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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知道去了会后悔，可是我拒绝不了他。原本是要去尼古拉斯以前上班的地方的（他把橡胶套鞋落在那里了，需要取回来），现在打电话取消此行。就在打电话时，我在门厅的镜子里看见了自己，活像一个孤独的小修女，板着一张苍白的脸。不过一分钟后，我就打扮起来，戴上帽子，可以说是一头扎进我那双又大又黑、阅历丰富的眼睛深处，发现那里闪动着远非修女一般的东西——那双眼睛甚至透过我的香粉在闪闪燃烧——上帝啊，那双眼睛烧得多厉害啊！
在去往他家的电车上，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又变得冷淡起来，闷闷不乐：我告诉他尼古拉斯在教会图书馆找到了新工作，但他眼神游离，分明没在听。我们到了。他和他的列诺什卡曾住的三个小小的房间，现在乱得让人无法想象——好像他和她的东西刚刚大战了一场似的。为了让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开心，我开始扮演轻佻女仆的角色。我穿上了早被遗忘在厨房一角的一件极小极小的围裙，给拉得乱七八糟的家具带来和平，餐桌也收拾得整整齐齐——于是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又一次拍起双手，还决定做个罗宋汤（他对自己的厨艺很自傲）。
喝了两三杯伏特加后，他一下子来了精神，一副说干就干的样子，好像真的有什么事情现在就要去关注一般。我迷惑起来，不能确定他这是故作姿态演戏呢（老练的喝酒专家能用这种办法让人看不出他喝了俄国酒），还是真以为他和我，还待在我房间的时候，就早已开始做规划，讨论要做些什么呢。不料他在那边给自来水笔灌上了墨水，然后神情庄重地拿出他称为档案的东西：去年春天他在不来梅收到的他妻子写给他的一些信，他当时是代表他受雇的那家流亡人士保险公司到那里去的。他开始从这些信中引用一些段落，以证明她爱的是他，而不是另外那个家伙。这中间不停地反复说些简短的套话，像“就是这样”、“好的”、“现在咱们看看”——还继续喝酒。他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列诺什卡只要写了“我在内心拥抱你，亲爱的宝贝诺维奇”，她就不可能爱上别的男人。如果她以为她爱上了别人，那就是她的错误，必须耐心地给她说清楚。又喝了几杯后，他的态度变了，神情凝重，气也粗起来。他无缘无故地脱下他的鞋子和袜子，然后开始抽泣，边走边哭，从寓所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只当没我这个人。一把椅子挡在他走来走去的道上，他抬起一只强壮的光脚，凶猛地将它踢到一边，顺便又带倒了玻璃水瓶。一会儿后进入了醉酒的第三阶段，就是醉酒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分。现在三部曲已经联合起来了，遵循严格的辨证原则，最初表现得活蹦乱跳，中间阶段便是彻底的消沉。在目前阶段，有些情况看样子我和她已经搞清楚了（到底搞清楚了什么，依然相当模糊）。那么她的那个情人是个坏透了的人渣，应该明白无误了。于是计划以我为主，由我主动提出去见她，好像去“警告”她一般。也有了以下这样的理解：帕维尔·罗曼诺维奇仍然坚决反对别人干涉，给她施加压力，他自己提出的建议则像天使一般置身事外。我还没来得及理清自己的思路，就已经被紧紧缠在他密集低语的网中（他在低语的同时匆匆穿上鞋子）。我不知不觉间拨通了他妻子的电话，直到听见她又高又响、傻里傻气的声音时，我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喝醉了，做事像个白痴一样。我摔下话筒，不料他开始吻我一直紧攥着的冰冷双手——我又拨通了她的电话，毫无热情地报了姓名，说有急事定要见她。她迟疑片刻后同意马上过来见我。直到这时——也就是说直到他和我动身了，我们的计划这才明晰起来，每个细节都成熟了，也惊人地简单。我将告诉列诺什卡，说帕维尔·罗曼诺维奇要交给她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和他们破碎的婚姻绝无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一点他一再强调，像个谋士一样做了特别叮嘱），他将在她家街对面的那个酒吧等她。
爬上楼梯花了好长时间，宛如过了昏暗的漫长岁月。一想到我们上次见面时我戴着和这次相同的帽子，穿着相同的黑狐皮大衣，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列诺什卡则正好相反，穿得光彩照人，出来迎接我。她的头发似乎刚烫过，不过烫得很差，整体来说，比从前朴素多了。她的嘴唇涂得很讲究，可是周围长满肿起来的小水疱，害得那点儿涂出来的优雅也消失殆尽了。
“我根本不相信，”她说，好奇地打量我，“事情就有这么重要。不过他要是觉得我们还没有吵够，那好，我同意回来，但我要当着证人的面吵。和他单独在一起，我害怕，我已经受够了。非常感谢你。”
我们进了酒吧，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坐在挨着吧台的桌边，胳膊肘支着身子。他一边用小指揉发红的眼睛，一边用单调的声音给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和盘托出他所谓的“一段生活”。陌生人是个德国人，极其高大，分头油滑光亮，但脖颈上长满细细的黑毛，手指甲咬得一塌糊涂。
“不管怎么说，”帕维尔·罗曼诺维奇用俄语说，“我父亲不想和官府惹上麻烦，就决定在房子四面围上篱笆。好，问题解决了。我们家到他们家和这里到——”他回头望望，心不在焉地朝他妻子点点头，完全放松下来，继续讲，“和这里到电车轨道那么远，这样他们就不能提出任何要求。不过你必须同意，没电的情况下，在维尔纳度过整个秋天可不是开玩笑的事。这么说来，最无奈的是……”
我发现要听明白他在讲什么是不可能的事。那个德国人半张着嘴，听得很尽心：他对俄国知之甚少，想听明白的努力过程让他觉得快乐。列诺什卡开始在包里乱翻，她紧挨着我坐着，我能感觉到她身上令人不快的体温。
“我父亲的病，”帕维尔·罗曼诺维奇接着说，“促使他下了决心。要是如你所讲，你真的在那里住过，那当然会记得那条街。一到晚上就很黑，有人碰巧看见也不是稀罕的事……”
“帕夫里克，”列诺什卡说，“这是你的夹鼻眼镜，我不小心把它放在我的包里拿走了。”
“一到晚上街上就很黑。”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又说了一遍，说着打开了她隔着桌子扔过来的眼镜盒。他戴上眼镜，掏出一支左轮手枪，朝他妻子射击。
她大吼一声，拖着我倒在桌子底下，那个德国男人在我们身上绊了一跤，和我们摔在了一起，就这样我们三个人纠缠着躺在地上。不过我还是来得及看见服务员从后面冲向肇事者，抡起一个铁制的烟灰缸，兴致昂扬地狠狠砸到那人头上。之后就是这类事件的常见尾声，慢慢收拾残局，加入其中的有吓得目瞪口呆的行人，有警察，有救护人员。列诺什卡放声呻吟着（子弹差点射穿了她晒黑的胖肩膀），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但不知怎的，我没看见他们是怎样带走帕维尔·罗曼诺维奇的。等一切收拾完毕——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街灯、房屋、星星，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后，我发现自己在我们这位德国幸存者的陪同下走在空无一人的人行道上。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没戴帽子，身上的宽松雨衣在我身边飘摆。起初我以为他是要送我回家，后来才明白过来，我们是在朝他家的方向走。我们在他家门前停了下来，他向我解释——说得很慢，很沉重，不过并非毫无诗意；不知为何，他讲的是蹩脚的法语——说他不能带我进他的房间，原因是他和一个好朋友住在一起，这个好朋友对他而言就像父亲、母亲、妻子一样。他的借口欺人太甚，我命令他立刻叫一辆出租车，送我回我的住处。他露出了一个惊讶的微笑，冲着我的脸关上了房门。我沿着一条街走去，雨虽然几个小时前就停了，但街上仍然很湿，而且潮气逼人——是的，我独自一人一路走去，就像我从时间之初走来一般，眼前不停浮现出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只见他站起身来，从他可怜的头上擦掉血迹，抹去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