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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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官场
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二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六百万美元及七百二十万美元。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二点二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报价引进。（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三万至四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账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广东省十二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前政协主席、前省长等。
上海市十家大地产商，有九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二家属于国企外，十三家都是高干子弟
江苏省有二十二家大地产商、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
官方研究部门这个调查报告，给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做了一个完满的注解。原来这个‘大公无私‘是让自己的家族‘先富‘起来。
亿万富豪各国都有。不过民主国家富豪，靠的是聪明才智、惨淡经营；而中国这些富豪，靠的是老子的权势，这是平民百姓不能望其项背的。
权力腐蚀人，这个规律在中国大陆之外也起作用。但是从‘衙内‘一跃而变富豪，却是中国独有的‘特色‘。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这个‘特色‘呢？除了民主制度这个关口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可是我们就不同了，它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手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有权的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贪污‘，他只要批个条子，给主管官员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捞到一块大地皮，或到国企里去当个头头，这都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捷径，试问哪个资本主义的官员有这种方便条件？
所以在‘中国特色‘的官场，‘聪明‘人既可以本人当‘清官‘，留‘令名‘，又可以让子女据要津，成钜富。真正是名利双收，两不耽误。至于那些被‘双规‘的，坐监狱的，见阎王的，其实只是少数‘财迷心窍‘者做的蠢事。在当今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们来‘坐天下‘，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
所以当今中国亿万富豪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高干子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贪官们这些话语中透出其心态颇为不平，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是后悔自己的贪污受贿行为不缜密，大意失荆州，如果在某个环节上考虑的再周密一些，在那个行动上布置的严密一点，如果不收某个人的小钱，不贪污某个小数，可能就不会由此而引发。事到如今只能怪自己当初没有考虑成熟，被人抓住了辫子，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二是怨自己不会做人，工作中得罪了人，由此树敌太多，一些人有意同自己过不去，以德报怨毁了自己。
三是怪自己打点不周，分配不均，而引火烧身，如某位贪官曾说：你要明白一个掰烧饼的道理，一个烧饼如果你一个人独吞了，下次没人帮你了，你连窝窝头也得不到。如果你我一人吃一点，下次会给你一个更大的烧饼。
四是贪官受贿于“下面”，同时为了稳定自己的位置，又给比他大的一些贪官行过贿，但是更加隐蔽的贪官一时还没有暴露，自己却先行了一步，内心感到不平衡。
五是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总以为自己贪得不多，只是小打小闹，认为许多官都比他贪得多，与大贪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六是自己有眼无珠用错了人，被提拔的下级“出卖”，被自己的朋友“陷害”，被自己的亲戚“加害”等等。
七是天注定要处罚我，人算不如天算，已经到这个份上，一切都是老天的安排。
八是得罪了上司，得罪了领导，上面故意要整我。
贪官自称“运气不好”的理由不一而足，他们只是从个人狭隘心理来揣测事态结果，没有从根本上领悟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没有明白一个真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侥幸的心理，任何妄想蒙混过关的怪招都不堪一击。运气不好当然也是有的，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做了有损于国家和人民的事，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要想运气好，要想平安无事，就得警钟长鸣，过好“金钱关”、“美女关”、“权力关”，遵纪守法，廉洁奉公，时时刻刻不能放松廉政这根弦。（罗瑞明）
大凡贪官在面对法律惩处，付出自由或生命代价的时候，往往会有“悔不当初”的忏悔。这忏悔既是贪官迟到的悔悟，同时也对生活在自由空气中的人们具有强烈的启迪与警示。透过一份份贪官忏悔录，我们需要探究背后教育、制度、监督的缺位，思考那些鲜为人知的原因。本文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杨书文同志对贪官忏悔的系列分析文章之一。
组织贪官现身说法是当下很多地方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形式。
综观贪官忏悔，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是故步自封，思想颓废型。原湖北省黄石市委书记、人大主任陈家杰这样剖析自己的犯罪原因：“我错误地认为，在黄石工作近４０年，功劳、苦劳、职务都有了，年龄大了该享受一下了，因此热衷于吃喝玩乐。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些人掌握了我的心理，天天围着我身边转。吃了别人的嘴短，拿了别人的手软。看似普普通通的一个个饭局，最终成了难以挣脱的锁链。”
二是滥交朋友，公私不分型。武汉市汉阳区财政局原副局长黄建设痛悔自己“在担任财政局副局长以后，思想飘飘然。在与私营业主吴某的接触中，先是接受请吃请玩，后来就接受钱财，思想防线由此崩溃。当他提出想搞点钱做业务时，我大笔一挥，擅自借贷给他３８０万元，哪知这３８０万元有去无回”。
三是放纵自己，陷入情网型。北京市建委重大项目处原副处级调研员陈晓佳因受贿１３０多万元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他在忏悔中讲道：“我没想到被一个情字毁了前程。黄玉珍（其情妇）对我是绝对痴情的，跟了我５年，为我生了孩子。我万万想不到，我用１００万元偿还我欠黄玉珍的情债，却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四是自作聪明，认识错误型。四川省成都市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忏悔道：“我感觉社会很现实，还是有钱才能办事。我开始看重金钱和物质，于是利用自己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关系销售自己的书籍，并接受所谓好朋友的钱物……在我的思想深处，一直有一种错误认识：一定不要沾公家一分钱，只要不拿国家的钱就没事。”
五是心理失衡，贪恋钱财型。四川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郑道访分析犯罪原因时认为：“自己为国家的交通事业作出了不少贡献，节约了十多亿元资金，可收入就那么多，家庭的小日子也过得并不宽裕。而社会上那些包工头、小老板大字不识几个，却成了千万、亿万富翁！于是我的心态不平衡了，产生了不捞白不捞的思想。”
六是理想信念动摇，政治损失经济补偿型。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希望担任省长的目标落空以后，失去正确的生活方向，听信迷信和阴阳风水之说，最终走上犯罪道路。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听说自己梦寐以求的副省长职位花落他人，一下子精神崩溃，开始追求“政治损失，经济补偿”。
七是角色混同，错爱亲情型。贵州省委原书记刘方仁，在其儿媳“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儿女考虑考虑”的劝说下，终于出手为贵州某公司收购一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份，要求有关部门“优惠”办理，其儿媳易某从中收受好处费２０００万元。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锦诚曾痛心疾首地说：“我是倒在亲戚、朋友、老乡为我设置的圈套里啊！”
八是刚愎自用，心存侥幸型。兰州市原市长张玉舜说：“我有很强的侥幸心理，心里清楚这些行为的严重后果，但总觉得反腐败不会反到自己头上。”
九是迁就人情，不能自拔型。四川省犍为县原县长杨国有收受某公司董事长王德军送的１０万元钱后，曾经对时任县委书记的田玉飞作了报告，得到“这笔钱你收下就是了”的回复，担心“不收钱就是和其他收了钱的人过不去”，“只能收下”，最终堕入犯罪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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