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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我是说你应当干点什么才对。”
“干点什么呢？女人只能做普通的女工或者演员。”
“那有什么关系？要是你不能做女工，就去做演员好了。”
她没说话。
“你应当结婚了。”我半开玩笑地说。
“找不着可以结婚的人啊。而且结婚也没什么意思。”
“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
“没有丈夫就不行？倒好像真有什么关系似的！只要我想找，要找多少男人就可以找着多少。”
“这不好，卡嘉。”
“什么不好？”
“哪，你刚才说的那种话不好。”
卡嘉看出我有点不好受，想冲淡这不好的印象，就说：
“走。上那儿去。那边。”
她带我走进一个很舒服的小屋，指了指写字台，说：
“瞧……我已经给您预备下了。您就在这儿工作吧。您天天上这儿来，把您的工作随身带来好了。您在家里，那些人反而妨碍您做事。您以后就在这儿工作吗？您愿意来吗？”
我怕回绝她会伤她的心，就答应我会上这儿来工作，说我很喜欢这个房间。然后我俩在这舒服的小屋里坐下来谈天。
现在，温暖、舒适的环境、眼前又有这样一个招我喜欢的人，在我心中引起的却不是像从前那样的满足感觉，而是一种想要诉苦和发牢骚的强烈心意。不知什么缘故，我觉着要是抱怨一阵，发一阵牢骚，心里就会畅快些。
“情形很糟啊，我亲爱的！”我开口了，叹口气，“很糟啊……”
“怎么呢？”
“你明白，是这么回事，我的朋友。皇帝的最好的和最神圣的权利莫过于原谅的权利。我以前老是觉着自己是皇帝，因为我总是毫无限度地使用这种权利。我从来也不责备人，总是体恤人家。不管什么样的人，我都愿意原谅。遇到别人气不平或者愤慨，我总是劝一劝，说服一下。我这一辈子所努力的只是不惹家人、学生、同事、仆人讨厌。我知道，我这种待人的态度教育了我周围那些跟我有过接触的人。可是现在我做不成皇帝了。我心里发生一种只有奴隶才配有的情形：我的脑子里一天到晚装满恶毒的思想，我早先没有领略过的种种感情却在我的灵魂里搭下了窠。我满腔的痛恨、轻蔑、怨气、愤慨、害怕。我变得过分严格，苛求，爱生气，不体恤，多疑。有些事情从前只会给我说一句无伤大雅的笑话的机会，好意地笑一笑了事，现在却在我心中产生一种阴暗的感情。我的逻辑也变了，从前我只是看不起钱，现在我呢，却不是对钱，而是对阔人有恶感，好像他们有罪似的。从前我恨暴力和专制，可是现在我恨那些使用暴力的人了，仿佛只该怪他们不对，不该怪我们大家不善于互相教育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是这些新思想和新感情是因为信念转变才产生的，那么这转变是怎么产生的呢？难道这世界变坏了，我变好了？或者难道我以前瞎了眼睛，漠不关心？如果这变化是因为我的体力和脑力共同衰退才产生的（我本来有病，体重天天减轻），那我的情形就未免可怜了，这是说我的新思想不正常，不健康，我应当为它们惭愧，把它们看得没价值才对……”
“这跟病没有什么关系，”卡嘉打断我的话，“这只不过因为您的眼睛睁开了而已，没别的缘故。有些事情，从前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您不肯看，现在却看见了。依我想来，您首先应该做的是跟您的家庭一刀两断，一走了事。”
“你在胡说了。”
“您并不爱她们，那您何苦勉强呢？难道她们也能叫做家人？简直是些废物！要是她们今天死了，明天就不会有人注意她们在不在人世。”
卡嘉十分看不起我的妻子和丽莎，就跟她们十分恨她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可以谈到人们有互相看不起的权利的。不过，要是凭卡嘉的观点看问题，承认有这种权利，就可以看出来，我妻子和丽莎既有权利恨她，她就也有权利看不起她们。
“简直是废物！”她又说，“您今天吃过饭没有？她们怎么会没忘了叫您到饭厅里去吃饭？她们怎么会至今还记得有您这么一个人？”
“卡嘉，”我厉声说，“请你别说了。”
“您当是我喜欢谈她们吗？我倒巴不得压根儿就不认识她们才好。听我的话，我亲爱的：丢开一切，走吧。出国去吧。越快越好。”
“简直是胡说！大学怎么办呢？”
“也丢开那大学好了。大学跟您什么相干呢？反正它也没什么道理。您教了三十年的书，可是您的学生都上哪儿去了？您教出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吗？数一数好了！用不着有才能的好人来出力，照样可以培养出大批大批敲诈无知无识的人而大发横财的医生。您这种人是多余的。”
“我的上帝啊！你好刻薄！”我恐怖地叫道，“你好刻薄！快别说了，要不然我就走了！我不会回答你这些刻薄话！”
使女走进来，请我们去喝茶。到了茶炊旁边，谢天谢地，我们的谈话总算变了题目。我发完牢骚以后，又想发泄另外一种老年的嗜好：回忆。我对卡嘉谈起我的过去，使我大大吃惊的是我跟她讲了些简直没想到至今还完整地保存在记忆里的事情。她带着温柔、带着骄傲，屏住呼吸，听我讲下去。我特别喜欢跟她讲起从前我怎样在宗教学校里求学，怎样梦想着进大学。
“我常在我们那宗教学校的校园里散步……”我说，“风带来远处一个酒馆里的手风琴的呜呜声和歌唱声，或者围墙外面跑过一辆有铃子的马车，这就足以使一种幸福的感觉不但忽然灌满我的胸膛，甚至灌满的我胃、腿和胳膊了……我听着手风琴的声音或者渐渐远去的铃声，幻想自己做了医生，描出许多画面，一个比一个灿烂。现在呢，你瞧，我的梦想实现了。我所得到的还超过了当初所敢梦想的呢。三十年来，我一直是一个得到学生爱戴的教授，我有许多卓越的朋友，我享受光荣的名望。我恋爱过，由于热烈的爱情结了婚，有了子女。一句话，只要回头一看，我就看见我的一生像是一篇由天才写出来的美丽的文章。现在剩下来要做的只有别糟蹋这一生的结局了。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应该死得不愧是个人的样子。要是死亡真是一件危险的事，我就得合乎教师、学者、基督教国家的公民身份，精神饱满、心平气和地迎接它。可是我却在糟蹋我的结局。我正在沉下去，我跑到你这儿来求救，你却告诉我说：沉下去吧，本来就该这样。”
可是这当儿前厅传来了铃声。我和卡嘉听清拉铃的声音，就说：
“来人一定是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
果然不到一分钟，我的同事，语言学家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走进来了，这是个身材高大、体格结实、年纪在五十上下的男人，脸子刮得干干净净，长着浓密的白发和黑眉毛。他是个好人，而且是个好朋友。他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那是个相当幸运的、有才气的家族，在我国文学和教育的历史上占据显要的地位。他自己也聪明，有才气，受过很高的教育，然而也不是没有怪脾气。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有点古怪，都是怪人，可是他的古怪却有点出奇，而且对他的熟人来说不无危险。我知道在他的熟人当中有不少人只看见他的古怪而完全看不见他的许多长处。
他走进我们屋里，慢慢地脱下手套，用柔和的低音说：
“你们好。你们在喝茶吗？这倒正合适。外头冷得厉害。”
然后他在桌子旁边坐下来，喝下一杯茶，立刻谈起来。他讲话方式中最显出特色的一点就是永久不变的取笑口吻，把哲学和打诨揉在一起，跟莎士比亚戏里的掘墓人一样。他老是谈严肃的事，可是经他一讲，就绝不严肃了。他的评语总是尖酸刻薄，爱挑毛病，可是幸好他的声调柔和、平稳、招笑，那种刻薄和痛骂才不刺耳，很快就让人听惯了。每天傍晚他总要带来五六个大学生活趣事，照例在桌旁一坐下，就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