是永远——先是街道上传出了吼叫和尖嚎声，很快，一群外国男人个个抄着家伙冲进我的视线，远远的四处追着行人，并且把能追到每个黄种人都打倒在地。
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光头占了一大半，因为离的很远，我没有看到事情的起因。不过这不重要，因为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让这么多人拎着家伙漫无目的的随意并且狠毒的殴打街上的行人。
我不明白到底因为什么上演这种场面，刚想开口问，车上的司机已经急忙喊我们钻进车里千万别抬头。可是，那些稀稀拉拉却尖锐的哭喊声一直催促着我的眼睛不要离开。
我目瞪口呆的看着街道上发生过和发生着的一切，一霎那，原本融洽的街道立即分出了白黄两色，司机边骂边解释说这伙人专门打中国人，让我赶快把头藏起来。可是，不仅仅是我，身边的修鬼同样张大嘴在观望着，而李桐吓的已经钻进了我的胳膊内。
一群发了疯般的男人在街上飞奔着，那些表情凶悍甚至恶毒的光头和那些神情无措甚至无辜的中国人。场面根本谈不上是在群殴械斗，而是完全完整的殴打泄愤。那些光头们围堵住任何中国人便卯足了力气发泄。与我们不同，他们手里的玩意没有致命的刀子或其他，也不会拼了命打向对方的要害，不过这并不是值得庆幸的地方——一个学生模样的中国人被其他几个人围在当街殴打，无论他怎么哭嚎，那些光头们都没有停下手的意思，打倒了便揪着衣服拎起来继续。
我想不起当时的心情，二三十个人打架的场面虽然不常见，但也不会让我觉得新鲜，可是看到至少有几倍于二三十人的行人被殴打，我脑子竟完全懵住了。说来可笑或者可惜，那些中国和中国模样的行人不如我这种人经验多，事情突发后，更多人选择躲到路边甚至藏到电话亭里。不过，躲避不能给人带来什么。暴徒们仿佛捡石头般把他们一个个拎起，抛掉。
不要以为刀枪是多么可怕的东西，比起人的拳头，它们反而可爱的多。看着那些连护着身子的力气都被打散的人，我不知道自己想起来了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从记忆里挖出了什么。
我想跳下车逃开，腿偏偏没有勇气，我想开车躲开，手偏偏够不到方向盘。但我确定，我没有任何哪怕一丝替车外那些中国人打抱不平的念头，在那一刻，我只剩下了害怕——作为人的害怕。我叹气，原来所有人都会像我一样，有时也只有纯粹的懦弱。或者，我也曾是这些暴徒们中的一个，只不过这次经历懦弱的换成了我自己。
车里的人加上谭侪的人，至少可以凑出十几号，但谭侪根本无动于衷，站在超市的玻璃大门后，脸也几乎完全隐在了门框内。车上的司机庆幸说：“还好咱停在俄罗斯人开的超市，要是靠在中国饭馆前，肯定有人过来砸车。”
我没有怀疑他的话，凡是我能看到的有中国字招牌的店，玻璃没有完好无损的。
那伙人“玩”的很疯很快，从远处的街角跑来，又消失在另一处街角，仿佛他们就是洗刷马路的水枪。
最让我吃惊的是，那些惊愕在原地的外国男女时不时会随着那些暴徒们呼喊，而且没有一人敢，也没有一个人会向中国人伸出手。
当我们心有余悸的看着谭侪从超级里出来时，他的脸色也极不自然，一些认识他的商店老板凑过来刚想言语，谭侪摆摆手钻进车便把我们送去了另一家俄罗斯人开的宾馆。
原本我以为那天的事会闹的很大，但不安的在宾馆里靠了一夜，居然发现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没有新闻！没有警察！更没有人在我们路过时抱怨！
阿兽告诉我们又得延迟两天，昨天的事走走形式，上面得调查和找出负责人。说到这，阿兽笑的很狼狈。他说这种事偶尔会发生，但都是同一伙人干的。光头是俄罗斯崇拜“光头党”的人，其他人也都是有组织的团伙。他们对中国人没有好感，经常无辜挑衅和殴打。有时新闻里出现俄罗斯人在中国比赛失利或者中国某些廉价产品抢占市场后，失业习惯的这些人便会打砸发泄。每次遇见这种事，阿兽他们根本不去记在心里，而且，即使被殴打的是自己，也没有可能报回自己的仇。
“你再怎么狠，你也是个中国人。”我想起了阿兽以前的原话，我打量了阿兽很久很久，终于把他和自己画上了等号。
担心李桐出事，第二天上午汪洋便把我们都送出了小镇，在附近农村的民房里给我们安了家。
除了一盏日光灯，我们在屋子里什么都看不到。那家的主人很热情，告诉我们周围山坡上的雪景很漂亮，很多过来旅游的人都会到那里拍照。
我正蜷在木床边发呆，一只蜘蛛在我脚边跑，我顺手抄起烟盒丢了过去。烟盒落在蜘蛛旁边，曾经张牙舞爪的蜘蛛立即如同我一样蜷起了身子，几只脚严密的把自己包了起来。
感到无聊，我从房东那里要了很多火把，叫着同样牢骚的连巡开车带人一起去了山坡。
很漂亮，如果一个人知道周围除了雪以外不会有其他打扰自己，那么他会与我们一样赞赏，因为除此以外，找不到其他的东西可以发泄。
天空是灰色的，天空是白色的，大地是白色的，大地是灰色的。点起的火把一支支竖立在雪地上，我拉紧了领口的围巾，很快我又把它抛在了地上。轮胎渐起的雪打在平整干净的雪地上，却不会再次溶在一起，只留下难堪的斑驳痕迹。
黄色而又灰白的火把在这里不会是耀眼的，唯独映在我们脸上和身上的火光才是刺眼的，冰冷的雪和风是这里的一切，连嘴边的呵气都变的微不足道。
我努力睁眼看着周围，只看到谭侪小女儿挂在我袖口的塑料花。如此鲜艳的花，在浑身的黑色上，它破坏了所有的协调，又让我不会舍得摘掉。我突然渴望天空下起大雨，让我冻死在这里，
鸡头和李桐在不远处嬉闹，李桐手里拿着连巡借来的枪指着鸡头的脑壳，鸡头便一遍遍捂着双眼躺在雪地上，但是，他又一遍遍重新爬起来，不曾拍掉已经融在衣服和皮肤上的雪迹。我捧起了剩下的火把，顺着落下的太阳一支支远送，火焰在风里像被撕碎的纸，片面却不会断折。在那一刻，它们比太阳更让我温暖。我想，或许每个人都不会记得太阳，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见过这些火把。
我们在雪地里高喊，大笑，抛着熊熊而又脆弱的火把到远方，然后在近处捡起它重新点燃。
晚上回到民房时，我发现那只蜘蛛扔蜷在那里小心翼翼的防备着。我突然想放走它，但想起它一旦没有了惊吓让人发毛的模样，我扔是把它包在了纸巾里丢出了窗口。
隐约，我觉得自己很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