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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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南方民族虽然在民族数量上超过北方民族，但在社会发展上却落后于北方民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由此也可以说明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北方民族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进入中原地区，而南方民族却很少有过类似的活动。从民族文化来看，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的发展也不相同。
中国的地理条件，哺育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几十个民族，这些民族各有特点，因而产生了相互间的差别，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地理条件，也维系着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间的联系，如同它维系着历史上长时期的政治统一局面一样，经久而不衰。这是因为：第一，汉族聚居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其地理条件的优越，生产的发展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并在物质上、生产技术上和文化方面影响着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这种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凝聚力，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第二，在东、南濒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的地理条件下，周边少数民族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要容易得多，因而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这种自然的内向性与上述自然的凝聚力的结合，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各族① 《通典·边防典·序》。
间的联系的纽带。正因为如此，两千多年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尽管有时候互相攻伐，兵戎相见，有时候“和亲”通好，会盟、互市，各族间的关系歹一阵，好一阵，但总的趋势是相互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不可分离。
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整个自然界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地理条件也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地理条件的变化也影响着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变化。从中国历史上看，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当然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经济、文化上的变化的情况，是值得人们注意的。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和认识，不仅具有理论的意义，而且还有现实的意义。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是：（一）河流变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黄河和长江是我国最重要的两大河流，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历史时期，它们的变迁，尤其是黄河的变迁，是很显著的，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同它的河患一样，均为世人所瞩目。如果对黄河流域作宏观的考察，就会发现：黄河的安流和河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变化。根据各方面的考察资料证明：历史时期，黄河决溢虽甚频繁，但经分析研究核实而论，却也有前后两个长期相对安流的时期。前一个时期为商周至秦代，后一个时期则为东汉初年至唐代后期，前后合计，将近两千年，或者还要过之。频繁的河患也可分为两个时期，其一是两个长期相对安流时期的中间时期，即由西汉初年到东汉初年，其二则是由唐代后期到解放以前。这两个时期合计，不超过一千五百年。所谓黄河河患，主要是指黄河中游的侵蚀、侧蚀、下切和黄河下游的堆积，以及由此引起的陵、原、川、谷的变化和城乡的兴废，而其症结则在于河水挟带泥沙，随处淤积。黄河泥沙的淤积，虽然远在地质时期即已有之，但决不如历史时期这样严重。这里，除了自然的原因即黄河流经土质松疏的黄土高原外，还有人为的原因，即历史时期以来，由于农田的扩大，道路的开辟，居民点以及城池的增加与修建，使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大大加速了黄河流域的侵蚀和堆积，以致造成频繁的河患。黄河流域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产丝地区，直到北宋，长江下游蚕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几乎有超过黄河流域的趋势，但黄河流域到底还保持着一定的水平。然而，北宋以后，这种情况即发生剧变。因为金朝在破辽灭宋后，使女真人大量内迁，广占土地。这些人不娴于农桑，因而尽量伐取桑枣，作为薪柴出卖。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情形，朝廷派人到各地巡察、禁止也无济于事。这不仅直接影响了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的继续发展，致使金朝统治者因丝、绢来源匮乏而惊慌，而且也破坏了黄河流域的植被，后果自然是严重的①。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从这些方面来看，两宋以后，黄河流域在经济发展上的地位逐渐被长江流域所代替，除了别的原因之外，黄河流域结束了第二个安流时期而开始了第二个河患时期，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① 参见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第360—362 页，三联书店1981 年5 月第1 版；《河山集》第253—279 页，三联书店1963 年9 月第1 版。
（二）沙漠变迁对历史的影响。我国北部和西北部，现在有大片的沙漠存在。治沙，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然而，在历史时期，这些被沙丘覆盖的土地并非原来都是这样。例如在今内蒙古和宁夏两自治区之间的乌兰布和沙漠原是西汉朔方郡辖地。那时，它是一个繁荣富庶的农垦区，而现在却是一片茫茫的流沙，横亘在阴山南麓直到贺兰山下。这些流沙掩埋了古代的河道、湖泊、城池、村落、墓群，唯其如此，它也就展示了这一地区曾经存在过的一段繁荣富庶的历史。关于乌兰布和流沙起源的问题，从自然原因来着，是黄河改道所致；从人为的作用来看，是农垦的废置，造成表土破坏，覆沙飞扬，终于使这一地区变成了猖狂肆虐的大沙漠②。又如西辽河下游平原，第四纪时期积沙很厚，到更新世晚期，气候干燥，产生很多垅岗沙丘，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得相当湿润，沙丘为灌木、草丛所固定，发展为草原环境。历史时期，它曾是一片好牧场。到辽代，由于在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建置上都，乃掳掠人口，在这里开垦草地为农田，掀起下部浮沙，破坏草原植被。到了金代，这里就变成一片瘠薄之地，很难进行生产活动。还有，在今陕北无定河流域及榆林以北，更新世晚期这里也曾发育过沙丘，全新世初期，气候变得湿润，植物繁茂，把流沙固定起来，而且在低地形成许多浅湖、沼泽。进入历史时期以来，人们开垦了这里的黑炉土和沼泽土，砍刈草本灌木以作燃料，覆盖层和植被遭到破坏，沙丘经大风吹扬，造成连绵不断的沙荒地①。沙漠的变迁对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仅就这两点而论，恐怕不能否认地理条件的变化对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由北向南转移所起的推动作用。长时期里，人们在说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原因时，提出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但地理条件的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似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有可能夸大其他方面的原因，从而产生片面的认识。片面的认识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正是为了避免这种片面性。至于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南北地位的变化，其具体表现若何？譬如，生产部门及产品的变化，人口分布的消长，行政区划的分合，粮食产量的升降，水利系统的兴废等等，以及学校、书院的发展，印刷术的推广，从进士直到宰相各级人才的来源，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丰富等等，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问世①，本书不再一一论列。当然，在中国历史上，地理条件的变化之影响到历史发展进程，也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例如由于地理条件的突然变化，有的民族因此一度遭到破败，有的民族甚至因此崩溃不振，由此引起一系列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通典·边防典·突厥上》记：贞观初年，薛延陀、回纥等“相率叛之”；颉利与突利之间产生“怨憾”；兼之“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叛之。”②这段话指出，隋末唐初异常强大的突厥汗国，在贞观初年遭到覆灭的重要原因。陈寅恪根据《通典》和其他有关史料认为：“北突厥或东突厥之败亡除与唐为敌外，其主因一为境内之② 参见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见《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第95—12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年9 月第1 版。
① 参见周廷儒：《古地理学》第339—340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 年7 月第1 版。① 参见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第5 页—第22 页，1983 年12 月第1 版。② 见《通典·边防典》一三。
天灾及乱政，二为其他邻接部族回纥、薛延陀之兴起两端”。他还根据《唐会要·回纥》条所记“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③，以及其他有关史料，认为：自唐肃宗以后雄大起来的回纥，至唐文宗时，“天灾、党乱扰其内，黠戛斯崛起侵其外，于是崩溃不振矣”。类似的史实还见于《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彝泰赞普执政时，“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继因唐武宗会昌年间，“国人以赞普立非是，皆叛去”，终于在唐宣宗大中三年（849 年）“奉表归唐”④。所以陈寅恪又认为：“吐蕃之破败由于天灾及内乱”⑤。象这种由于地理条件发生异常或骤变而影响到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地区与地区之间关系变化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也是应当予以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