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日 常 生 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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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多年之后，我回顾教国文课的经历和心情，以真面目对人，自己的观感，由轻到重，大致是四种。其一，以学生能否写通为教学的成与败的标准，我就不知道哪一种教法能够真正有成效。即如以学生活动为主，如果只是在一叠教材上活动，我看也不见得能够有什么成效。其二，如现时语文课的方式，教师和学生都寝馈于不多篇所谓范文，想写通是不可能的。其三，教语文，最费力（因为还要改大批不通的作文），成效最没把握，所以我最怕这个职业。其四，怕而断断续续教了十几年，就使我常常想到饭碗之不易，或放大言之，人生之不易。这样说，南开中学一年，看外表的活动，相当复杂，内心则很简单，不过是饭碗加不易而已。
天命或祖传（或天命加祖传），人总是善于适应的，比如说，有烦恼，而且不少，是还一定有能力，在苦的夹缝中，甚至一时忘掉苦，找些乐趣的。吾从众，功课的繁重，没兴趣，而且不能不想到难于改行，以及人人都会遇见的兰芷之变为荆棘，一时都不管，且迈出西楼，逛书摊或看风景去也。
看旧书买旧书，天津只有集中的两处，英租界小白楼和法租界劝业场旁边的天祥市场三楼。小白楼卖的主要是外文书，最多的是英文旧书，其时我还没搜罗英文哲学著作，所以逛书摊只是到天祥市场。总是下午课后（星期日改为上午）起程，两种走法，步行穿过南市，或西南角上电车，东南角换车到劝业场。逛书摊颇像钓鱼，是慢功，能不能有所得，或钓得特大的，全凭机遇。但偶然之中也有必然，概率论保证的必然，是次数多了，总会遇见难得的。可惜的是，概率论只能保证有所得，而不能预测不很久之后就来了七七战火，几年来所存的大部分，随着育德中学的破灭，到无何有之乡去了。还是转回来说乐趣，这回是由精神食粮下降为口腹之欲。书摊逛完了，已经是饭时，赶回学校不便，也不必。
出天祥市场后门，饭馆一家挨一家，其中有两家是山西馆，登楼，吃两碗刀削面，可以说是物美价廉。本地低档次的饭馆大多卖包子，其中还有名扬外地的，是狗不理，东门脸一家记得名振发德，也颇有名，我都吃过，感到过于油腻，不如吃刀削面清爽。吃当然也可以高档次，那是登瀛楼，我人微，无人请，舍不得大破费，也就未敢问津。其实，过了若干年，我走地方多了，经过对比，才知道天津食品，可以荣居榜首的，乃出自遍布大街小巷的早点铺“豆腐坊”的豆腐浆（还可以掺豆腐脑，名浆子豆腐），色雪白，味鲜，浓到稍放一会儿就可以从表面挑起一层皮，营养至上。说句不怕天津人气恼的话，我从1936年夏离开天津，再去的次数不少，都是乍来乍往，有时也怀念，但首先浮上心头的是豆腐脑，而不是天津的人情。而可惜，随着新时代的革新，这不上经传的美味也绝迹了。
再说看风景。由北京到天津，至少我感到，是没什么可看。天津有而北京没有的，有河道，而大的（如海河）乱，小的（如墙子河）臭。有租界里花园包围的洋房，但那是洋资本家和本土下野大官僚住的，看了，使人愤慨。不过人，就是没翻过李笠翁的《闲情偶寄》，也会用退一步法，以求慰情聊胜无。于是而有丁字沽看杏花之游。这有如香山之看红叶，是见于当地讲风土的书的，风雅，或附庸风雅，就不能不去看看。是1936年初春杏花开的时候，去了一次，恍惚记得有小土岭，上面有稀稀落落的杏树，总算是一景吧，绕场一周，任务完成，原路回学校。看杏花是一年一度，游公园则不同，可以常去。北京住惯了，会感到天津公园太少。我去过的只有两处，离劝业场不远的法国花园和北宁铁路北站的宁园。法国花园精致，只是太小（两三分钟可以绕场一周），又没有江湖山泽之趣，所以虽然不远，却很少去。宁园离得远，可是有优点，一是大，二是有水，三是有野意，四是游人很少。所以假日，如果有游园的兴致，就或单枪匹马，或结伴，坐车到北站，入宁园。游的次数不少，因而不只印象深，多年之后还有些怀念，有1975年诌的一首《重过津沽宁园》为证：
宁园一别几多春，白发重来踏劫尘。
曲岸垂杨仍拂水，沧波无复荡舟人。
1975年以后，我到天津次数不少，车总要经过北站，东望，只有园中的塔还能看到。仍有垂杨拂水吗？就是时间容许，我也没有进去看看的勇气了。
此外还有什么可怀念的吗？以游苏州的经历为参考，我觉得一个城市，尤其历史不短的，可亲近，也就可怀念，排在第一位的不是古迹、风景之类，而是人情。而说到人情，恕我直言，天津实在没有什么可取的。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工具，以语言为例，天津话不沉稳，也就不雅驯。这还是看表面，由表及里，引市井的口头语来形容，是“十个京油子不如一个卫嘴子”，这是说，口头天花乱坠，心里未必如此想。对人对事的虚与实，追到根底说，是由人生之道来，这道，天津普遍流行的是想法多挣一些，然后改善吃喝穿戴。北京就不这样单一，是因为还掺杂些书香。说到此，我想说句自我陶醉的话，是天津碰壁，不得不回北京，也许正如塞翁之失马，未必非福吧？
人情是泛泛的，至于具体到各个人，那就成为另一回事。以下想说说因天津一年而见到或有交往的一些人。见到的一个大名人是张伯苓。据说他是由在严范孙（名修，清朝进士）家教馆起家，创办南开大学、中学，成为天津的头等名流。见到他，是一次为人事变动，他到中学的范孙楼来讲话。人大个子，言谈举止都是天津风度，严肃的事也以说说笑笑处之。还记得这样几句：“现在讲究了，练跳高有跳高的设备。我教书那时候是两个椅子背上架一个掸子，我看还是那时候好。”“某某（不记得是不是中学部的首脑喻传鉴）要走了，有人说，这回张伯苓可没办法了。我怎么没办法？你们看，走了张飞，我还有赵云。”说着，伸手由后面拉过来一个人，推到台前，这就等于宣布，此后什么什么事务都由这新人负责。堂下报以掌声和笑声，散会，以后就没有再看见他。
再说一位就大不同了，是因为有天津一年才认识，以后成为畏友，还要加上刎颈之交。这是韩文佑（字刚羽）兄，他是应考来南开中学的，已经教了三四年，不知道为什么，到1936年夏也解聘。说来简直不可解，我们教同样的课，同住在西楼，将近一年，见面次数应该不少，大概都怀疑对方孤高，也就不易交吧，不记得曾经促膝交换一下情谊，至少是叙叙家常。都解聘了，又都要卷铺盖回北京，于是同路相怜，由候火车起，交往就多起来。到北京以后，由30年代后期起，到50年代前期止，我们同住在北京，有时还在同一个学校任课，课余，同逛书店书摊，同游西郊玉泉山，同在家里对坐饮白干，谈古说今，真可以说是会多别少。他读书博而精，又记忆力强，谈古今中外，都能增益学识，发人深省。为人刚正，嫉恶如仇，所以与之接近，就不敢生鄙吝之心。50年代他转到天津师院（后改为河北大学）去教书，直到他90年代初作古，我们还是身虽远而心则常在一起。他先我走了，我有时想，像他这样的人，如果想形容，就只好套用三国虞翻的话，得如此一知己，死而无憾。而此一知己，是因为有天津一年才认识的。
还有一位是毕奂午兄，也是由这条路认识的。他怎么样进的南开中学，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也教国文，其时已经是新文学（诗、散文）的作家。物以类聚，常跟他在一起的是何其芳，因而我也就感到道不同而远之。1936年夏，何其芳去而毕奂午留，我与他们二位就都互不相知了。想不到一年之后来了七七事变，南开中学停顿，毕奂午兄也回到北京。记得是以韩文佑兄为中介，我们的交往也多起来。他为人有风趣，目光锐敏，能够看到冠冕严正的背后一面，所以出语常常冷隽而引人发笑。但他对于友人则宽厚热情，其时正是我食无鱼、出无车的时候，他却愿意与我结伴，踏长街，看世相，饿了，罄口袋中所有，吃半斤天福号酱肘子。抗战胜利之后，或解放之后，见不到他了，连音信也没有。直到80年代，才知道他在武汉大学，夫人赵岚也随着。恢复通信，还是他那优美散文的风格。只是手懒了，常是该有信而没有信，所以我写信变了上款，称之为“懒汉懒婆”。这也是鞭子，常常就见效，换来藏有高见的信，如有一次说：“你想得点新意，最好是看旧书。”就很妙，值得立即照办。他生于北地，住武汉，夏天是难挨的，但愿他还有些储蓄，能够安一个空调，哪怕是国产的也好。
还想加说一位，是其时念高中，听我口讲、看我指画的黄宗江。我对他有印象，是因为他聪慧，文章写得好。也许当众表扬过吧，他也记得我。1936年夏未告而别之后，他都做什么，我不知道，可是他的名声逐渐加大，我不能不耳有所闻。一晃四十年过去，到1987年9月，在祝顾随先生九十冥寿的会上，我又看见他。他的聪慧不减当年，我同他打招呼，他一张口就说出我是某某老师。以后我们交往不少，我的大举是为他写了一篇《黄宗江及其卖艺人家》，用他的话说，是作为尊师的纪念。尊，还有不少是他主动我点头受之的，如请我到他家里吃饭，现其妻子，每年五四北大校庆，他参加，必顺路来看我，并放下一瓶名酒，等等都是。旧人新物入室，也是人生的一种大获得，执果求因，也不能不感谢六十年前的天津一年。
人说完了，忽然想到，有一件事是关于天的，也可以说说，因为同样是在天津一年之内。那是1936年1月22日的后半夜，住在西楼的有些人冻醒了。以为是楼道的炉火灭了，问工友，依然烧得很旺。挨到上午才明白，是气温降到零下24摄氏度，比往常的最低温度低四五度，墙就无力抵抗了。这样连续三天，结果是三不管儿陋巷冻死人不少，暖棚失火，烧死一百多人，渤海水面结冰，有些轮船被困在海上。过了许多年，看一篇谈气象的文章，举华北地区温度的最低记录，日期正是这几天。人一生的经历有多种“最”，关于“人”的难定，有的还不好说，姑且抓个天象的一最存案，聊备一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