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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从未意识到她那平缓的声音是多么有力。但她说下面这些话的语气却截然不同。“啊！”她一声叹息，“comme on saimait（难道我们不爱彼此么）！”“在城堡里度过的那些好日子！死去的蜡制娃娃，被我们埋在了橡树下！”［不对——那是一个用羊毛填充的丑布偶。］“那一次，你和塞尔日逃跑了，让我在树林深处跌跌撞撞地寻找，扯着嗓子喊叫！”［太夸张了。］“Ah, la fessée que je vous ai flanquée（天啊，那次我打你的屁股，打得好狠啊）！”［她试图打我，真有其事，但以后再没有动过手。］“Votre tante, la Princesse，(7)你拿小拳头揍过她，因为她对我不好！”［不记得有此事。］“还有你悄悄给我讲你儿时烦心事的样子！”［从来没讲过！］“我屋里那个舒服的角落，你就喜欢窝在那儿，因为你在那里觉得又温暖，又安全！”
小姐的房间，不管是在乡下的还是在城里的，对我来说都是个怪异的地方——就像一个温室，庇护着一株枝繁叶茂的植物，散发着一股怪味，浓烈刺鼻。我们当时还小，她的房间就在我们隔壁，但她的房间好像不属于我们那个空气清新、环境舒适的家。在令人恶心的雾气中，散发着各种各样的臭气，其中有一种苹果皮氧化后的沉闷气味。油灯昏暗，书桌上各种古怪的东西闪着微光：一个放着甘草棒的漆盒子，她总是用削笔刀从甘草棒上切下一些黑色的碎片，放在舌头下慢慢含化；一张绘有湖泊和城堡的明信片，城堡的窗子上装饰着亮晶晶的贝壳；几个紧紧揉起来的锡箔纸团，都是她晚上吃巧克力剥下来的包装纸；几张她死去的外甥的照片，外甥的妈妈的照片，上面还有她的题字——悲伤的母亲；还有一个叫马兰特的先生的照片，他在家人的逼迫之下娶了一个富有的寡妇。
有一张照片放在所有的照片之上，镶有高贵的石榴石相框。照片上拍摄了一个黑发年轻女子的侧脸肖像，身材细长，穿着紧身连衣裙，长着一双勇敢的眼睛，头发浓密。“一条辫子跟我的胳膊一样粗，垂到我的脚踝那么长！”这是小姐戏剧化的评论。这就是曾经的她——然而我的眼睛看遍她现在这熟悉的身躯，无论如何也难找出相框里装的那个优雅形象。我和充满敬畏的弟弟发现了一些情况，使得要找出她当年优雅形象的任务更为艰巨。大人们看到的小姐是白天穿得严严实实的小姐，他们从来没见过我们小孩子在晚上看到的她的样子。晚上我们中的某一个做噩梦，尖叫起来，把她从睡梦里惊醒，她就头发凌乱，手里端着蜡烛，跺着一双光脚进了我们的卧室；血红色的睡衣包不住她那摇摇晃晃的大块头身材，睡衣的蕾丝金边在灯下闪烁，那模样活像拉辛荒诞剧里可怕的耶洗别(8)。
我一生中睡眠一直很差。不管有多累，与意识分离的痛苦会引起我无法言说的反感。我诅咒睡眠之神，那个把我捆在木桩上的黑脸刽子手。这么多年之后，我已经习惯了夜里不能入睡的折磨，就算那把熟悉的行刑之斧眼看就要从天鹅绒大箱里拿出来，我几乎能昂首阔步地面对。不过我当初可没有这般从容，也没有如此的防卫之术：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扇通向小姐房间的半开半掩的门。门上一道垂直的微弱亮光正是我能依赖的东西，因为在彻底的黑暗中我会头晕，正如灵魂会在昏暗的睡眠中消解一样。
星期六晚上通常会有快乐的期盼，因为那是小姐每周纵情享受的洗澡时间，这样门缝上的那道微弱亮光也就让我受用得更久一些。不过接着又有更加微妙的折磨来临。在我家位于圣彼得堡的房子里，育儿室的浴室在一道之字形走廊的尽头，离我的床大约有二十次心跳的距离。我一面害怕小姐从浴室回到她开着灯的卧室，一面羡慕弟弟木讷的鼾声，除此之外，我无法真正利用这段时间让自己迅速入睡，因为黑暗中的一个小亮缝说明我怎么努力都是徒劳。终于它们来了，那些不可阻挡的脚步，沿着走廊重重地走过来，震得某个悄悄陪我守夜的玻璃制品在架子上发出惊慌的叮当声。
现在她进了她的房间。灯光的明暗度轻轻变了变，让我明白她床头柜上的蜡烛取代了书桌上的灯。属于我的那一线亮光依然在，不过变得苍老暗淡了，而且小姐一动，床咯吱一响，光影就会摇曳。我仍然听得到她的动静。一会儿是一阵清脆的沙沙写字声，好像在拼写“Suchard”(9)，一会儿是水果刀嚓嚓地裁开La Revue des Deux Mondes(10)杂志书页。我听到她在微微喘息。整个这期间，我都极其痛苦，拼死拼活地想哄着自己入睡，过几秒钟就睁开眼睛看看那微弱的亮光，想象着天堂就是一个不眠的邻居借着永不熄灭的烛光读着一本永无止境的书。
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夹鼻眼镜盒“啪”的一声合上了，杂志搁在了床头柜的大理石桌面上。小姐噘起双唇猛吹了一下，第一次尝试失败了，灯苗喝醉了一般摇摇晃晃地躲开。然后第二次冲锋，灯光彻底灭了。一团漆黑中我失去了方位感，我的床似乎在缓缓漂移，惊恐之下我坐起来，瞪眼观瞧。终于我的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从眼内出现的诸多漂浮物当中搜寻到了几个更为珍贵的模糊亮点，它们漫游在没有方向的遗忘世界里。直到后来，半忘半记，那几个模糊亮点固定下来，原来是窗帘昏暗的褶皱，窗帘后面远远亮着街灯。
相对于那些痛苦的夜晚，圣彼得堡令人振奋的清晨是多么不同啊！北极之春凛冽而又温柔，潮湿而又闪亮，碎冰归拢起来，沿着海蓝色的涅瓦河顺流而下。春光映得屋顶闪闪发亮，春光给街上的雪泥涂上一层厚厚的藏蓝色阴影，这景象我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见过。小姐穿着仿海豹皮的大衣，胸部一块高高地鼓起来。她和我弟弟并排坐在四轮马车的后座，我坐在他们对面，中间一块护膝毯连接着我们。我抬起头，能看见沿街的房屋之间高高地拉起一道道绳子，上面挂着半透明的好看旗子，绷得展展的，在高空飞扬。旗子上有三色宽条——浅红色的、淡蓝色的和纯白色的——在阳光和流云的遮挡下显不出与国庆节有直接联系，不过此刻，在记忆中的城市里，它们毫无疑问是在庆祝这春日的精华，庆祝四溅的泥浆，庆祝那只毛茸茸的异域小鸟——它落在小姐的帽子上，一只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六
她跟我们一起生活了七年，课教得越来越少，脾气变得越来越坏。出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英国女家教和俄国男家教如潮水般，不知换了多少，跟他们相比，她就像一块摇撼不动的岩石。她和所有的家教关系都不好。家里吃饭平时很少少于十二人，遇上给谁过生日，吃饭的人数就上升为三十或者更多，这时在餐桌上坐在什么地方就是小姐格外敏感的问题。叔叔舅舅姑姑婶婶以及表兄妹等人都会从邻近的田庄赶来，村里的医生会驾着他的双轮马车来，能听见村里小学的校长在冷飕飕的门厅里擤鼻涕，然后走过门厅里的一面面镜子，手里紧握着一束从山谷里采来的鲜百合，嫩绿潮湿，刷刷作响，要么紧握着一把脆弱的天蓝色矢车菊。
如果小姐发现自己远远地坐在桌子末端，尤其是如果她的位置排在和她一样胖的某个穷亲戚之后时（她就会轻蔑地耸耸肩说：“Je suis une sylphide à c?té delle。”(11)），她觉得深受伤害，嘴唇禁不住抽动，似乎要露出讥讽的微笑——这时某个不知就里的邻座也冲她微笑的话，她就会连连摇头，好像刚才是陷入了沉思，现在才清醒过来，还要说上一句：“Excusez-moi, je souriais à mes tristes pensées。”(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