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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多么不幸！据说斯科别列夫[5]死了。”
尼古拉在胸前画十字，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转过身来对着我，问道：
“这个斯科别列夫是什么人？”
还有一回（比这回稍稍早一点），我告诉他说彼罗夫[6]教授死了。这位亲爱的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却问道：
“他是教什么的？”
看来，即使巴蒂[7]凑着他的耳朵唱歌，即使中国的大军侵入俄罗斯，即使发生了地震，他也不会动一动胳膊或者腿，倒会仍旧眯细眼睛，心平气和地看他的显微镜。一句话，赫邱琶跟他是两不相干的[8]。我倒恨不能看一看这块面包干到晚上跟他的妻子怎样一块儿睡觉才好。
另外一个特色是他狂热地相信科学的正确性，尤其是相信德国人所写的一切话的正确性。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验标本，知道生活的目的，完全不了解使得天才头发变白的怀疑和失望。他对权威存着奴性的崇拜，缺乏独立思考的要求。打消他的信念是困难的，要跟他争论更不可能。一个人既然深信医学是最好的科学，医师是最好的人，医学传统是最好的传统，那就请您跟他去辩论吧。在医学的丑恶历史中只有一个传统留传下来，那就是现在医师们仍旧系着的白领结。对学者乃至一般的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只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大学传统，并没有医学、法学等传统的分别。可是要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承认这一点是困难的，他准会为这个跟您一直争论到世界末日去。
他的前途我看得很清楚。他这一辈子会准备好几百次非常精确的实验标本，会写出许多枯燥的、可是很平稳的论文，准确地译出十来篇文章，可是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做那种事业就得有想象、发明、眼力才成，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没有这类东西。总之，他不是科学的主人，却是它的工人。
我、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尼古拉，压低了喉咙说话。我们的神色有点变了。隔着门听见讲堂里像海浪翻腾的嗡嗡说话声，人就生出一种特别的感觉。三十年以来，我还没习惯这种感觉，每天早晨都会感到它。我烦躁地扣上我的礼服的扣子，问尼古拉几个不必要的问题，发脾气……倒好像我害怕似的，不过这不是胆怯，而是另外一种感觉，然而究竟是什么感觉，我也说不清楚，找不出它的名字来。
我完全不必要地瞧了瞧我的表，说：
“怎么样？现在是去的时候了。”
我们就排好次序走进讲堂：打头的是尼古拉，拿着实验标本或者图表，接着是我，再后是那匹拉车的马，谦虚地耷拉着脑袋，或者，遇到必要的时候，打头的是一个躺着死尸的担架，死尸后面是尼古拉等等。我一进去，学生就都站起来，然后坐下，海洋一样的声音忽然停了。一片安静。
我知道我要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样讲法，从哪儿讲开头，讲到哪儿结束。我的脑子里还没准备好一句话。可是我只要往讲堂里扫一眼（讲堂造得像一个围绕着我的圆形剧场），说出那句老套头的话：“上一回我们讲到……”一长串的句子就从我的灵魂里飞出来，我一口气讲下去了！我很快地、兴冲冲地讲着，打都打不住，倒好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拦住我的话似的。如果要讲得好，那就是说，如果要讲得不枯燥，使听讲人得益，那么除了才能以外还得有技巧，有经验，对自己的力量，对自己所讲的内容，对听课的那班人，都得有极清楚的概念才行。此外，脑筋得快，眼睛得尖，一会儿也不能不注意眼前的那些人。
一个好指挥，在发挥作曲家的思想的时候，要同时做二十件事：又要瞧乐谱，又要摇指挥棒，又要注意唱歌的人，还要时而向鼓手那边，时而向吹圆号的乐师那边做个手势等等。我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我面前有一百五十张脸，彼此全不相像，三百只眼睛直直地瞧着我的脸。我的目的就是降伏这个多头的怪物。在我讲课的每一分钟要是我清楚地了解这怪物的注意程度和理解能力，那它就给我降伏住了。我的另一个敌人却是在我自己的身子里面。那就是千变万化的程式、现象、法则，以及由它们生发出来的许多我的和别人的思想。我得随时有本事从一大堆材料里检出顶要紧、顶必需的东西，随着我的滔滔不绝的话语赶快把我的思想装在一种能够使那个怪物听懂而且引起它注意的形式里面，同时又得小心在意，不要把我脑子里积存的那些思想照原样说出来，而要排成一定的、为了正确的组成我要描绘的那个画面而必不可少的次序。还有，我极力使措辞文雅，使定义简短而准确，使话语尽量朴素优美。我得随时控制自己，记着我所能支配的时间只有一小时零四十分钟。总之，要做的事很不少。人得同时做科学家，教师，演说家才成。要是在您身上演说家胜过了教师和科学家，再不然，如果倒过来，那就糟了。
讲了一刻钟，半个钟头以后，我就会发现学生们开始瞧天花板，瞧彼得·伊格纳捷维奇，这个在找手绢，那个在椅子上动弹着想要坐得舒服点，还有人想心事出了神，微微地笑……那意思是说他们的注意力疲了。那就得想办法才成。我赶紧抓个方便机会，说一句俏皮话。一百五十张脸就都现出欢畅的笑容，眼睛快活地发光，一时间又可以听见轻微的海洋般的声音了……我也笑了。他们的注意力振作起来，我可以接着讲下去了。
不管什么样的游戏，不管什么样的玩乐或者消遣，都不及讲课那样能够给我这样多的快乐。只有在讲课的时候我才能够生出满腔的热情，我才明白灵感不是诗人的胡诌，实际上的确有这东西。我想我每回下课后所感到的那种舒服的疲劳就连赫丘力斯[9]在干完顶痛快的英雄事业以后也不见得会感到。
这是从前的情形了。现在呢，我讲起课来却只觉着受罪。还没讲完半个钟头，我就觉着肩膀和两条腿衰弱得支持不住。我在圈椅上坐下，可是我又不习惯坐着讲课。过了一分钟，我又立起来，仍旧站着讲，后来又坐下了。我的嘴巴发干，喉咙发哑，脑袋发晕……为要把这种情形瞒过听讲人，我就不断地喝水，咳嗽，常常擤鼻子，仿佛因为着了凉才讲不下去似的。我说些不得当的俏皮话，临了不到钟点就宣布提前下课了。可是我非常羞愧。
我的良心和理智告诉我说：我现在所能做的顶好的事就是对那些孩子发表最后一回演讲，跟他们告别，给他们祝福，把我的职位让给一个比我年轻、比我强壮的人了。可是，让上帝裁判我吧，我缺乏勇气本着良心办事。
不幸，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我十分明白，我的寿命不出半年了。看起来，我目前应当关心的似乎主要是坟墓里的黑暗问题、我在地下长眠后会梦见什么幻象的问题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虽然我的头脑充分领会那些问题的重要，我的灵魂却不肯承认。现在我虽然站在死亡面前，却跟二三十年以前一样，仍旧只对科学感到兴趣。直到我咽气的时候，我仍旧会相信科学是人类生活中顶重要、顶美好、顶必要的东西，相信科学素来是而且将来也是爱的最崇高的表现，相信人类只有凭借它才会征服自然和自己。这种信心也许在根本上是幼稚而不公正的，可是如果我只相信这个，而不相信别的，那却怪不得我。我没法克制我心中的这种信念啊。
不过问题不在于此。我只要求人们体恤我这种弱点，要求人们领会把一个关心骨髓的发展历史胜过关心宇宙的终极目的的人硬从讲台上拉下来，硬叫他跟他的学生分手，那就等于抓住他，不等他死，就把他放在棺材里，钉上盖子一样。
由于失眠，也由于极力压制我那渐渐增长的衰弱，我起了一种古怪的变化。我上课讲到半当中，眼泪会忽然使我的喉咙哽住，我的眼睛就痒起来，我生出一种热烈急切的欲望，恨不能向前伸出两只手，大声地诉一诉苦才好。我想提高喉咙喊叫道：我，一个著名的人，却被命运判处了死刑，不出半年就要由另一个人上这儿来占据这个讲堂。我要大声喊叫说我中了毒。以前我从来不知道的一些新思想毒害了我一生中的残余岁月。现在仍旧像蚊子似的不断螫我的脑筋。在这种时候，我的情形显得那么可怕，我巴不得所有我的听讲人都害怕，从座位上跳起来，心惊胆战，拼命喊叫，纷纷跑出门口去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