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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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将变文的韵式归为两类：一类是七言式，其中夹杂着"三言"为其变式；第二类是六言式、五言式，这是罕见的。他将变文的篇章结构也归为两类：第一类，将散文部分仅作为讲述之用，而以韵文部分重复的来歌唱散文部分之所述的。这样重叠式的叙述，恐怕是作者们怕韵文歌唱起来，听众不容易了解，故先用散文将事实来叙述一遍，其重要部分还是在歌唱的韵文。第二类，以散文部分作为"引起"，而以韵文部分来详细描状。这是比较合理的结构形式，因为散文和韵文交替运用，没有重床叠屋之嫌。关于结构上还有两种不同特色：像《维摩结经变文》每段之首，必引《经》文一段，然后尽情地加以演说与夸饰，化成光彩绚烂的锦绣文字，但大多数都是不引用经文的，直截了当地讲唱故事，并不指明那些故事的出处，更不注意到原来的经文是如何的说法，至于一般的不说唱故事的变文，更自然无须乎"引经据典"了。关于变文的分类，郑氏也作了简要的归纳：一为关于佛经故事的，又分为严格的说经的和离开经文而自由叙述的；一为关于非经文故事的，也可分为讲唱历史的或传说的故事和讲唱当代的有关西陲的"今闻"的。总之，郑振铎是最早对敦煌变文体制和分类进行深入探讨的学者，对后人的研究影响较为深远。
在郑振铎之后对变文体制进行探讨的学者是孙楷第。他在《论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中也将敦煌说唱文学分为"讲唱经文"与"变文"两类，他后来在《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中又将"变文"分为"经变"与"俗变"，说法更为精细。
五十年代，周绍良在其《敦煌变文汇录·叙》中也从文体、句法与用韵等三方面较为细致的分析了"变文"的结构。他说变文的体制，除散文外，其中韵文，大约可分为长偈、短偈两种。短偈大抵皆七言八句，近于七律之体。长偈上章，一律七言，或间用"三、三、七"句法，或叠用"三、三、七" 句法。尤喜用复句，极反复歌咏之致。至长偈下章句法，或一律七言，或间用叠用"三、三、七"，句法亦同。唯皆用平韵，例无复句，此为不同。但亦有变体者，若《虞舜至孝变文》，通篇以六字叙述，此乃另一种新奇格局，而为另一演用之话本。
六十年代，对变文的形式和体制、分类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冯宇、程毅中和周绍良等学者。冯宇的《漫谈〈变文〉的名称、形式、渊源及影响》 根据内容特点和艺术形式将变文分为三类：押座文、缘起和变文；按艺术表现形式，变文又可分为五类：一、散韵相间的形式（1、散韵在文中起同样的作用，两者紧密结合；2、散文起主要作用，韵文重复歌咏散文的内容，用以加强散文部分；3、散文叙述故事，韵文渲染描绘）。二、基本由散文构成，偶有小段韵文或仅以韵文收尾的；三、全无韵文的纯散文体；四、只有韵文的形式；五、白话赋体小说式的。程毅中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在研究变文的体制时，特别注意了张鷟的《游仙窟》，认为它和变文有密切关系。他说，《游仙窟》的文体很特别，在文学史上好像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但它和变文不仅在体制上相似，在题材上也很相近。周绍良深感对敦煌讲唱文学如果漫无区别地都称之为"变文"是很不妥当的，所以他写了《谈唐代民间文学》，较为系统地讨论变文正名，变文的形式特征，变文与其他敦煌讲唱文学类型的分类区别等长期争论的问题。他指出，"变文"的识别特征有二：一为"×××处，×××说"的形式，正是讲唱交替的地方，也正是显示、指点图画的时候，这正是"变文"的特征所在，当然有的加以省略。二为"当尔之时，道何言语"的形式。现存标明"变文"的都有这两种特征之一，而其他标明"词文"、"赋"、"讲经文"、"缘"、"缘起"等题目的卷子，都没有这些字样，可见都不是"变文"。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敦煌变文体制和分类的研究，又有了一些进展。如，高国藩在《论敦煌民间变文》中就认为王重民的"变文"应分为五类：敦煌讲经文、敦煌民间变文、敦煌民间故事赋、敦煌民间话本、敦煌民间词文。在"变文的定义及其与其他文体的区别"一节里，对五类文体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还认为，其中敦煌民间变文，依流传先后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民间故事变文，第二类是历史传说变文，第三类（也是最后产生的）是佛教故事变文，而押座文与缘起是佛教故事变文独特的派生物，无必要单独分类。
九十年代以后，更多的学者则对用"变文"来称呼敦煌说唱文学是否合适进行了讨论。如张鸿勋的《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和《敦煌说唱文学概论》比较全面地探讨了敦煌变文的源流及其文体特征，认为《敦煌变文集》所收的78篇作品是一个复杂的文体组合，应严加区分变文和讲经文、话本、俗赋、词文的相异之处，充分重视敦煌写卷的原有题名：变文、变、缘起、缘、讲经文、词文、赋、话......等。这些不同的文体，张鸿勋统称为"敦煌讲唱文学"。周绍良在《敦煌变文刍议》中也认为："研究是不断发展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过去笼统视为'变文'的东西，经过仔细认识之后，仅就形制、体裁而论，大家已经看到它有各种形式之不同，是不能只以'变文'一词来概括的。"所以他将原来人们所说的广义的"变文"分为变文、讲经文、因缘（缘起）、词文、诗话、话本、赋等。
但是，项楚在《敦煌变文选注·前言》中则认为变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变文"其实就包含若干种不同的说唱文学样式，其中就有狭义的"变文"在内，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使用广义的"变文"概念，界限是清楚的，也是说唱文学这类通用名词无论如何也无法传达的。所以"变文"一词还时常被作为书名沿用着。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伏俊连等。
二、敦煌变文的整理、校勘与研究
敦煌变文的整理与汇辑 本世纪上半叶并未出现一部纯粹的敦煌变文的汇集本，敦煌变文作品多散见于各种敦煌文献整理成果中，另外，关德栋先生编有《变文目》，初步列出他所考知的敦煌变文作品。
五十年代，相继出现了两部敦煌变文的汇集本，即周绍良的《敦煌变文汇录》和向达、王重民等人合编的《敦煌变文集》。
前者是编者将他手头所得的抄本过录而成，初版共收变文38种，增订本增加了向未外传的《孟姜女变文》，将原来的首段残缺的《王陵变文》补全，其他的也根据完整的写本补正了许多脱误的文字，使内容更为完善。其中只收敷衍佛经神变故事的俗讲话本或押座文；类似变文的俗赋和话本小说，一概未收。每篇之前均有一段说明文字，记有出处、卷次或编者的考证意见，可资参考。另外书前有叙，对变文的体制与变文有关的一些问题作了说明；编者还据向达、傅芸子、关德栋三家所列敦煌变文目录，汇集为《敦煌所出变文现存目录》，分列押座文、缘起、变文三组，计127种，载于书前。
后者为向达、王重民、王庆菽、周一良、启功、曾毅公六人合编。他们根据王重民、王庆菽早年在伦敦、巴黎拍摄的照片或抄录本，共187部写本，逐一过录互校汇集。他们并将集中78种变文一类作品编成8卷。前3卷为23部历史故事变文，各卷依文体有说有唱、有说无唱和对话体分别成卷，每卷又以历史时代先后为序；四、五、六3卷为40种佛教故事变文，各卷又依类别分作佛（释迦）的故事，佛经讲唱文和佛教故事；第七卷为13种押座文或其他短文；第八卷为包含变文原文原始资料的《搜神记》和《孝子传》。
《敦煌变文集》自问世以后，一直深受变文研究者的欢迎，但校勘上的错讹遗漏还有不少，于是在五六十年代先后有徐震堮、蒋礼鸿为"变文集校记"作过"补正"或"录略"。蒋礼鸿继而写出了《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样一部阅读敦煌变文必备的工具书。该书是归纳整理变文材料，以期窥探唐五代口语词义的一个尝试。除了变文以外，还参考了一些其他有关的敦煌文献，及唐五代人的诗、笔记和小说之类，此外也偶尔引用了一些汉魏六朝以及宋元以后的材料。附列于本条之后。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在敦煌变文的整理和校勘方面又有所进展，先后出版了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合编的《敦煌变文集补编》、项楚的《敦煌变文选注》、郭在贻、张涌泉、黄征合著的《敦煌变文集校议》、黄征、张涌泉合著的《敦煌变文校注》等专著。
其中周绍良等著是对《敦煌变文集》的补充，收录自1957年以后收集到的与变文有关联的作品15篇，其中新发表的9篇，补充校录的6篇。内容分两个单元，第一单元收讲经文和押座文类，第二单元收和变文有关联的作品。每篇录文部分全部按原卷行、字手写，加标点，篇末有较详细的校记。书末附有俗字对照表及所录各篇的全部照片，共176幅。
项楚著共选入思想性和艺术性较佳的敦煌变文27篇，兼顾了不同的体裁和不同的题材，集中体现了敦煌变文的精华，录文以《敦煌变文集》为底本，同时也吸收了《敦煌变文集》以来许多学者及作者本人的校勘成果，汇成校注，附每篇之后，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