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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者，只需对人民负责，这便是吴杨公学。”
“他们努力做到最好，但阶级依旧存在。”
官僚帝制也好，君主立宪也好，民主共和也罢，这些体制难道有着根本的不同？并不是，区别只是在瓶子的不同，酒该是什么酒，就是什么酒。
大明是官僚帝制，但又何曾比民主共和来得差？
姚广孝在介绍这些的时候，忽然也想到了一些东西，而蔺文萱却先说了出来：“去级取层，如何？”
消灭阶级，留下阶层。
阶级的本质在于它是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在经济上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或人群共同体。阶级的划分是由人们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结成的不同关系决定的。
而阶层。
学识有高低，技术有强弱，参悟有深浅，每个人的心性不同，修行的程度不同，其所在的阶层是实际不同的。
承认这个不同，并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这才是客观唯物，要真认为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那才是唯心。
承认阶层，承认不同，才会有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紧迫，才会有修行向上的动力，可是，这是不是与“绝圣弃智”相违背了？
不过。
若要做出取舍，消除阶级，消除那些因为出生不同就享有极大资源不同，且各阶级之间又有着强大的壁垒，难以打破，造成的极不平等，换成阶层这种，只要修为足够，就直接跳转的东西，反而要更加适用一些。
阶层能够大行，是的确可以压制阶级的，因为两者看似相近同源，但却是本质上的不同。
阶级重固化，阶层却强调无障碍。
两者其实是对立的。
姚广孝沉吟后说道：“尚可，仍不足矣。”
阶层取代阶级，尚且还没有达到“绝圣弃智”的境界，离“绝学无忧”就更远了，是好办法，但却依旧没有到根源。
因为过于强调阶层，固然能够取缔阶级，但也重视了人的“异”化，必然会导致社会动乱。
出现强者为尊的情况并不意外。
这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至尊会的理念……
蔺文萱当然知晓，所以，她笑了笑，说道：“佛家有广发菩提心一说，每进一层，需要发一宏愿，如何？”
姚广孝凝眉，转动着手上的念珠。
如果说阶层代表着权利，那宏愿则代表了义务，权利与义务的相等，发宏愿以道基为担保，若是不成，若是违背遗忘，必然大道破碎，修为一落千丈，阶层也就掉了。
而每进一层，需发一宏愿。
这样会极大的抑制人们对提升阶层的执着，这也的确起到了“绝圣弃智”的作用，让阶层一说，变得可行起来。
“善哉，善哉。”
姚广孝称赞了一声，蔺文萱提出的这些东西，其实并不复杂，道理也很简单，这遵从了大道至简的原则。
的确也体现出了蔺文萱的非凡才能。
但。
到这一步，也不是没有人能够提出类似的说法，真正要解决问题，还需要到“绝学无忧”才行。
“还请姑娘为贫僧继续解惑。”
姚广孝表示了请教的姿态，但蔺文萱却不再继续了，她浅浅一笑，说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接下来该国师来讲了。”
姚广孝微愣，随后含笑点头。
只是，他却久久没有开口，闭目沉思，念珠转动……
忽的。
他拈花一笑，说道：“我这一半，却是悟到了，施主呢？”
“国师先说。”
“好。”
姚广孝应下，以手沾茶水，在桌子上写下了：“此心安处是吾乡。”
蔺文萱看罢，也写道：“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姚广孝和蔺文萱看到的其实是一样的，即便是王阳明先生会勉励“人人都要做收拾精神自作主张的大英雄”，却也不会说一定要强迫所有人都“出人头地”。
能进，更要能退。
长声问道是修行，治理天下是修行，传道受业是修行，种豆南山下亦是修行。
所以。
姚广孝强调的是心安，以求心安，而非求锐进，故而绝学无忧，一个社会，既要容得下拔尖出头的人施展才能，更要容得下无欲无求的人恬然自怡。
无论阶层如何，追求的重点，应当是心安。
安而后能得。
而蔺文萱的则更加现实一些，她的重点在“还”，人是有社会性的，静极会思动，动极也会思静，一个社会不能上了发条一样，催促每个人无时无刻的都在前进。
除了劳逸结合外，还要能够“还”。
要能接受阶层的下降，甚至主动下降，去找属于自己的舒适区，而这个“还”，不应该受到社会的鄙视和嘲弄，它本应该是一种很自然，很合理的事情。
有还了，便有进的余地。
厚积薄发，一步登天，阶层之间，又何须循序渐进？躬耕半生的老农，就不能有开悟的一天？还是为了安，安是为了悟。
每进一层，发一宏愿。
发宏愿是强制就要去执行吗？不，那就着了相，宏愿的本身是持菩提心，有菩提心在，何时都可以去做，你的宏愿是为众生，但结约之人……只有自己。
所以。
去级取层，修持菩提，还安悟得……便是绝学无忧。
是天下为公的“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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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觉悟的第一阶段：天下为公。
达成天下为公，不论是马列还是吴杨公学，这些都是调整分配的手段，而调整分配的本质是让社会健康的运行下去，生产力能够持续发展。
完善公平的分配制度，一定程度的生产力，便是天下为公的物质基础。
文明向来性命双修。
所以，要有“去级取阶、修持菩提、还安悟得”的心法才行，如果没有这种心法，再好的物质基础，再好的公平环境，也只是昙花一现。
以旧时代的华夏举例，前三十年不可谓不公平，后四十年不可谓不发达。
但。
曾经引以为傲的“农民”身份，在什么时候开始就变成了贬义词了呢？这里面有着极大的问题，问题就在于前三十年尚且有分配公平，后四十年已经没有分配公平了。
可即便有分配公平。
那时候的农民，他就真的心安了吗？不，他安不了，首先他连肚子都吃不饱，何处心安？又从何处说我种田是因为我喜欢种田？
那不叫心安，那叫安分，而这个安分，是外部环境的公平所给予的。
不是他喜欢田园牧歌的生活，不是他喜欢看着生命从大地萌芽，不是他喜欢看着作物的成长，秋收时那满目金黄的喜悦。
亦或者说，现实里这种美好是少数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才是务农的主基调，每年春季眼巴巴的望着天空，希望老天爷能赏一场雨，才是真正的田园……
所以。
他也很想当工人，拿国家的铁饭碗，旱涝保收。
他也很想当干部，很想当科学家，很想当医生……只是，他当不了，种田也没什么问题，大家都在种田，日子都是这么过的。
所以。
于个人而言，那个时候盛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也不曾有开悟过，绝大多数人虽然知晓为国家崛起而努力工作，为了美好的生活挖水库修大坝……
但，他们其实也是“懵懂”的活了一生。
可至少，那时有着分配公平。
待以后，生产力是越来越发达了，人们可以接受到的信息也越来越多了，可人也获得愈发浑浑噩噩了，在娱乐至死的年代里，人们是左也不安，右也不安，贫也不安，富也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