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糟糕的妈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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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我最终选择了到老海军工作。当时，这个分公司只是一个小团队。约一年半以后，第一间店开业了，生意蒸蒸日上。后来，我们开了150家分店，顾客不断呼吁着我们提供无限的选择。我们著名的“周度商品”——T恤、短裤和背心——上架几天后就卖光了，特别是“表演羊毛衫”（Performance Fleece）背心和“画家（Painter）”裤。无数衣服像超市里的鱼片一样用包装薄膜包着，它们刚刚从店门口雪佛兰货车中取出。顾客对我们的便宜时装如饥似渴，疯狂地哄抢。在宽阔的通道中，他们站成弯弯的长队，手中黑色的网袋装满了我们便宜时髦的衣服。我们势不可挡，但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马不停蹄地超负荷工作才能跟上节奏。作为女装部副总裁，我的人手严重不足。我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才能胜任日益艰难的管理任务。而且，这时我的肚中怀着第二个孩子。大女儿波琳已经是“可怕的两岁儿童”，任何细小的事情都能演变成世纪风暴。每晚我疯狂地赶在她睡觉前回家，这样我可以看到她最新的滚爬动作或“假装”在读《马德琳》，还可以吻到她喘不过气来。
以前，安托万和我都分担着父母的责任。他在一家软饮料公司工作，后来成了一名顾问。他不需要经常出差，或像我一样工作到深夜。当我不在家时，他可以照顾孩子，尽量减少雇用日托和保姆的时间。我还试图分担一些家务，例如做饭——安托万厌恶这个家务。但大多数情况下，安托万照顾家务，这样我就可以安心自信地投入工作。
当我怀着波琳时，我一下子增重了30磅。这次怀孕，我决定要保持得更苗条。在忙碌的日程安排外，我挤出了锻炼时间。早上6点左右，我在湾区健身俱乐部开始了一天，有时候游泳1英里，有时在折磨人的器材上练习，如沃萨攀爬器（Versa Climber）或跑步机（stair steppers）。妇产科医生建议我的心跳应该保持在每分钟125以下，但我常常置之不顾。上午8点半或9点，我到达办公室，一边狼吞虎咽吃着燕麦片，一边研究每周趋势报告的数据，然后赶去员工会议中。什么商品能卖出？什么商品销售很慢？我们在进度上应该追上什么？什么商品是“一只狗（失败的产品）”，需要标记出来？从员工会议开始，我一整天都在小跑中度过。
首先到珍妮·明办公室前满是小隔间的地方参加一个小会议，接下来是一系列会议：畅销产品会，购买计划会，视觉营销简会，广告会，“米奇会议”，最后是一个周度商品例会。这些日子的日程安排应接不暇，无法停下来。和商人一起审查产品搭配时，我很幸运还能拿起一份乏味的沙拉。晚上七八点钟，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赶快将波琳哄到床上，烤一些难以入口的鱼或鸡，与安托万仓促吃个晚餐。9点我倒卧在床上，重复播着《宋飞传》（Seinfeld ）或《威尔与格蕾丝》（Will and Grace ）催眠。这是一段筋疲力尽的时光，但也是令人振奋的时光。在几年时间，我们将一个老海军从零开始发展成一个超级企业。当我停下来想想我们取得的成就时，我就想将一切精力献给它。
怀孕七个月的例行检查中，医生建议做一个超声波检查，因为我的体重增加缓慢。（这毫不奇怪，在紧张刺激的工作日程中，我遵守严格的锻炼计划，饮食时间仓促。）围产期医生一边和我闲聊，一边将扫描器滑过满是凝胶的腹部。扫描器在腹部的一个地方打转，他沉默下来。
“嗯，宝宝看起来很健康，但你缺少羊水，”他如实告诉我，“通常，你的羊水水平应该要高得多。”
我有点恐慌。我知道一直没有照顾好自己。但是，难道我不是一向强壮，不会真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情况不错，”他说，“但是你必须每周来这里进行超声波检查，直到恢复到标准水平。如果水平远低于今天，我们必须让你卧床休息，直到达标。喝大量的水，少走动，多休息。否则，你会将宝宝置于危险的境地。”
最后一句让我停下来想想自己究竟做了什么。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日复一日的运动计划和长时间的高压工作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我还是看看手表，希望黄昏前回到办公室，还想着怎样将每周医生预约安插到繁忙的日程中。我仍然没有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以为我能控制身体，工作压力决不会带来什么影响。
接下来三周，我强迫自己准时看围产期医生。第四次看医生，他没有和我寒暄。“你需要立刻产下这个婴儿。”他冷静而严肃地说，我像刚从白日梦中惊醒一样。
“这是不是说，我应该几天后住进医院？”我不敢相信。以前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不要听表面说的话，应该打破砂锅问到底。
“不，这是说，我要你现在就住进医院，”医生的口气带着同情，但却很坚定，“打电话给你丈夫，收拾好衣服，开车送你到医院。那里已经给你安排好床。我想让你今晚就生下宝宝。”
“今晚？”我无比震惊。我应该如何告诉上司珍妮？下周一还有一个“米奇会议”。我还没有审查完购买计划。我还没有和视觉营销人员一起布置好房间。我还没准备好！但显然，我需要优先考虑我的宝贝。
那天晚上，我躺在医院中，和安托万一起等待子宫收缩。但催产素皮托辛（Pitocin）没有立即发挥作用。我整晚难以安睡，祈祷我们宝宝的平安无事，不停责备过去几个月的粗心大意。突然间，我感到体内好像要爆炸一样，一股火箭发射的力量涌起。接着，我没有花费任何力气，美丽健康的女儿米米就“发射”到世界中。
这时我才彻底松了口气，后悔过去让工作完全控制了生活。我为什么不能减少工作，早点回家，更关心健康而不是事业？如果我放慢速度，老海军的发展是否能如此迅猛？想到这次发生的事情时，我无法摆脱内疚的情绪。
我决定放慢生活——我只能说，试图这样。我多请了两周产假——超出公司规定的六周。有时，我在家中的后门廊中开营销会，而不是赶回办公室，这样可以与婴儿待在一起。我安排好出差时间，尽量保证周末与家人一起。没有经过太多商量，现在安托万除了承担了大量的育儿工作，还包揽所有家务。但后来，即使这种方式也行不通。我的责任范围不断增大，需要在团队和办公室中花费大量时间。同时，安托万的咨询业务发展得并不如意。
我们担心雇用全职保姆会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而且影响我们与孩子的关系。我们决定彻底改变持家的方式。安托万辞去工作，在家中工作，并照顾孩子们。奇怪的是，我们这样选择不是严肃讨论的后果，也不是什么事情激发的，更多的是我们角色的自然演化和实用的选择。安托万咨询业的成本和请保姆的花费都非常高。在家中工作，他不再租用办公室，节省了开支。他也开始对蓬勃的股票市场和网上投资感兴趣，准备全心管理和投资我们的财务。他能一边做这些工作，一边照顾孩子上学和其他活动。
虽然我们的做法在今天已经很普遍，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是罕有的。除了几个盖璞公司的同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直接模仿的榜样。当时，“奶爸”仍是人们嘲笑、蔑视的对象。同样，人们也难以接受专注事业的女性高管。因此，为了生活做出这个决定是容易的，更困难的是处理他人的期待和外部的压力。有时，社区中的全职太太躲开我，因为我没有参加孩子放学后的聚会或周末的“星星跳（Jumping Jacks，婴儿学步班级）”。安托万忍受着家人和朋友的鄙视。他们表面接受我们的离经叛道，内心仍旧坚守“女人持家，男人在外工作”的观念，但我们不太在意。我们不再认可传统的标签，很满意这种家庭组织和养育后代的方式。这种决定是十分合理的，符合我们的感受。
即便如此，家庭和事业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我仍然害怕周日晚上出差，担心我的离开对两个宝贝女儿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一天晚上，我在外国出差时，米米尿道感染发作，安托万紧急将她送往医院。我因不能与她一起感到内疚，抱怨自己没有在早期觉察到病症迹象。而且，我常常错过一些更普通但更重要的事件：她们在年幼时学到的有趣新单词，她们第一次认认真真地学游泳，她们的小学“毕业典礼”，她们的游戏约会。我还错过了她们生活的标志性事件。我希望有时间给她们读睡前故事，晚上给她们盖被子，哄她们入睡。我希望早上可以开车送她们上学，下午接她们回来。我希望可以在女儿看牙医时握着她们的手，在学校拍集体照时给她们梳头。虽然我从来都努力争取与她们一起，但仍旧非常内疚。可是我从来不让内疚感完全吞没我，我信任安托万对女儿的爱护，我知道回家后，我可以把她们拥抱在怀中，给她们无微不至的关爱。因此，我们还是过得很快乐。安托万喜欢同时扮演妈妈和爸爸的角色，我在工作上发展出色，孩子们似乎也很满足。
像社区中大多有条不紊的妈妈一样，安托万给女孩们报了各种班级，游泳课、骑术课、跆拳道、芭蕾舞，等等。白天，他参加女儿的独奏会，下午观看她们的音乐会，周末是游泳聚会，放学后还有各种比赛，他已经和台下的父母成为朋友。他早晨装备好午餐饭盒，下午负责购物，晚上给女儿洗澡。在“所有”杂务的空隙中，他考虑如何付清房贷，投资储蓄。他日夜操劳，让我下班后能享受轻松的生活。忙完一天工作，我已经筋疲力尽，这时孩子们已经洗过澡，吃过晚饭（安托万最终学会如何将三文鱼放进烤箱，或将意大利面条放入锅中），都等我抱她们入睡。即使在假期，安托万每天排满了有趣的活动，让我能恢复精力，享受与孩子一起的悠闲时光。孩子长大了一点后，我们的角色都需要调整。安托万仍然负责大量后勤工作，而我越来越多地参与她们的教育和社交生活上。我帮助她们做学校功课，调解她们与好朋友的矛盾，和她们一起看电影，交换喜爱的书籍。因此，我在女儿成长中扮演的角色与我的妈妈没有太多不同。波琳和米米自然明白我和安托万的负责范围。爸爸确保她们能发展兴趣，接送她们，而妈妈则负责成长中遇到的困难，提供建议和安慰。
人们可能会说，我拥有两个最美妙的世界：一边是充满生气的职业生活，另一边是稳定幸福的家庭生活。我真的非常感恩自己能享受现在的生活，但它并不完美，我也不能像人们想象那样达到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作为伴侣和父母，安托万和我都不得不做出妥协和牺牲。
为了在不完美的世界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得到一些东西，也放弃了一些东西。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期望是否合理？这些期望总是能满足的吗？不，特别当我们陷入别人设定的标准和标签时。即使我们选择的方式的确抵制传统，但是，我们的良好意愿并不能立刻得到他人的欣赏。有时候，即使你的孩子也不能认同你的选择。当我们准备送女儿波琳上大学时，我看到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