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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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打破这种研究局面的著作，是周维德校点的《文镜秘府论》。
在这部书的《前言》中，郭绍虞能够排除左的思想的侵扰，大胆肯定了《文镜秘府论》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他认为，首先，《文镜秘府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起了较大的作用的。其次，《文镜秘府论》论诗没有提及李、杜，论文不提韩、柳，是当时的客观情况使然，不足为病。再次，《文镜秘府论》中的许多材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新体诗从四声律到平仄律的演变问题。第四，《文镜秘府论》中的其它材料，对研究汉语语法修辞，研究汉语语言学，也有借鉴作用。
该书以日本祖风宣扬会编印的《弘法大师全集》本为底本，校以日本东方文化学院影印古抄本、日本古典保存会影印观智院本地卷、《弘法大师全集》本《文笔眼心抄》、日本山田钝《文笔眼心抄释文》，同时校以日本《真言宗全书》本《文镜秘府论笺》、日本讲谈社刊小西甚一《文镜秘府论考·考文篇》。由于此书是大陆出版的《文镜秘府论》的第一部完整校点本，所以受到了当时研究者的普遍欢迎。在1980年3月第2次印刷时，书后还附录了周维德所撰的《文镜秘府论的声病说》和日本学者小西甚一的《文镜秘府论序说》，后者详细介绍了《文镜秘府论》在日本的流传情况，以及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对于我国读者进一步研究此书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在周维德校点本之后，王利器也于八十年代初出版了《文镜秘府论校注》。据该书《四声论》注可知，解放前王利器曾和好友任学良共读此书于北平，相约为之校注，其后任学良未能完成即逝世了，所存者唯"天卷"自《序》至《调四声谱》部分三十余页校注。王利器则继续亡友未竟之事业，积数十年之功，完成了此书。
和周维德著相比，王利器此书校勘更精、且作了十分详细的注释。该书的整理，系以日本京都藤井佐氏兵卫版为底本，而校以日本东方文化学院影印宫内省图书寮所藏《古抄本》、日本古典保存会影印观智院所藏《地卷古抄本》，及《弘法大师全集》本《文笔眼心抄》、日本金刚峰寺密禅僧伽维宝编辑《文镜秘府论笺》十八卷所据以校的六种写本。至于注文征引的则有：维宝之《文镜秘府论笺》、储皖峰《文二十八种病》、罗根泽《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和《隋唐文学批评史》、周维德校点《文镜秘府论》、任学良《文镜秘府论校注》。作者在注释中抉微索隐，新见迭出，使得《文镜秘府论》涉及的许多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理论问题源清流明，显示了校注者淹博的学养、精微的思辨和超凡的学识。作者除了在《前言》中深入、细致地阐述了弘法大师的生平，《文镜秘府论》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及其在中国古代诗学史上独特的地位，还在书后附录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弘法大师诗文选》、《弘法大师所著书目》、《唐人赠诗》、《日本有关声病讨论史料》和《补注》。由于该书校勘精审、注释详备、资料富赡，所以一问世，就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至今仍是人们研究魏晋六朝诗文声律问题、隋唐诗学的必备参考书。
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一些对《文镜秘府论》进行研究的专题论文，其中主要有〖日〗兴膳宏著、李庆、邵毅平译的《〈文心雕龙〉在〈文镜秘府论〉中的反映》、杨明的《〈文镜秘府论〉所载初唐声律、病犯及诗体资料之解说》、王福雅的《〈文镜秘府论〉与唐代意境理论》等。这些文章大多是利用《文镜秘府论》中的有关材料，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某些问题进行新的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以后，卢盛江发表了一系列对《文镜秘府论》本身进行探讨的文章，如《日本研究〈文镜秘府论〉概述》、《日本人编撰的中国诗文论著作――〈文镜秘府论〉》、《〈文镜秘府论〉"九意"作者考》、《〈文镜秘府论〉日本传本随记》、《〈文镜秘府论〉对属论与日本汉诗学》。作者利用其多次访问日本的机会，对日本所藏《文镜秘府论》的各种版本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意欲编撰一部更为全面的《文镜秘府论集校集注》本。现已问世的成果只是其前期研究所得，但对于国内学者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文镜秘府论》已具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有很多学者在利用《文镜秘府论》进行魏晋六朝、隋唐时期诗学著作的辑录工作，其中成就较为突出者有：王梦鸥的《初唐诗学著述考》、王晋江的《文镜秘府论探源》、王利器的《文笔要诀校笺》、张伯伟的《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等。
总之，到本世纪末，学界无论是在《文境秘府论》本身的整理和研究，还是在利用《文镜秘府论》来辑录中国中古文学理论著作、进一步探究中古诗学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从总体上说，学界对这部书还是重视不够。今后学界无论在资料的整理还是在理论探讨方面，均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后 记
三年多了，几乎每天都在搜集、查阅、整理、归纳和输入本世纪所产生的汗牛充栋的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资料。我确实是感到有点累了。因为这个项目拖得太久了，有时候，我都身心疲惫得不想再做下去了。但是，只要一想到葛晓音师和其他师友殷切的期望、热情的鼓励，便又鼓起劲儿，继续一章一章地、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做下去，不敢有一点懈怠或者马虎。现在这个项目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我还是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因为我十分清楚，我所写出来的和我原先设想的，和师友们所期望的，实在是相差太远了。
从一开始，我就有一个较为明确的写作思想：即此书主要是为想要进入或者刚刚进入隋唐五代文学研究某一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简明的研究线索。而读者所要查阅的、了解的，可能只是书中的某一章甚至其中一小节。基于这样的想法，我把自己能够想到的每一专题都列入写作计划了，而且尽己所能搜集本世纪相关研究成果，千方百计地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有用的研究信息。但是，这样的思路和写法即使完全得到实现，也显然是不能满足于另一些读者所需要的"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史"的期望的。
而且，由于我在写作过程中，主要是以文学发展的时段、作家作品为纲，以时间先后为序，进行缕述的，所以有些本可以归纳起来进行介绍的一些重大的文学史问题的研究情况，就未能得到应有的集中凸显；而在某些专题研究介绍中，又由于体例所限，只能介绍一些著作中与此问题相关的观点，这些著作中另一些重要的观点和发现，可能就被遗漏或割爱了；而且一篇文章或者一部论著经常被我用"互见"法，分散在全书的好几个地方进行介绍，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该成果的整体学术影响力。
再加上我学力有限，考虑不周，闻见不广，肯定遗漏了不少本该提及甚至应重点介绍的成果。甚至本书已经提及和介绍的成果，也肯定存在着材料采择不当、观点阐述有误的情况。
所有上述这一切缺憾和疏误，都恳请诸位学界前辈和同仁在包涵和理解的基础上，随时来信来电批评指正，以便我利用再版的机会作尽可能的修改。
写作之初，我曾向全国各地的隋唐五代文学研究专家和学者普遍征集过研究信息，很多学者在百忙之中给我提供了详细的研究资料和很有价值的研究线索。写作之中，我又参考了不少学界前辈和专家们撰写的一些综述、述评性质的文章，其中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主编的各卷《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对我帮助尤大。对于这些，我在书中已经作了尽可能的说明；在此，我再次感谢这些先生们所给予我的无私的帮助。
尤其应该感谢的是，本书的写作一直是在葛晓音师全面指导下进行的。三年多来，无论是身在国内还是远居国外，也无论是节假日还是教学科研的紧张期，晓音师都几年如一日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审阅、校改我的稿子。晓音师在这本书里所付出的辛劳和心血绝不只是一个"分卷主编"所能说明了的。
另外，书中的某些章节在写完初稿后，还曾呈请北京大学中文系张少康先生、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徐俊先生、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吴相洲先生、中国李白研究会李子龙先生等专家审阅。丛书主编张燕瑾先生更是一直鼓励和督促我的写作，全书完稿后，他又在通读审阅后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在此，我对他们的深情厚谊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还想说明，如果没有我贤惠的妻子陈瑜几年如一日、任劳任怨地料理家务，没有我年迈的父母随叫随到、多次不远千里来京帮忙，我是不可能在如此宽松自如的心境下，独立承担并完成如此繁重的写作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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