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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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堆事情的同时发生让加里·麦卡锡措手不及。加里35岁，是一名商务顾问，为英语国家的公司和个人提供商务咨询。他拖了好几年都没去换一个更好的工作，还从老板那里得到了一个自认为不公平的负面评价：在一个极为重要的项目上加里未尽全力。这件事是压垮加里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让他决定放弃顾问工作的导火索。这件事就相当于公司在告诉加里：你根本不值这个价。就在那一周，加里遇到了戴安娜——他后来的妻子，但问题是，他当时已经和另一个女子订婚了。
“当时的情况真让人崩溃。”加里回忆起他的那段时光时这么说。
老板对我的糟糕评价以及紧随其后的邂逅一事，使我开始认真地重新思考。当我最终鼓起勇气，思考迈达咨询集团（MCG）对于自己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答案竟然是：一份工作而已。
每当我回顾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只是迫于社会压力，在做一件大家都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情。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著名的投资银行工作。一起共事的人中有些是我非常敬佩的，然而，我发现这个工作非常枯燥、千篇一律。工作5年之后，我发现使用评估模型这类的工作和我之前想象得并不一样。这项工作的内容非常单一，我无法从中了解到整个公司是如何运营的，我所做的只是处理数字而已。
我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却惊讶地发现，大家对我的看法已经固化了。我想和亲朋好友聊聊下一个工作可以做点什么时，他们给出的答案如出一辙，“你可以到一家公司的财务部做一个中层管理人员”或者“你可以去参加一下管理培训项目”。那就意味着去美国的一所商学院学习，也通常意味着“我既不喜欢现在做的事情，也不知道做点什么别的，那就去学校待上几年，然后就知道做什么了”。
我真的很喜欢待在美国。我以前经常幻想自己会在西海岸生活，但最终都会“接受现实”，跟大学毕业时的态度一样。迈达咨询集团满足了我的愿望，给了我一张绿卡，并为我在旧金山安排好了住处，让我在那待上几年。于是我动身去了那里，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我不喜欢在迈达的咨询工作和我不喜欢银行工作的原因是一样的。我喜欢解决问题，而这个工作只是重复，所用的工具也非常死板。显然，我喜欢分析性的工作，讨厌枯燥重复的工作。而且，做咨询扮演的永远是一个提供有偿咨询服务的顾问角色。我却渴望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管理客户。我想拥有解决问题的决策权。
两年后，我休了三个月的长假。因为我累坏了。几个大项目让我身心俱疲，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我知道这也意味着我进入了对自身职业的再次探索的阶段。我仍处于“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的模式中。我开始考虑在公司内部进行我所谓的“传统式转型”。其中一个想法就是不离开迈达，只是换一种工作。我跟公司的香港办事处（我的童年就是在香港度过的）说了自己想帮助他们发展迈达在亚洲的业务的想法。同时，我开始去一些能够同时用到我的咨询和金融背景的公司面试，比如通用电气资本。但明显的是，我内心并不是真的想做这些工作。
老板对我的差评让我一蹶不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清楚地知道，我只是表现出擅长那份工作的样子，但其实并不擅长。那个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的。看似不公平，是因为做出这个评价的人并没有在这个项目上花多少工夫。但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一系列的事情合在一起却成了促使我求变的诱因：老板的差评可能促使自己离开公司。我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心已经不在迈达了，在公司只是摆摆样子而已。
直到这时，我才平生第一次对自己说出，“你最好确定，当你醒来时，你所做的事是你想做的，而不是你感觉自己应该做的或别人认为你应该做的”。没到3周，我就向迈达提出了辞职。我告诉他们我根本不确定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但我会花一些时间去想想。我终止了和前一名女士的婚约，离开加州，回到了故土英国。
离开加州意味着放弃职场上和个人生活中的一切。这让我的家人和朋友很是吃惊，尤其是我的有着英国式保守思想的父母。“你做了什么？工作也辞了？婚约也取消了？有第三者插足？”但我最终成功地将自己从“事事争强好胜”的思维习惯转变为“自己的人生自己主宰”的态度。
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不过那一年里自己彻底地放松了。同年，我进入了迈达的再就业人员名单，接受了公司提供的职业咨询，但用处不大。他们让我做了两三个像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法这样的标准心理测试。测试结果都大同小异，不是“你需要开始思考你的人生追求了”，就是“有没有你认为自己会享受其中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有意义吗”这样的建议。还有，“顺便说一句，如果你突发奇想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那我们可能帮不了你”。根据那些测试，我将自己的职业探索方向分为“保守型”（与之前从事的行业相关）和“创新型”（与之前从事的行业无关）两类。
我觉得，不管怎样，我都会去寻找让我兴奋并享受其中的事情，即使待遇很差也无所谓。也许我的灵感是来自《你的降落伞是什么颜色的》（What Color Is Your Parachute？）1一书吧。我将自己钦佩的人和喜欢做的事情列了一个清单。
清单很短。“写出你想与之共事的人”一栏里只有两三个人：维珍公司的理查德·布兰森（英国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亿万富翁，以特立独行著称）和英国航空公司执行总裁查尔斯·施瓦布。施瓦布创立了在线经纪业务，着实令人兴奋。想到英国航空公司，是因为我一直对航空业情有独钟。而布兰森可以算是我的职业角色的榜样、一个英雄般的人物。所以，这两个人一个代表了非传统的发展方向，另一个代表了传统的发展方向。
“创新型”的发展方法就是做你喜欢的事情，并以此为生或将个人兴趣变为一门小生意。我热爱水肺潜水，也爱品红酒。我的未婚妻戴安娜也和我一样对红酒情有独钟。我们想尝试创立一项以高端红酒为主题的旅游业务，我们还想加入与城堡主人共进晚餐的环节。我们自己做导游，而且，与在伦敦相比，我们只要花更少的钱就能住进别致的法国乡村小别墅，我们会赚到足够多的钱，开心地去做喜欢做的事情。我们有朋友已经做到了这点。为了加入他们的行列，戴安娜和我起草了一份商业计划书。
我觉得如果自己的选择不那么挣钱，就一定确保那是我一直想做下去的事。比如，考取水肺潜水教练资格。为此我休了两个月假去劳德代尔堡的潜水教练培训学校学习。和我一起学习的都是18岁左右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这个年龄的人才会去做潜水教练，而那时我已经35岁了。我用了8周，从一个潜水爱好者变为一个有执业资格的潜水教练。我一直在收集加勒比海岛和夏威夷地区的相关市场信息，想弄清楚怎样在那里开办潜水培训学校。
我也在想，会不会在做了几年潜水业务后，一旦摸透了这类公司的经营套路，就不再有兴趣做下去了。我的未婚妻也说，我可不想自己的余生都要给你公司的船底刮藤壶（藤壶是水生动物，经常吸附在船底，需要定期清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年办了潜水培训学校，也只会做个两年，之后就会感到无趣，然后关门大吉，因为那样的生活实在是重复、单调，也赚不到什么钱。伴随自己在加勒比海岛的日子的，只有无尽的艰辛和无聊。还好我当时只是想想，并没有真的去尝试。
所以每当戴安娜对我说，“如果你真的要过这样的生活，我愿意陪你”的时候，我心里很清楚，在加勒比海岛上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难道自己就不能去做些更普通点的工作吗？于是我决定尝试一下我所谓的“保守型”的职业选择。
当我回到伦敦的时候，我和一些猎头聊了聊天。我再次参加了伦敦的通用电气资本的面试，并确定我根本不愿在那里工作。我又面试了两三家公司，考虑了战略、金融等各种与商业责任相关的工作。我私下给威严葡萄酒庄的总裁打了个电话，因为我对他们的商业模式很感兴趣。这算是一次“创新型”的尝试。我又分别给6位我认为的诚实守信的生意人打电话说，“我对你们的业务非常感兴趣，也想尝试与你们合作”。而得到的回答大都是，他们很希望我能加入，但付不起我的工资，或公司目前还没有适合我的岗位。我给每个认识的人都打了电话，心想至少能找到一个自由职业。我给维珍公司打的几个电话也没一点儿回音。我只拿到了几个“保守型”的工作机会，要的都是有咨询经验的人。当我打算去英格兰的伯明翰参加一个为期3周的项目时，意外地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维珍公司打来的。打电话的人我不认识，但我知道他是迈达咨询集团的。我之前给他打过几次电话，告诉他我现在是自由职业者，如果有项目可以给我打电话。结果，我收到了一个3天之后动身的通知。这次是去参加一个开办信用卡业务的项目。我迅速加入了维珍新建的业务组。我的生活立即变得充满活力又混乱不堪，却平生第一次发现自己很享受早起工作的感觉。我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在维珍连续工作了20个月，之后又得到了一份管理投资组合的工作。
我所在的团队的业务是选择投资项目，帮助其发展和决定撤资时机。我发现，自己把曾经在投行、并购和战略咨询领域使用过的工具综合起来，非常适用于我现在的工作。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找到能运用自己的综合技能的工作都会一样的开心？我想不会。因为只有在现在的团队里，才有那个让我一直都很钦佩的人——卓越的领导者和企业家，并且从他们的身上我会学到很多东西。同时，我也可以向他们提出建议并分享他们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