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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雅尔塔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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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页

书籍名:《菲雅尔塔的春天》    作者:纳博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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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吃午饭的露台上,除了我刚刚看见过的那个英国人外再没有别人。在他正前方,一只高脚杯盛着亮闪闪的绯红色饮料,在桌布上投下一个椭圆形的影子。从他的眼睛里,我注意到了和饮料颜色一样的血色欲望,不过这欲望与尼娜毫不相干。他贪婪的目光根本没有投向她,而是盯住了他座位附近那扇宽窗子的右上角。
              尼娜从她瘦小的手上摘下手套,开始吃她特别爱吃的海贝,这是她一生最后一次吃她爱吃的东西了。费迪南德也在忙着吃饭,我就占了他饿得只顾吃饭的便宜,开始谈话,这样颇有点像我占了他的上风:具体来说,我提到了他最近的失败。原来他赶时髦,曾有过一次改变宗教信仰的短暂经历。改宗期间,神灵降临到他身上,他也有过一番颇具雄心壮志的朝圣之举,不过到头来实实在在是丢人现眼的一场闹剧,于是他呆滞的目光又转向了野蛮的莫斯科。有一种自以为是的说法:意识的流水中荡起涟漪,讲几句无伤大雅的下流话,随便找只脏水桶往里头倒点某种主义,就会点石成金一般自动产生出超现代的文学来。我如今对这样的说法,老实讲,一听就烦。我认为艺术一旦人为地和政治挂上钩,就会不可避免地降至意识形态垃圾的水平,这个信念我死守到底。就费迪南德这而言,的确,这一切都无关痛痒:他的艺术灵感格外强大,更何况他对弱势群体的艰难困苦毫不关心。但就是有那种说不明道不清的污浊潜流,致使他的艺术越来越令人反感。除了个别给他抬轿子的势利鬼外,没人看得懂他的剧作。我自己没有看过他这部剧的上演情形,但我能想象出他是如何精心编排那个克里姆林宫之夜的:拿来子虚乌有的螺线,摇动各种各样的纺车,纺出许多支离破碎的象征。想到这里,我不无乐趣地问他,最近是否读过一点对他的评论。
              “评论!”他叫道,“好一个评论!不懂事的毛孩子,仗着伶牙俐齿,就配给我上课。别理睬我的作品,算他们有福。碰我的作品得小心翼翼,像碰什么不小心会爆炸的东西一样。评论!我的作品受到各种观点的审查,唯独缺了最根本的评论。这就像一位博物学家,描述马这类动物,一开始却唠唠叨叨尽讲马鞍或者德维夫人。”(他提到的是一位爱好文学的知名女主人,她倒是真像一匹龇牙咧嘴的马)。“我也想来点那种深红色的。”他继续像刚才那样扯着嗓子大声说道,招呼服务生过来。服务生顺着他留着长指甲的指头方向看过去,这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原来他很不礼貌地指着那位英国人的酒杯。出于某种原因,塞居尔提到了鲁比·罗丝,就是那个在胸上绘画鲜花的女士,谈话这才少了点侮辱性质。这时那个高大的英国人突然心血来潮,起身站到一把椅子上,从椅子上一步跨上窗台,往上伸出胳膊,直到够着了窗框上他心心念念的那一角,那里歇着一只毛茸茸又结实的飞蛾,他老练地抓住它,塞进一只药盒里。
              “……很像沃弗尔曼(12)的白马。”费迪南德说道,关于他正和塞居尔讨论的什么事情。
              “Tu  es  très  hippique  ce  matin。”(13)后者说。
              不一会儿他俩都打电话去了。费迪南德特别喜欢打长途电话,也特别善于给它们捐钱。任何时候只要有必要,比如现在要落实免费的住宿,那么不论相隔多么遥远,他的电话都会打得热情友好。
              远处传来音乐的声音——一把小号,一把齐特琴。尼娜和我又出去散步了。很显然,马戏团已在来菲雅尔塔的路上,早早派出人来作宣传:一支广告彩车队正在走过。但我们没有看到领头队列,它拐上小山包,进了一条侧街:一辆镀金马车的车尾正在渐渐消失。一个穿着连帽斗篷的男子牵着一匹骆驼,四个平凡无奇的印第安人排成一队,举着挂在高竿上的海报。在他们后面,一位游客的小儿子,身穿水手服,得到特别许可,恭恭敬敬地坐在一匹小小的矮马上。
              我们走过一家咖啡店,那里的桌子现在差不多都干了,却仍然空着。服务生正在查看一个模样可怕的弃婴(我希望他以后能收留了它),就是那个墨水池之类的荒唐东西,费迪南德路过时顺手扔在栏杆上不要了。在下一个拐弯处,一段旧石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便爬了上去。尼娜上台阶时提起了裙子,裙子太窄,每一步迈开的角度很尖锐,她得保持与先前长度同样的姿势把全部台阶上完,我一直看着她这样走了上去。她的身上散发出一种熟悉的热气,我和她并排往上走,想起了我们前一次的相聚。那是在巴黎的一所宅子里,到处都是人,我的好朋友朱尔斯·达布想帮我来一次审美升华,便碰了碰我的衣袖,说:“我想让你见见……”说着领我去见尼娜。她坐在一张长沙发的一角上,身体蜷成一个“Z”形,脚跟处放着一只烟灰缸。她从嘴唇上拿下一只长长的绿松石烟嘴,缓缓地、乐呵呵地叫道:“好吧,见过大家——”接下来的整个晚上,我都觉得心要碎了一般。我手里紧攥着一个黏糊糊的酒杯,走过一堆一伙的人群,时不时远远地看她一眼(她却没有看我……),听听只言片语的谈话,无意中听见一位男士对另一个人说道:“真有意思,那些黑头发的瘦姑娘,她们身上的气味怎么都一样,不管用了哪种香水,还是遮不住一股烧树叶的味道。”一句无足轻重的话,说的又是不熟悉的事情,却会缠绕在人心最私密的记忆深处,久久挥之不去,像一条令人难过的寄生虫——这是常见的现象。
              到了台阶的顶端,我们发现顶上原来是一个粗糙的平台。从这里可以看见鸽灰色的圣乔治山精巧的轮廓,一面山坡上有一些骨白色的斑点连成一片(是个小村庄)。一列看不见的火车冒出的烟沿着圆形的山底起起伏伏地飘荡——突然间又消失了。再往低处,在凌乱的屋顶上方,可以看见一棵孤零零的柏树,样子很像一支水彩画笔蘸湿了的黑笔尖。在右边,可以看见海水一闪一闪,灰白的海面荡着银色的波纹。我们脚下躺着一把生锈的旧钥匙,一座半塌的房屋连着平台,院墙上仍然悬挂着几根电线头……我心想从前这里是有过生命的,一家人曾在夜幕降临时享受过这里的凉爽,笨手笨脚的孩子们曾借着灯光在这里作画……我们恋恋不舍地在那里徘徊,像是在聆听什么。尼娜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微笑着吻了我一下,吻得非常小心,为的是不让自己的微笑走了样。我带着一股难以承受的力量,再次体验了(或者此刻在我看来是如此)我们之间以一个相似的吻开始的所有一切。我说:“听着——我要是爱你怎么办?”(我没有用我们之间廉价而正儿八经的称呼“您”,而是不可思议地用了那个感情丰富、意味深长的“你”。仿佛天涯游子,四海游历后,最终返回这个称呼。)尼娜瞥我一眼,我把那几个字重复了一遍,还想再说几句……可是某些东西像只蝙蝠一般飞快掠过她的脸庞,是一种迅速、怪异、接近丑陋的神情,而她这个素来能带着完美的天真口吐粗言的人,竟然变得局促不安起来。我也觉得颇为尴尬……“别在意,开个玩笑罢了。”我赶紧说道,轻轻地揽住她的腰。一束捆得结结实实的紫罗兰不知从哪里突然出现在她的手中,朵朵深色的小花无私地发出芳香。在她回到她丈夫和小轿车那儿之前,我们在低矮的石墙边又站了一会儿,我们的浪漫故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渺茫无望。不过墙上的石头像肌肤一样温暖,突然间我明白了某些我一直在看却未能理解的事情——为什么一张锡纸会在人行道上闪闪发光,为什么一只酒杯的光影会在桌布上抖动,为什么海水会一闪一闪:不知为何,菲雅尔塔上方的天空已在不知不觉间一点一点地浸透了阳光,现在天空已是艳阳高照,充盈的白光越来越宽阔,一切都融入其中,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过去了。我站在姆莱希火车站的站台上,拿着一份刚买的报纸,它告诉我,我曾在悬铃木树下看见的那辆黄色轿车在菲雅尔塔城外惨遭车祸:一辆巡回马戏团的大卡车正往城里开来,小轿车全速撞了上去。在那场车祸中,费迪南德和他的朋友,那两个刀枪不入的无赖,那两个命运的火蜥蜴,那两个洪福齐天的蛇怪,竟死里逃生,只受了一点局部的、暂时的皮肉之伤;而尼娜,尽管曾长期忠实地效仿他俩,却最终不治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