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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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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9章

书籍名:《亚非文学史》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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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师所述系真情,此举方能消灾魔。

            以上在简略介绍诗人一些主要作品写作的年代、背景、内容的过程中引了他的十余首四折长诗的片断。虽然这只是他的诗作中极小的一部分,但通过这些诗句也可对他的创作的内容有一概观。可以看出爱国主义思想象一条红线贯穿着他的所有作品。诗人以精湛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充沛的情感反映了他生活的时代。使缅甸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正是他不同于其他同时代的作家难能可贵之处。

            德钦哥都迈是一位博闻强记,精谙缅甸文学、历史以及佛教经典的学者。丰富的生活经验、渊博的知识修养、刻苦辛勤的努力使他在艺术上有较高的造诣,不仅能将繁星般的社会现象和丰富的思想感情融汇于诗文之中,而且还经常引用一些典故,使读者从中得到不少教益和知识。同时,也正由于此,如果不精心阅读,不易尽悉其中的深奥。他的作品形象生动新鲜,富于独创。例如他的一些代表作的书名就很醒目。诗人把美丽、温柔、高贵的孔雀比喻自己的祖国;把狡黠的猴子比喻帝国主义;把贪婪的狗比喻背弃人民利益争权夺利的政客等,使人们一目了然和永志难忘。他的作品几乎都用口语书写,显得非常自然生动,更好地发挥了作品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由于他在文学上尤其是诗歌上的卓越成就,他在缅甸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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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章  现代泰国文学

            第一节  概述

            十九世纪末,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加紧对泰国的侵略与渗透,这种形势反促进了泰国王朝当政者的醒悟。拉玛五世继位后,开始对内政、体制进行改革。他兴办现代教育,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出版泰文和外文报刊,自己也出访欧洲,因此,西方的科学和文化不断涌进了泰国。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前期的泰国文学,较前一时期有了显著的发展。

            拉玛五世时期(1853-1910),文学作品的体裁和题材日趋多样化,散文作品大量增加。拉玛五世自己就热心于创作,著有《十二个月的皇家典礼》、《思乡》和“立律”诗《昏睡者的觉醒》(据《一千零一夜》片断改写)等。丹隆亲王是位历史学家,除编写泰国历史外,他还写了许多诗歌、散文和游记,如《那坤瓦游记》、《史话》、《讪颂德》等;巴攀亲王是个戏剧家,创作了剧本《帕罗》,并改编了西方名剧《蝴蝶夫人》。

            拉玛六世时期(1910-1925),赴欧洲留学的泰国学生带回了许多新思想。这一时期,译介西方与东方名著成为一时风尚。麦婉翻译的马丽·诃乐利的小说《仇恨》,是泰国现代第一部著名译著。留学英国的拉玛六世,也积极从事翻译工作,他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罗米欧与朱丽叶》。他的《披耶叻差汪讪》实际是《奥赛罗》的改写本,而《銮詹年旅行记》是根据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改写的。此外,拉玛六世还创作了诗歌、戏剧和散文。他的长诗有《帕暖赋》、《玛他纳帕他》;话剧有《战士的心》、《帕銮》、《海洋的婚礼》(根据希腊古典剧改写)和《牺牲》等。这个时期以翻译和改写外国文学作品而闻名的还有披耶阿努曼叻差吞和帕沙拉巴色。他们曾用沙天歌色和那卡巴绨的笔名合作翻译、改写了《干玛匿》、《十个大臣的故事》、《孟克里的故事》等。他们的文笔优美、酣畅,颇受读者的欢迎。这些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使泰国文学在内容、形式和创作方法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译介西方名著的同时,中国古典名著如《水浒传》、《西游记》、《列国志》也被陆续译成泰文,对推动泰国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1932年资产阶级维新政变的前夕,泰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倾向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青年作家。他们受西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莫泊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影响,努力打破旧框框,摒弃以王公贵族的生活为题材的传统,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反映泰国社会的矛盾,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西巫拉帕(详见本章第二节)就是这批青年作家的代表人物。他在小说《男子汉》中,通过几对男女的爱情纠葛批判了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憧憬、理想和情操。小说内容新颖,受到群众欢迎。阿戛·丹庚亲王也是当时一位青年作家。他的小说《人生的戏剧》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了一个贵族家庭的没落。作者认为人生即是戏剧,生活的幸福和痛苦是变幻无常的,流露出一种悲观情绪。女作家多迈索开创了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她的描写手法细腻,富于哲理。她的第一部小说《她的敌人》,描写了年轻人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在当时颇受欢迎。

            总之,这批青年作家的作品,着重反映现实。他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新思想与旧思想、新一代与老一代、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阶层,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朝气蓬勃的情绪。

            1932年6月24日,资产阶级维新政变震撼了泰国的旧体制,君主专制制度崩溃了,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民主党提出了要求平等的口号,体现了时代要求,这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反映。

            从“六·二四”政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二十年的泰国文学,就思想内容来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以西巫拉帕的小说为代表的进步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在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反对专制独裁,要求自由民主。后来逐渐发展为要求国家民族以至劳动人民的解放,并明确地提出文艺要为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服务的问题。西巫拉帕就说过:“认为小说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的观念已经过时了”,“作家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写出对社会有益的作品”。西巫拉帕的作品《罪孽》、《一幅画的后面》、《生命所需要的东西》等,就反映了这一文艺思想的发展过程。西巫拉帕的小说《生活的战争》(1932),表现了对被压迫的穷苦人的深切同情和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尖锐批判,是当时泰国文坛的一枝独秀,它给泰国小说的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道路。

            紧跟西巫拉帕,这时还出现了一批很有意义的作品。骚瓦蓬的《旺拉娅的爱情》(1952)写一个出身较贫寒的学生考取公费留学,到法国攻读音乐。在法国,她接受了进步思想,结识了一个农民出身流落国外当码头工人的泰国青年,两人志同道合而相爱,他们立下宏愿,回国后要去农村,为广大的工农群众服务。西拉·沙塔巴那瓦的《奴隶国》(约1957年),茵他拉育的短篇小说《神在那里?》(约1950年),也都是这一类型的优秀之作。

            第二种类型是宣扬人道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对政界的争权夺利和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甚感不满,进行揭露和鞭挞,而对受苦受难的人民深表同情,为他们鸣不平。但是,作品表现主人公的反抗都是个人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这一类型的作品有:社尼·骚瓦蓬的早期作品《失败者的胜利》(1943年),蒙叻差翁尼蜜蒙坤·那瓦叻的《幻境》(1939),奥·乌达恭的短篇小说集《这一辈子》,西拉·沙塔巴纳瓦的《天上没有回答》、《这块土地属于谁》,依沙拉·阿曼达恭的《慈善家——罪人》(1943)、《毁灭的大地》、《黑暗时代》等。

            第三种类型是反映新一代和老一代之间新旧思想的矛盾与对抗的作品。这类作品为数最多,对封建礼教、贵族上层社会的黑暗腐朽,都有所揭露和批判,同时也反映了小市民的爱与恨,小康家庭的苦与乐。有的通过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反映现实矛盾。但作者还往往流露出对上流社会的依恋之情。这类作品有西巫拉帕早期作品《男子汉》,阿戛·丹庚亲王的《人生的戏剧》(1929)、《黄种人和白种人》(1930)、《幻灭》,克立·巴莫的《四朝代》(1953)、伊沙拉·阿曼达恭的《瓦俞博折翼记》,西拉·沙塔巴纳瓦的《必须偿还的债》,高·素朗卡娘的《妓女》,多迈索的《第一个错误》以及麦阿侬的《我们的土地》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泰国文坛上享有盛名的,除西巫拉帕外还有一批重要作家。

            克立·巴莫(1911-)是这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他不仅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戏剧家和政论家。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四朝代》。作品通过对主人公婆罗伊宫女一生生活的描写,反映了自拉玛五世末期到拉玛八世泰国四代王朝的沧桑变迁,展现了王宫生活、历史重大事件,反映了人们的思想面貌。尽管作者对没落的封建世家寄予了深切同情,但《四朝代》仍不失为一部反映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泰国上层社会真实情况的巨幅历史画卷,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此外,克立·巴莫的作品还有传记小说《孟获》、《终身总理——曹操》、《慈禧太后》以及《番人》、《红竹》、《芸芸众生》等长篇小说和短篇讽刺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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