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新秩序与新革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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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国、富国与中国：新“三个世界”理论
金融危机正在催生出一个崭新的“三个世界”格局。“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中国领导人毛泽东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世界格局理论，即作为超级大国的苏美称霸成为第一世界，发达国家等富国为第二世界，而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这是一极具洞察力的理论。
今天的世界与毛泽东所描述和观察的世界显然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自身的改变，过去35年中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是当今世界改变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在这样的新世界中，中国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正在催化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格局。
穷国
所谓穷国，即包括极端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所谓的新兴市场国家。为什么把这些国家放在一起？是因为这些国家有相当的共同特点，对于他们而言，发展是最重要的任务。而当今的世界经济金融的格局，对于他们的发展，既带来了一定的机遇，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限制。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穷国对中国的崛起，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态。
他们与中国的经济贸易来往中，获得了发展的机遇。但与此同时，在国际贸易、能源资源等问题上，他们又因为中国的发展而表示忧虑。他们担心蓬勃发展的中国挤占了他们自己未来发展的空间。在全球公共产品的问题上，这种担忧尤其明显。公共产品包括全球的碳排放、空间技术、国际贸易制度等各个方面。虽然穷国已经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端倪，但是应该看到，大部分的穷国仍然蕴含着经济发展不稳定的因素。印度、巴西等国家，其公共财政、国际收支方面，都有明显的缺陷，财政赤字、经常账户逆差，经常出现。作为一个穷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长期依赖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是难以为继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迟早都会出现。所以就穷国这一群体而言，当目前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逐步告一段落以后，金融市场担忧可能会转向这些穷国。因此，这些穷国也会出现恐慌性的资本出逃。因此穷国发展的前景并非一片光明。经济的波动、金融的动乱，仍然威胁着穷国未来发展之路。
富国
富国总体上来讲，是这一轮金融危机的肇事者也是这一轮金融危机最直接的受害者。2008年第一轮金融危机，在政府大力救市的措施下，基本过去。但是2011年年中，7月出现的第二轮公共财政的危机，仍然折磨着这些国家。从总体上来看，富国面临着深刻的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公共财政的规模和支出的结构必须改变。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竞争力，才能够恢复这些国家公共部门的信用。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国家政治改革的意愿普遍不明朗，改革的理论准备、基本思路并不清晰。所以包括东方日本在内的富国，总体上来讲将面临着一个漫长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富国对于全球化，对于全球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对于碳排放等问题，仍然会态度摇摆。
富国整体上讲，对于中国的崛起是担忧的。在经济层面，他们担心中国的成长会挤占富国发展的空间，极为集中的一个表象就是知识产权问题，这些富国担心中国的企业在未来逐步地掌握发达国家的一些知识和技术，从而大规模提升它的竞争力。所以知识产权将成为未来富国与中国斗争的焦点。这是涉及到未来发达国家竞争力的根本问题。
必须强调的是富国并非铁板一块，富国最主要的一个内部分歧，产生在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大陆国家与英国美国之间。德国的经济竞争力相当旺盛，而德国所依赖的经济体制并非像英国和美国那样完全是市场经济制度，德国自诩的社会市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对市场直接进行干预，保证市场的公平性，而并非一味地强调效率。如果说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只是相对表面的，那么更深层次的差距则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差距。德国等大陆国家相对而言更加强调公众社会秩序、公众利益，而并非像英国和美国那样注重个人自由。对于发达国家这种内部的分歧，我们中国必须有非常客观清醒的认识。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带来的直接后果将是发达国家内部的分裂，德国将会是金融危机的相对受益者，德国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地位将会大幅提高，德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在欧洲大陆将会有更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欧洲其他的国家到最后不得已将相当一部分的社会管理的权力和公共财政的管理权交给以德国为领导的欧盟集团。
中国
中国是当今世界迅速兴起的经济大国，中国的发展可以与英国19世纪中叶、美国19世纪后期，德国20世纪初的崛起，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起飞相提并论。与这些历史先例所不同的是，尽管中国已经经历了长达35年的快速发展，但中国发展的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中国作为一个学习型的、仍然相对贫困的大国，其经济仍然具有基本的原始改革动力，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体制还将不断地改革和完善。中国的崛起对于西方而言，相当于德国在19世纪末的迅速崛起给西方带来的恐惧回忆和种种不安。
中国具有与穷国相同的一些性质，比如说我们有1亿多生活在贫困县的人口，仍然有广大的贫困地区，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发达国家的一些难题，比如说有相当大的资金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有相当旺盛的甚至于过剩的生产能力急于消化，更是资金充足国，坐拥世界三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必须投资于境外。因此中国已经不能够简单地地归为穷国的一部分，更不能划为富国的一分子。在众多的国际事务上，中国的利益乃至于诉求与穷国不同，与发达国家也不一样。这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个案例就是WTO的多哈谈判。中国作为极具竞争力的新兴经济体非常希望全球贸易体制进一步自由化，但是穷国与富国各有其利益诉求，以致争执不休，至今仍无结果，中国沦为受害者。
中国的使命
在这个新的三个世界的格局下，中国的使命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自身的社会稳定，持续的体制改革和演变，不断地解决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竭尽全力保障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保证中国文明复兴进程的持续推进。在这个前提下，中国在新的三个世界的格局中可以也应该扮演以下三个职责。
第一，中国将是世界的稳定器。中国既不同于富国，也不同于穷国。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行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的秩序，因此中国有充分的理由，尽最大的努力以保持现行体制的相对的稳定性。任何过快的、过于激进的改革和变更都对中国的发展形成不利。
那么，中国如何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呢？首先，中国自身的相对较快、较平稳的经济发展毫无疑问是发挥稳定器的根本所在。其次，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对世界稳定的一个重要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扩大内需，减少外贸顺差，为世界各国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机遇。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应该说是非常突出的，在全球范围堪称典范。中国经济的贸易顺差从危机前2007年GDP的8.8%降到了2011年的2.5%，而今年贸易顺差将持续下降，极有可能降到GDP的1.3%以下。再次，中国作为世界稳定器的另一个方面也体现在人民币汇率的不断调整，人民币作为世界上一种重要货币，它的汇率在稳健的前提下逐步地调整，逐步地增加弹性，对于全球金融的稳定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设想人民币的汇率大幅度地上下波动，这对于中国的贸易伙伴而言，也会形成过大的通胀或者通缩的压力。第四，长期来看，中国这个稳定器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持续稳定地对外投资。中国手中超过3.5万亿美元的外汇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基金，而从现在开始到未来，世界极其需要的就是负责任的、耐心的投资者。可以说，中国是当今世界极有耐心的、富有长远意识的投资者。这对于稳定当前的国际金融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中国是国际秩序改革的推动者。中国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大国，深深地被当今世界不合理的国际体制伤害。投资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切实际的减碳要求以及各种各样的技术门槛等等都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形成了桎梏。而这些桎梏对于后来者，对于穷国而言也是十分严峻的。因此，中国有理由代表穷国向发达国家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革要求。与此同时，中国也不希望这样的改革是震荡型的，毕竟中国也从现行的国际体制中受益。因此中国必须积极地与发达国家进行沟通，成为要求激进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和保守的发达国家之间的桥梁，力求让当前的国际秩序改革平稳和渐进。
第三，中国是穷国未来发展的探路者。当今世界的穷国都在盯着中国，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也是一个具有众多人口的大的社会体。如何在资源极其匮乏的条件下，探索出一套环境友好的低碳发展道路，这是许多穷国所极为关注的。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些方面取得成绩，这毫无疑问将会为穷国带来福音。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社会体，也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社会矛盾，超大型城市的管理，包括交通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养老退休问题等等都是人类社会之前所没有遇到过的超大规模的挑战。中国如果能在社会管理方面找到一条合理平衡公众秩序与个人自由的比较有效的管理体制，这也对后来者提供启示，具有感召力。甚至对于一部分的发达国家，如欧洲的大陆国家，中国的探索也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小结
今天的金融危机正在像人类历史的战争一样改变着世界，金融危机正在催生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格局。借鉴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今天的世界格局可以用新的“三个世界”理论来概括，这新“三个世界”包括穷国、富国、和中国。新的“三个世界”各有各的诉求，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难题，中国在这新三个世界中应该也必须在不断解决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时候，担当起历史的使命。这历史的使命包括世界经济政治的稳定器，全球治理改革的推动者，以及穷国未来发展的探路者。
下一步改革可以是“自下而上”吗？
易宪容（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宏观室主任）
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上的，即所谓的“顶层设计”，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这种改革路径随着中国的改革深入，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会越来越大，改革的困难也会越来越大。当前中国陷入了严重的制度改革胶着状态。只有改变过去所依赖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路径，采取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才能够集思广益，把整个社会聪明才智调动起来，才能设计出平衡各阶层利益关系制度与法律。这才是中国第二轮深层次改革的基础或起点。
十八大已闭幕，新一任政府在2013年3月上任。新一任政府上任之后中国的经济将走向哪里？哪些经济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当前国内外最为关注的问题。因为，无论是现一任政府与下一任政府政策有多少持续性，但是早几年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到，新一任政府的上任，对国家经济政策将产生重大影响。而这些政策取向也就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基本走势。
那么新一任的政府的政策取向是什么？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又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透露出新一任的政府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观念？整个社会又希望政府的政策会走向哪里？本文就围绕着这些方面对十八大后中国的经济政策走向做一探讨。
十八大后中国最为重大的制度改革是什么
早些时候，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中国不进行深层次改革，可能会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如果中国能够进行深层次改革，就有机会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并在2030年迈向高收入社会。在报告看来，中国深层次改革应该放在政府职能重新界定、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大改革开放力度、金融基础的现代化、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减少国有企业垄断等。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当前中国不仅面对着“体制性虚荣”，而且也陷入严重的制度改革胶着状态。最近国人对20年前邓小平南巡的回顾，激发起了对当前中国改革的反思。《人民日报》的社评就指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深化改革开放基本上成了国人的共识，这应该是十八大新政府上任后的主要任务。
不过，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深层次改革要改什么？世界银行报告提出的问题当前是重要，但是，这些问题是当前中国改革的核心吗？如果不是，当前中国深层次改革又是什么？世界银行所建立的这些基点与方向是对的，但是还不是当前中国改革最为深层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