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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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最初是唐代音乐的产物，它主要是配合中原乐曲的，它有一部分是配合西域和其他地区的乐曲的。词所配合的音乐和清商乐，并不是两种体系和性质不同的音乐。任二北在《教坊记笺订·弁言》中也指出："唐人于胡乐特盛之际，绝未抛弃其自己原有之乐，而专承借重于人，原封不动，全盘接受也"，《教坊记》曲名"所包含之为外国乐曲，可以肯定者，不过三十四调，而自初唐以来，所用前代之清商曲，与初、盛唐特制之法曲，尤其民间里巷所流传之清商曲，及民间自制之歌曲等，皆属焉。"唐圭璋、潘君昭的《论词的起源》同样认为，燕乐是以隋唐时中原一带民间音乐为主，又融合了前代的清乐、少数民族音乐和外来的音乐。
施议对在《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音乐史上事实证明，隋唐时代，由中外音乐大融合所产生的新型民族音乐--燕乐，仍然保留着中国传统和中国作风，它是以中土民间音乐为主体的新型民族音乐。"
另外，李伯敬的《关于燕乐的起源--兼及词的起源》也认为燕乐在魏晋南北朝就已有，并非是隋唐之际才从西域输入的。
本世纪专门研究燕乐的专著是邱琼荪的《燕乐探微》。该书指出，"燕乐"一名周代就有，历代燕乐的内容颇有不同，唐燕乐是一个特有的乐种，也是一个专名。故泛称"燕乐"，则一切宴享之乐都是燕乐。若论唐燕乐，则应指发始于隋而完成于唐的一个新乐种。该书对隋唐燕乐调的研究以日本人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一书为出发点，纠误补阙，考论精深，是本世纪后半叶研究隋唐燕乐调最具创获的权威性著作。
词与音乐关系研究 从世纪初开始直到八九十年代，一直有论著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阐述词与音乐之关系。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问世的一些概论性的词学著作中，如吴梅的《词学通论》、王易的《词曲史》、薛砺若的《宋词通论》，都以专章讨论了唐宋词的合乐问题。
但是，本世纪上半叶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得最为全面、深入的著作还数刘尧民的《词与音乐》。此书是词学研究史上第一部将词与音乐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专著，可谓是拓荒之作。书中着重探讨了词的声律与音乐的关系，他从音乐的旋律，看到词的旋律，又从汉字的平仄声韵，阐述了音乐与汉字声律的关系。他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命题，如：（1）燕乐的律调与词的关系；（2）燕乐的情调与词的关系；（3）燕乐的形成与词的关系；（4）燕乐的乐器与词的关系等。这些命题的提出，以及该书中围绕这些命题而罗列的丰富材料，实际上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探索这个问题的的提纲与线索，对于人们理解唐五代词受制于音乐的情况大有裨益。
此后将近四十年，未见有人对词与音乐之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八十年代中期，施议对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的出版，打破了这种僵局。这是继刘尧民著之后的又一部专门探讨唐宋词与音乐关系的著作。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为"唐宋合乐歌词概论"，首先考察了新兴的曲子词在合乐歌唱的具体社会环境中产生、发展及演变、蜕变的全过程，阐述了词因为配合新兴燕乐的需要而勃兴，又因为与音乐脱节、失去音乐的凭藉而蜕变，而逐渐丧失其独占乐坛的地位，从而论证了唐宋词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离不开音乐的制约与影响这一重要规律。中卷专论"词与乐的关系"，是全书的核心。其中前四章侧重阐明词受制于音乐的一面，论述词的许多特性与声律特征是音乐所赋予的；后两章侧重探讨词与音乐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对于词的特性和词体演变的影响。和刘尧民一样，该书作者也认为，唐宋合乐歌词的情调特征和律调特征。合乐歌词的传统作风是在燕乐的孕育下形成的；歌词的声律，服从于燕乐的律调，歌词的体制及其乐曲形式，是由乐曲的均拍与曲度所确定的。下卷"唐宋词合乐的评价问题"，主要在于总结唐宋词合乐的历史经验，从艺术发展规律入手，分析词与音乐这两种艺术形式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二者合与分的利弊，试图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新体抒情诗的创作，提供借鉴。总的看来，此书在论述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上虽较刘尧民著有所进步，但是无论在研究的格局和论述的深度上，还是在对词、乐配合的具体情况和内在规律的论述方面，都未较刘著有大的超越。
到九十年代，王昆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的问世，又将词与音乐之关系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部。作者认为，前此的有关论著中关于唐代音乐的论述与词之实际风貌存在着诸多矛盾之处，作者从辨析各种基本概念入手，认为，隋唐燕乐，是对隋唐五代新的艺术性音乐的总称。由于南北统一，由于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中原音乐、南方音乐、西域音乐相互交融而造成新的音乐，成为一个自然的趋势。包括教坊乐在内的宫廷燕乐，曾一度代表了这一趋势；此种特点，并被宋代燕乐继承；作为雅乐以外的全部俗乐总称的"燕乐"一名，因而得以成立。它概括了张文收所制的《宴乐》、十部伎组成的初唐宫廷燕乐、盛唐的法曲、二部伎、教坊乐以及各种民间流行音乐，是代表它们的总和的一个术语。作者还指出，隋唐五代歌辞的音乐体裁很多，"词"只是其中曲子一支的发展结果。和其他词学论著不同，该书研究了谣歌上升为曲子，曲子组合为大曲，大曲又分解为急、慢、破、序等曲乐，以及曲子采入琴乐、产生琴歌倚曲等等过程，较为全面地描述了隋唐五代歌辞的全貌。
三、唐五代词发展的阶段性和风格之演变
由于人们对词的起源问题看法不一，所以在描述唐五代词发展的阶段性和风格之演变时，观点也就不尽相同了。
词史著作中的相关探讨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一些词史著作，对唐五代词发展阶段的划分是很简单的。如刘毓盘的《词史》将隋唐五代词史只分为两个阶段："隋唐词以温庭筠为宗"、"五代词以西蜀南唐为盛"，但该书将隋炀帝等人作《望江南》等词作为词史的开端，对初唐宫廷君臣的作词过程也有所缕述，说"小词之起，出于隋之宫中"，"唐初，小词尤盛"。胡云翼的《中国词史大纲》论唐五代词史稍细，隐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中唐词、晚唐词、五代词、五代末期词。他说："我们讲词史的第一课，事实上只能从中唐诗人的词说起。（中唐以前民间的乐府词，因载籍无传，没有资考证的材料，无法可以探讨，真是研究词史的一件憾事。）"
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并无词史一类的著作问世。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几部文学史虽然对唐五代词发展的阶段性的看法与胡云翼《中国词史大纲》等词史著作相近，但是它们都能利用世纪初新发现的敦煌曲子词来填补唐五代早期词史的空白，而且它们对词在各个阶段风格的演变的分析也较为具体、细致。
如中科院文学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指出，中唐文人主要是汲取民间词的表现形式来从事创作，形式比较短小，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也不够宽广，不过，他们的作品一般都具有清新、明朗、活泼的特色。到晚唐，词的表现艺术虽有所发展，它在民间所具有的那种朴素、明朗、感情强烈的特点却已渐渐消失，而愈益变得内容狭窄、感情苍白，竟至成为歌台舞榭、樽前花下的消闲品。女人的娇娆、柔情的相思以及充满脂香粉气的糜烂生活，成为这一时期词所表现的内容。和这种内容相适应，在形式上则极力追求藻饰，充满了华丽香艳的辞句。再如，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词在唐五代的发展过程也有一定的描述。如他们指出敦煌曲子词中的优秀作品总是想象丰富，比喻贴切，生活气息浓厚，而语言通俗生动，具有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共同艺术特征。所不同的是在格调方面已明显看出近体诗的影响。而初期的文人词题材也较为广泛；虽然他们还较多地以写诗的手法写词，除了少数作品外，较少在艺术上适应词调的特点，形成独特的风格，这是有待于后来词家的探索的。而花间词人的绝大多数作品只能堆砌华艳的词藻来形容妇女的服饰和体态，在艺术上片面发展来温词雕琢字句的一面，而缺乏意境的创造。
在这些文学史著作中，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对于唐五代词的基调特征的概括无疑是最精辟而又极富于诗意的："词的产生，儿女风流乃成为一切时尚，并以表现女性美的生活基调为其主要内容"，"词所表现的只能是对青春消逝的感伤，这便限制了词的境界和气派。然而词到底为诗坛创造了一次新的诗歌语言，从句式到语法到词汇都出现了再度诗化的新鲜感。正如五七言山水诗把大自然人化，词则又把山水诗化，唤起一片相思，创造了画桥、流水、秋千、院落、小楼、飞絮、细雨、梧桐等一系列敏感的意象，支持了词长达一百余年的生命。"
八十年代初，夏承焘的《唐宋词欣赏》简要而确切地勾勒了对唐五代词艺术风格的演变轨迹，包括盛唐时代民间流行的曲子词、敦煌曲子词、中唐时代的文人词、花间词体、不同风格的温、韦词、南唐词等。其中论花间派的"伶工之词"和南唐派的"士大夫之词"的区别，尤为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