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节 怀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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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非常简短地叙述怀孕的情况及影响。对怀孕的疑虑比对月经少得多，因为怀孕对女性精神生活的强大影响力是众所周知的，因此碰到孕妇犯罪或者孕妇做出重要证供时更有必要请医生到场。不过确实，那些常常很明显的、导致反常行为的欲求和超常的、残酷到影响了孕妇的冲动，很有必要请医生来解释的那些问题，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关于怀孕最难也最深的问题是纯精神层面的，其表现为有时轻微有时明显的女性视角的改变。其本身看似无足轻重，却能引起人对某件事态度的转变，这是她必须向法官说明的，因为那种改变又会造成她判断力的改变。我重复一下，理论上可以说“证人必须且只能说出真相”，不过情况未必如此。除了对任何知觉的描述都带有评判之外，这还取决于看问题的角度以及情绪状态的改变。所以如果我们从没有经历过孕妇经历的那种情绪波动，就必须有能力从逻辑上理解它才能抓住重点。先把母亲的身体状况放到一边，包括怀孕对她营养和周期的干扰，我们需要清楚地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要照顾好发育的生命，知道这个生命以后是幸运还是不幸，会给父母带来喜悦还是悲伤、福还是祸等。该女性知道这对自己的生命都是一种危险，至少会造成疼痛、折磨和困难（通常这会被孕妇过高估计）。不管她有没有受过教育，她会不自觉地感觉到这个秘密，这个她怀有的飘忽不定的生命，即将来到这个世界的生命，也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风险。她觉得自己更接近死亡，与这一点有关的各种倾向性则是由这位未来母亲感觉的天性和情况决定的。一个被抛弃的身怀六甲的新娘和一个知道自己即将诞下被热切盼望的姓氏和财产继承人的年轻女子，感受该有多么不同啊。还有患病的、已经有很多孩子的贫困妇女，明知道这个不受欢迎的多余孩子的降生可能会夺去其他孩子生存的概率，与一个养尊处优、非常富贵的女人认为有三个还是四个孩子没什么不同，这二者的感受该是天壤之别了。
如果内心感受如此不同，难道就不可能强烈和深入到影响这个女性对观察到的事件的态度吗？有人可能会提出反对，说证人的主观态度永远不可能影响法官，法官能够很容易地发现对事件的一面之词的客观真实性。但是我们最好不要自己骗自己，要真实地看待问题。就算证人尽了最大努力，其主观态度也可能有问题，审查的人也可能全然无法辨别真相和虚构。此外，很多情况下必须询问证人案件给她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尤其是如果案件无法用语言形容时。
我们必须问的是：在证人印象中那次攻击是否危险，那次威胁是否严重，那次勒索是否可能，那次殴打是否有意，那个动作是否有侮辱性质，那次攻击是否有预谋。在这些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案件中，我们必须了解其观点，必须从中做出自己的推断。最终，我们又有谁能说自己完全是对情绪诱导免疫的呢？证人用很肯定的语气描述案件，[280]这造就了我们心中的回声。如果还有其他证人，这种不完整的看法可能会得到纠正，但若只有一个证人，或者出于某种原因我们相信一个证人远多于相信他人，或者有很多我们同样信任的证人，但条件、观点和“事实”还是不足。任谁面对一个看法千变万化的孕妇，肯定会感到陷入“云里雾里”！
那些古老的、发展出一套关于孕妇表现出特别欲望或者感知和表达出现反常变化的苦心孤诣进行诡辩的文献，在很多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不过我们必须谨记，以前的观察很少有特别确切的，并且其观察者的知识量也比我们现在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