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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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八路军居然会在他们眼皮底下打伏击。
片刻之后，日军未发现异常情况，于是大部队便大摇大摆地继续前进，有的一边行军，一边还呜呜呀呀地唱着法西斯军歌。
9时半，当敌人的后卫部队完全进入我伏击圈后，陈赓发出了攻击的命令。霎时间，平静的山梁仿佛变成了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386旅的三个主力团从三面向敌发起了攻击，成百成千的手榴弹雨点般在鬼子堆里爆炸，横飞的弹片，闪闪的火光，连同那弥漫的硝烟与黄土，汇成了一条愤怒的火龙，一下子便把鬼子的队伍和整条公路给挟裹了，吞没了。
敌人这时方知中计，但公路狭窄，慌乱的鬼子拥挤成一团，根本无法展开兵力，机枪和平射炮也无法构筑阵地进行还击。
一位日军少佐抽出指挥刀，大声喊叫着：“就在这块地方，大家一起战死吧！”谁知话音未落，一颗迫击炮弹恰巧落在他的头上，轰隆一声，化作了一团血雨，只有那把指挥刀，七弯八折地跌落在那里。
打这种伏击战，最过瘾的是炮兵。因为一般的阵地战，炮兵阵地都要摆在步兵阵地的后面，对敌人的目标和冲击部队实行间瞄射击，也就是说，炮手们只能按照指挥员下达的标高、方向、射距等命令进行射击，根本不能直接看到敌人被炸的情景。可打这种伏击战就不同了，所有的炮几乎都实行的是直瞄射击，放一炮可以看到一炮的效果，敌人被轰击的惨状可以直接呈现在眼前。所以，炮手们的斗志极高，射击的精确度也特别准确。
日军终究是在武士道精神长期毒化下训练出来的兽兵，虽然到了绝望的地步，但还是要作垂死挣扎。他们有的趴在地上进行还击，有的滚进了水沟掩身，还有的以死马为掩体进行顽抗。正在指挥一挺机枪就地进行还击的小山正美少尉和田利秋少尉先后中弹，临死前还高扬着指挥刀，声嘶力竭地呼喊着：“陛下万岁！”
当日军已经组织不起有效还击，死亡人数超过大半时，我386旅的勇士们高声呼喊着，冲了上去，与日军展开了贴身肉搏。
日军的斗志完全崩溃了，他们自侵入中国后，何曾遇见过如此英勇的军队，又何曾面临过如此的绝境！因此，除大部分日军成了刀下之鬼外，少数官兵窜向东面的张庄和西面的神头村。
困兽犹斗的敌人跑进神头村后，居然利用民房和窑洞固守待援。如果让敌人在这里站稳脚，那就等于让敌人占领了一个“桥头堡”，对我十分不利。
陈赓发现这个情况后，立刻命令紧靠村子的叶成焕团的一个排：“不惜一切，立刻把村子夺回来！”
蒲达义率领的这个排向来以勇猛善战、穿插迅猛而威名远扬。这一次也没有辜负旅长的期望，他们在排长的带领下，用机枪火力和一个班正面掩护，以两个步兵班从侧面攻击敌人，一个猛冲，连续攻占两幢民房，仅以伤亡5人的代价，打死打伤了60多个敌人，把立足未稳的日军又重新赶出村外。
散落在旷野的敌人犹如炸了窝的羊群，东奔西躲，完全失去了抵抗力。
战至中午11时半，除百余人漏网逃回潞城外，其余1400多人全部被歼。
战后，日军《东亚日报》的随军记者多酒沼逃回东京后，曾就神头岭之战写了一篇报道，在描述了可怕的神头之战后，有一段特别提及了八路军的炮兵。
“……谁也不会想到，中国军队居然把炮兵阵地也构筑在路边的旷地里，一旦开战，他们的炮火就好像步枪一样准确地进行瞄准射击……
“尾队长看到情形不妙，抽出指挥刀，大声喊道：‘大家一块死的地方就在这里，好好干吧！’他的话音未落，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弹就在队长的头上爆炸了，那情形就像炮弹被尺子量过一样。当场完成了壮烈的终结……
除了死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
周恩来为炮兵请教官
1938年初春，乍暖还寒。
身处金鸡状版图的中国腹地武汉，如今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武昌，国民抗战大本营所在地。
中共代表周恩来正在等候蒋介石的召见。自从“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余怒未消，将张学良囚禁、杨虎城放逐之后，又用利诱、胁迫等手段，将东北军和西北军一一瓦解。
对周恩来，蒋介石却有一种复杂、微妙的感情。
在黄埔军校，在北伐战争中，周恩来一直是蒋介石得力的左膀右臂，蒋介石十分赏识他的精明、缜密和得体的为人。可是没有想到，国共分裂之后，周恩来却成了自己的心腹之患，不管是令他芒刺在背的地下党，还是令他寝食不安的苏区红军，他知道，周恩来都是其中的核心领导人物。
可是在“西安事变”中，如果没有周恩来的调解，很难说自己如今会成为什么样子。因此，在心底深处，蒋介石对周思来始终有一份敬意。
现在，中共派周恩来作为常驻大本营的联络员，蒋介石对周恩来的这种矛盾心情就表露得更加直接，更加明显。
两人寒暄过后，蒋介石身穿一件灰色的棉长袍，坐在当中的一把红木椅上，微笑着问道：“恩来，别来无恙乎？”
周恩来简要叙述了八路军、新四军最近作战的情况，并且详细解释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蒋介石听完周恩来的一番长谈后，对八路军的战绩夸勉了一番，然后话锋陡然一转，讲到了正在进行的台儿庄战役：“自从与日本国正式开战以来，虽然将士用命，全民迎敌，但由于我们装备落后，训练不良，致使我军屡战屡败，其中南京失守为最甚。现在，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有一个大胜利来振奋民族的斗志，激励全军将士的勇气，以同日本作最后的决死之战。”
蒋介石一边说着，一边走到地图前，指着徐州左边的地方说：“日军在一连串军事胜利面前，变得异常骄纵，其最精锐的第5、第10师团，共计3万多人，已经突进到台儿庄地区。我已经调集了孙连仲第2集团军、汤恩伯第20集团军、张自忠第59军，孙震第41军、庞炳勋第40军共计10多万人马，在此设下防线……怎么样，恩来，你有何妙策啊？”
周恩来仔细地观看了作战地区的地形地貌后，沉思着说：“总司令，按说我们预先在这儿设置了阵地，集中了数倍于敌的兵力，似乎已经稳操胜券，但依八路军的作战经验，日军自发动战争以来，尚未遭到大的挫折，因而兵骄将傲，气焰嚣张，遭我阻击后，必作困兽之斗。日军虽然数量不多，但他们兵器先进，火力极强，且有制空权，地面有坦克和铁甲战车，即便他们陷入重围，仍可轻易脱身。因此，建立一个强大的战役预备队，恐是十分必要之举。”
“为了稳操胜券，我立即让桂永清部、宋希濂部、李汉魂部火速向徐州驰援，娘希匹，这下他们败定了！”蒋介石激动地说。
周恩来此时才转到正题上来，诉说了延安缺医少药的情况，希望总司令能够及时提供一批急需的医药运送延安。
蒋介石微微一笑说：“这样的小事情，你去找陈长官办吧，他会给你满意的答复的。”
周恩来见蒋介石心情极好，便又挑出了另一件事情。“在对日军作战中，八路军深感炮兵的重要，但装备低劣，军事素质不高，尤其是炮兵技术专业人才极度匮乏，可否调派几位炮兵专家，前往进行军事培训？”
蒋介石连连点头道：“应该，应该，我看你把要办的事情，一并列个单子，交到陈长官那儿去。我想，大敌当前，他会不计前嫌，精诚合作的。”
台儿庄会战从3月23日开始，到4月7日结束，歼日军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万余人，取得了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打破了正面与日军作战不能取胜的神话。
蒋介石终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不久，他又接到日军数路大军向徐州分进合击的消息。
蒋介石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日军在台儿庄被打痛了，他们瞄准了国民党军参加会战的50个师，这可是自己坐江山的老本！于是，几道后撤的急电传到了前方。
周恩来不但为八路军弄到了一大批宝贵的弹药和医药，还从国民党军队里请来两个炮兵专家到八路军来当教官，一位叫沈毅，一位叫白泯，这对于延安刚刚成立的炮兵团来说，无异于久旱逢喜雨。
更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考虑到我军炮兵指挥器材奇缺，便在武汉托熟人买了两部炮对镜和0.7米测距机。
正是在党中央和周恩来、朱德等首长的关怀下，我军的炮兵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当初数10门山炮、迫击炮的小打小闹，发展到了装备有13式火炮和41式重型火炮的真正意义的炮兵。
在此后的作战中，炮兵的仗越打越大，越打越奇，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贺龙率部救炮连
1939年4月20日，日军王牌军——第72师团第3联队的第2大队800余人，伪军数十人，根据华北日军总司令杉山元中将的指令，带两门山炮，乘50余辆汽车，气势汹汹地开往河间。
这股日寇曾参加过南京之战，因血洗南京有功，全队官兵每人都弄到了一枚“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