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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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卡与巴西足球奠基的对抗使他成为国家特别人物。他的名声已经跨出国门。当1998年世界杯时,他的记者通行证被拒,他成了国际新闻人物。在国际足联妥协以后,他收到消息说是特谢拉将派他的儿子——空手道黑带——去揍他。我告诉他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国家最著名的体育记者如此反对国家足球管理部门。“总要有人去做,”他回答,“相当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在孤军奋战。”
如果约卡的反击有什么缺憾,那就是特谢拉,不论腐败与否,领导巴西国家队在三十多年里取得了最好成绩。巴西是1994年世界杯冠军,1998年是亚军。只在1958年和1962年巴西队才连获冠军。特谢拉不应该为此获得表扬吗?
“1994年的胜利不同于其他,”约卡回应道,“巴西赢是因为罗伯特·巴乔射失了点球。你也不要忘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荷兰时,哥斯达黎加裁判的[引起争议的]表现。”约卡相信巴西队赢球和足协寡头们无关。“当国家队在特谢拉领导下开始比赛,他们已经以0∶1落后了。”
约卡补充道,好成绩不管怎么说使得巴西足协易于摆脱那些对他们不当行为的指责。“在巴西仍然有这样的认识:‘偷东西没关系,只要你没被发现。’在足球界这被引申出了深远的后果。只要胜利一切好说。我总是讲上帝给了我们最好的球员,但作为补偿给了我们最差的管理者。”
我问他对国会介入调查怎么看。我暗示这很荒唐。为了毫无目的的民主,问罗纳尔多谁盯齐达内有什么好处?他坚决不同意。他相信必须把国会审查委员会看做巴西民主化缓慢进程的一部分。“在最终结果之外,”他争辩道,“简单的事实是他们把寡头们弄来询问,这就是为公民服务。那些人从没接受过类似询问。这里严重缺乏法律。”
我坐着听完了约卡的广播节目。非常不错。他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广播员,但是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无与伦比的书本知识弥补了某种程度上嗓音的不足。那个晚上,贝利正在罗马出席国际足联的一个会议,被授予“世纪球员”的荣誉。约卡拨通了贝利的手机,并和他现场交流。两个人惺惺相惜。
贝利说道:“那么约卡,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你准备什么时候给我写传记?”
约卡自然而然地回答:“当贝利有时间的时候。”
自从那次为《花花公子》的采访后,贝利和约卡就成了铁杆联盟。贝利和特谢拉关系很糟。他的体育市场公司就要关门歇业了。贝利和特谢拉之间的不和在他1995年成为特别体育大使后激化了。为了改革足球相关立法,贝利向维护特谢拉利益的团体开刀。贝利成了足球“现代化”的旗手——而约卡是他最明确的传声筒和密友。
2001年2月约卡又获得了一条独家新闻。好像平地一声雷,贝利和特谢拉将要和解。巴西足球界最高层的不和终于结束了。
刚开始我不确定这是什么意思。
我打电话给阿尔多。他很生气。他相信这是为了保全双方的颜面而达成的幕后交易,因为贝利的商业伙伴埃利奥·维亚纳也在被就耐克一事接受国会审查委员会的调查。不仅是阿尔多生气,新闻界也认为不可原谅。他们开始严厉指责原来巴西遥不可及的英雄。“贝利和特谢拉的联盟就好像给我们这些为体育道德奋斗的人背后捅了一刀……贝利使我们的努力毁于一旦……他向魔鬼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若泽·特拉杰诺写道,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兰斯报》体育记者。
特谢拉和贝利:和解
我再次去拜访约卡。他显然很吃惊。他告诉我“球王”已经成了普通人。“这是可怕的背叛。太令人惊讶了。八年来贝利都是反腐败阵营的重要人物。当我们举步维艰之时,他给了我们帮助。”
我问约卡他和贝利是否还是朋友。“我们的私交已经疏远了,我告诉他因为这个原因我将不会为他写传记。我怎么写这一节?”
我同情约卡和那些搞足球“现代化”的人士,但是我开始怀疑他们列举的所有罪状。如果腐败如此之广,我问他又为什么这么难获得证据?“这是典型的民主程序,缓慢,”他回答,“这也是典型的巴西式公正,事情办起来更慢。但是当你阅读国会审查委员会的报告时,会很奇怪这些人一个也没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