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章
《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章节:第232章,宠文网网友提供全文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
和陈中凡著相比，罗著无论在论述的深度和涉及问题的广度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罗著能联系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文化思想特点、文坛的创作风尚，来探讨唐代文学批评思潮产生的历史动机和社会原因。尤其是，作者首先从唐人对诗歌创作形式和教化功能兼善并重这一文论基点出发，详细地讨论唐人对"诗的对偶及作法"和"诗与社会及政治"的认识的过程，而且作者又将前者厘为"联内对偶"和"全篇调声之术"两部分（两部分内容有43页之多，约4万字，几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史论结合，分而论之，梳理、剖析得更细，这无疑是和有唐一代诗学发达史相符的。
同样，罗根泽在其《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也搜罗出不少向为人所忽视的文论材料，自出手眼，对晚唐五代众多的"诗格"、"诗句图"等著作进行详细、精审的考定和阐述。
相比之下，同时和后来的诸多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或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都未能像罗根泽对唐五代人论诗之形式和作法的观点作如此充分的论述。
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出现新的隋唐五代文学理论史，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才又出现了两部真正意义上的隋唐五代时期的"断代文学批评史"，即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王运熙、杨明合著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
罗宗强著在本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理论史的研究领域中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首先它不只是一部传统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或文学理论发展史，而是一部对隋唐五代近三百八十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状况和发展规律进行宏观把握和深入探讨的文学思想发展史。作者认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不仅要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史，还必须结合文学作品，研究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情况。只有把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放在一起研究，才有可能较好地说明文学思想的发展面貌，较好地探讨文学思想的发展规律。"这部著作的新颖之处和突破之点，正在于它不仅收集了唐代文学理论家的有关论述资料，更重要的是作者独具慧眼，从浩繁的文学作品中，，将许多作家的片断论述、创作倾向，和批评史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思潮结合在一起，变零散为集中，理纷乱于系统，从宏观理论的高度，勾划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发展的清晰轨迹，体现出这一阶段文学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使人们对本时期文学思想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从而弥补了前此诸多文学批评史在材料处理和宏观把握上的不足。。
其次，作者对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发展的趋势的认识和史的分期也与前人大不相同。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思想总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从反绮艳开始，最后复归于绮艳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回旋，而且这种回旋并非简单的复归。另外，他将隋唐五代的文学思想放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大链条上，把隋代以及唐代天宝中到大历中这一段时间视为由盛唐文学思想向中唐文学思想的转折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文学思想发展嬗变的规律。尤其是作者将唐代天宝中至大历中这一段时间视为由盛唐文学思想向中唐文学思想的转折，这样就较好地处理了人们对"盛唐之音"这一美学风范的认识，使人们对盛唐理想主义的文学思想向中唐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转变有更为深刻、准确的理解。
再次，作者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发展的一些重要环节和不少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敢于突破陈见，提出自己新警的见解。如他在论述初唐文学思想的发展时，就很重视唐太宗以及他的一些有卓越识力的政治家们的影响，充分肯定他们对唐代文学繁荣所作出的贡献。再如，他仔细分析了唐初文风的改变比政治、经济面貌的改变缓慢、落后得多的复杂历史原因。而且，作者指出，"唐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与政局有关。但是它与政局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士人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来的。政局影响士人的心理状态，士人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文学思想的发展变化。"这个论断对文学作品风格演变史和文学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具有相当普遍的启示意义，后来许多学者注重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之关系的研究，应该说与罗氏此论不无关系。
王运熙等著可谓是本世纪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集成之作。它虽然走的仍是传统的文学批评史的编写思路，但是它是迄今为止出版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著作中论及这一时期文论家最多的一部。全书仅列专节或小节论述的，就有80多位文论家。这当中有不少是前人著作从未专门论及的。就每位文论家而言，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也大大超过了前人。而这又和作者对隋唐五代存世文献的全面梳理和掌握是分不开的，书中采入的新材料比比皆是。
这部著作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能于平实中见深刻独到、坦易中出新颖精彩。作者对一些范畴、问题的理解，总是力求落实到实处。如关于四声的二元化问题，学界以往都是泛泛而论、笼统把握，认为这是个漫长的过程。而这部著作则从具体的史料着手，指出虽然梁人刘滔的那段话是今日所见将平声单独提出与其他三声对举的材料，但齐梁八病说未曾将四声归为两大类，只是到隋代刘善经及隋人所作《文笔式》才明显地提出平声与非平声两大类，到初唐元兢、上官仪、崔融论平头、蜂腰等声病，关于四声二元化的意识才进一步明显。这就描述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可以坐实的四声二元化的过程。
另外，这部著作并不像有的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喜欢先入为主、有意建构理论体系，它能在对浩瀚材料的爬梳中，抉发出不少向为人所忽视的新问题，同时也能对一些旧问题提出新的解释。如该书在殷璠的文学思想时，就能充分利用新发现的《丹阳集》，指出其中包含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思想，注意到他的风骨、兴象之说实际上是对南朝文论家提倡风骨与文采结合论的发展。又如，他指出王昌龄研讨诗歌艺术更重视五古，这一现象与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也是相通的，反映了盛唐诗人和选家为了扭转南朝以迄唐初绮靡柔弱诗风，力求古雅的思想倾向。
总之，罗著和王运熙等著各有其鲜明的学术特点，也各有其学术突破点，可谓本世纪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的"双子星座"。
二、隋唐五代文学理论问题综论
本世纪还有一些成果虽然不是以"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的形式出现的，或者不是对"史"的线索的梳理和描述，但是它们往往就隋唐五代一个或几个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展开纵深的探讨，所以对进一步认识隋唐五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演变轨迹，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
理论范畴 八十年代以后，有相当多的文章阐述了作者对唐代文论中一些审美范畴的认识和理解，如陈植锷的《唐诗与意象》、郭外岑的《释"兴象"》、胡今虚的《唐人诗"境"说的两点美学启示》、蔡厚示的《唐代诗论中的"意境"说》、黄炳辉的《唐人意境说的几个问题》、鲁洪生的《隋唐时期的赋比兴理论》、汪涌豪的《论唐代风骨范畴的盛行》、孙敏强的《从"比兴"到"兴象"――汉唐诗学形象理论发展轨迹试绎》、赵昌平的《意兴、意象、意脉》、荆立民的《"亲风雅"――唐代诗歌批评的一项基本标准》等。
其中陈植锷文着重研究研究了托名王昌龄的《诗格》，认为此书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因为它不仅为"意象"说作了总结性的概括说明，而且为"意境"说在以后的发展揭开了序幕，他还指出："兴象"一词初见于殷璠的《河岳英灵集·序》，以"兴象"为"意象"之始，后人说诗，相沿混用，其意实同，"意象"说萌芽于初民造字与占卜的取象，在《文心雕龙》中即正式提出，至唐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并臻于成熟；而"意境"一说，虽于六朝佛典"境界"一词的翻译已肇其端，但正式形成却是在盛中唐之际。郭外岑文则探讨了《河岳英灵集》中提出的"兴象"说，认为"兴象"之"兴"，既不是汉代经学家说的"譬托"或"美刺"，也不是钟嵘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或者叫"滋味"说。"兴象"就是以"兴"为特征的"象"，或者具有"文已尽而意有余"的特征的意象。"兴象"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时代新的美学理想的初步形成和确立。胡今虚文则指出，唐人诗境说给我们两点美学启示，一是重视虚境，又不废实境。皎然《诗式》"辨体一十九字"所概括的十九种诗境，全是心理感受性质的概念。一是以"境"论"体"，即从诗歌所传达出来的意境来把握、判断诗歌的风格。不仅皎然、司空图如此，李白、杜甫、韩愈、皇甫湜、杜牧诸人也如此。
汪涌豪文指出，在南北朝后期，风骨范畴处于萌生、确立阶段，所以其理论意义和美学价值尚未得到人们普遍重视，从而限制了它对文学创作应有的干预作用，但是到唐代，这种局面便得到了彻底的改观。不但诗学崇尚不同的诗人、选家和批评家，多用此范畴进行诗学批评，还有不少论者将之作为自己诗学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特别的强调，因此从诗学风骨论发展的角度看，其理论地位要较南北朝时期更为突出；并且，由于它主要被施于诗歌批评和诗学理论探讨，因此又较魏晋南北朝时期来得更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