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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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后受命汜水，定都洛阳，留侯演委辂之谋，田肎贺入关之策，事关兴替，理切安危，举斯而言，断可识矣。”他申明自己撰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是要“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他甚至认为：中唐以来，“成当今之务，① 以上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①把地理条件和人们对地理条件的认识和利用看作是“事关兴替，理切安危”的问题，是这位政治家和历史、地理学者的政治经历和学术研究所达到的一个共同的结论。
都城，是历代皇朝政治统治的中心；都城的地理条件历来受到更多的重视，此即所谓“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②。上文所述地理条件跟政治统治的关系，有些就是和都城相关联的。刘知几主张：“凡为国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于舆服之上。”③这说明他对于都城在国史编纂内容上的重视。不过刘知几主要还是从政治统治的历史经验提出这个问题的，没有着重于地理条件的考察。唐末昭宗时国子博士朱朴曾上书言当世事，并从地理条件的得失提出迁都的建议，认为：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关中，隋家所都，我实因之，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閈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夫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汉舆、凤林为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大集。自古中兴之君，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今南阳，汉光武虽起而未王也。臣视山河壮丽处多，故都已盛而衰，难以兴已；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远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①99900041_0104_0朱朴的建议没有被唐昭宗采纳。这时的唐皇朝已岌岌可危，非迁都之举可以挽回颓势，足见朱朴在政治上是很迂阔的。但是，他的这些议论透露出，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关中地区已逐渐失去了经济上的优势；由于社会的动乱、政治的腐败，长安已不再具有盛唐气象。这跟中唐时期杜佑、李吉甫对长安的看法已有很大的不同。朱朴建议中的这一点启示是不应忽视的。而他的“观天地兴衰，随时制事”的见解，也还包含着辩证的因素，不可完全视为迂阔之见。郑樵在《通志·都邑略·序》里引证了朱朴的迁都议，认为：“其论‘去已衰之势，就未王而王’，则前此或未有之及矣。”这也是赞成他的“随时制事”的主张。
《通志·都邑略·序》可以认为是从地理条件考察“建邦设都”跟政治统治关系的佳作，他是从全国的地理形势和以往的历史经验出发，对地理条件与“建邦设都”的关系和政治上兴亡得失的关系作总的考察。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在新的历史条件（包括地理条件和政治条件）下，长安、洛阳、建业所谓“三都”已不是理想的建都所在；（二）北宋建都于汴京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这跟“靖康之难”有直接的关系；（三）他在这篇序论的末尾还提出南宋建都临安是不妥当的，应采唐人朱朴之议，移都南阳。郑樵的这些论点和其他一些看法并不是都很中肯的，如他把“靖康之难”都归结到北宋定都汴京这一点上就是极为片面的。但他从总的地理条件和历代“建邦设都”的历史中，试图总结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认识的这一意向是很难得的。他所得到的某些具体结论，如“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自开辟以来皆河南建都”等，对于我们从地理条件方面探讨历史上“建邦① 《元和郡县图志·序》。
② 徐元文：《历代宅京记》序。
③ 《史通·书志》。
设都”的客观规律，也是很有启发性的。明清之际，顾炎武撰《历代宅京记》，就历代建都之制，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等史实，其总序部分亦多述前人论议，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辑录都城历史资料的专书，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
过去中国史学家一方面认为地理条件跟政治上的兴亡得失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认为地理条件的作用不是孤立的、绝对的。贾谊的《过秦论》是一篇著名的史论，它表明了对地理的及其它物质的条件的作用不能作绝对的理解。他指陈了秦占有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地理条件在内，但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秦亡汉兴。这是为什么？他写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的论点，在后来的史学家中也多有之。这可见过去中国史学家对于地区条件作用的看法是有相当辩证的因素的。
过去，中国史学家关于地理条件跟历史发展的关系的撰述是很丰富的，还有一个传统的特点，这就是重视它的社会作用。在这方面，顾炎武所编《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两部代表作。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作者自明末崇祯十二年（1639 年）起。用了二十多年的功夫编纂而成的。作者写这部书时是处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他在序言中讲到了他编纂的目的：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
他说的“舆地之记”，是指的《肇域志》。他说的“利病之书”，即系《天下郡国利病书》。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他所坚守的“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主张①，使他的“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的心情带有强烈的时代感。他穷究于地理而着眼在“利病”，正集中地反映了他为经世致用而编纂此书的目的。
作为讲地理的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编次上反映出作者对地理条件认识的三个层次：一，全书首卷叙“舆地山川总论”。这是对全国地理条件的概述，是全书的总纲。它从地脉（山脉分布）、形胜（地形特点）、风土（气候差别）和百川考（水系源流）等四个方面勾勒出全国地理面貌及其特点，所用文字不多，但轮廓却很清晰。二，全书以绝大部分篇幅，分别论述了北直、江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及东北、北部和西北边疆的地理情况；论述过程中，先内地而后边疆，并专立“边备”、“河套”、“西域”三个卷目，表明作者对边疆地理的重视。三，书末扼要论述了中国跟有关国家的地理关系、贸易关系以及一些国家的地理状况，反映了作者所具有的开阔的视野。这三个层次，反映了作者在认识地理条件的问题上，注意到全局和部分、内地和边疆、中国和外国这几个方面的关系。这是他在见识上超过前人的地方。《天下郡国利病书》记各地的自然环境、政区划分、经济状况和戍守形势等，而以记述各地经济状况为主，因而在地理书中独具特色。它记述经济状况的方面很宽广，包含漕渠、仓廒、粮额、马政、草场、盐政、屯田、水①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须有益于天下》条：“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
利、赋税、徭役、户口、方物等等，其中又以记述土地、赋役、水利最多。关于土地，它涉及到土地的分配制度、占有和使用情况，土地兼并的发展，以及因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引起的土地变化和农田建设等等。全书除对各地屯田兴废得失有较多的论述外，还记述了不同地区在区田、丈地、清田方面的种种情况①，记述江南地区沙田、洲田的情况以及荒田、勋田、僧田等情况②。关于赋役，作者一方面注意于全国各地的赋役情况，另一方面则尤瞩目于江南的赋役之重。他重视《大学衍义补》的说法：“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③又引证王象恒《东南赋役独重疏》之说：“人止知江南钱粮之多欠，而不知江南止完及七、八分，已与宇内之重者相等矣；江南止及六、五分，已与他处完轻者相等矣。”①顾炎武在《日知录》里提出“苏松二府田赋之重”②的论点，当是他研究了明代全国赋役情况特别是江南赋役情况后得到的结论。此外，作者引证各方面材料披露：明代一条鞭法在有的地区“屡行屡止，致使忠实良民田鬻大半，户口尚高，经年累岁，独当各样重差，无息肩之日，苦累不可胜言”③；在另一些地区，已经到了“祖宗划一之规、易简之政，果终不可复哉，果终不可复哉”的地步了④。关于水利，作者征引大量历史文献及前人的有关言论，对全国各地水利事业均有记载，有的着重胪列历代水利，有的着重分析一方水利现状，还有关于这方面的奏议、调查、记事。值得注意的是，跟作者重视江南的赋役状况一样，他也十分重视江南的水利状况，故于江南水利论述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