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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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刘知渐文认为韩柳二人"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思想也"大同小异"。文章从文的概念、文道关系、文学的相对通俗化、文学的继承与创新等方面分析了二人观点的异同。郁沅文指出韩柳的美学思想共同为中唐古文运动打下了坚实基础，是促使古文运动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二人美学思想却有同有异，从不同的角度对古文运动产生着影响。文章从文道关系、创作的原则、创作的方法与技巧、作家的精神和道德修养与创作的关系等四个方面论述了韩柳看法的异同。
严寿瀓文把韩柳诗歌放到元和诗风的变化过程中进行分析比较，认为他们都"矫浮返实"，"力辟新境"，但二人诗格"颇有不同"："韩文以气势胜，柳文以骨力胜。二人诗格大致也如此，可说功力悉敌"。韩、柳二人诗歌创作的渊源不同，风格不同，创造的诗境以及对唐诗发展的贡献也不同。"柳诗精裁细密，不广用虚词，不大发议论，也不用散文笔法入诗，较之韩诗，是约而不肆。柳开辟新境界之功到底不能和韩相比。""柳之矫浮从'炼'入，复古成分居多；韩之矫浮从'肆'入，自出机杼的成分居多。就唐格而论，是柳胜韩；就变而言，韩则胜柳"。"唐以后诗，大体分为唐、宋两种风格"，"而宋诗的开山祖非韩莫属。因此，在诗歌发展史上，韩愈的地位自然要高于柳宗元。韩足称大家，柳只能是名家。"
徐正英等文从山水文学这个侧面比较了韩柳散文的异同。他们认为，在影响上，柳的山水散文被公认为开拓之作，而韩的四篇山水散文的光彩却被淹没了。在景物选择上，韩多选胜景古迹，而柳所选则多是鲜为人知的"小景致"。韩文展示的是壮阔古雅的名胜图，柳文描绘的是清幽深邃的山水画。在表现手法上，韩文用典有国滥之嫌，柳文征引却有神化之妙。就传统而言，韩文重继承，柳文贵创新。"粗略勾勒"与"精细描绘"是韩、柳笔法的重要区别。韩文多用赋、白描，柳文多用比兴，情景交融、形神兼备。在语言风格上，韩文平易自然，柳文细密峭拔。韩柳山水散文的相同部分，基本上都是传统的未成熟的山水文学所共有的，而不同部分恰都是柳宗元的独创。
吴小林文认为，从总体上不当论韩、柳散文的优劣，但可以而且应该比较其异同。韩、柳散文的共同特色表现在：许多散文文理兼胜，思想性与艺术性和谐统一；散文的文学色彩和审美特征更加明显；结构既严谨有序又灵动多变；语言精炼生动，明晓流畅，具有整齐错落之美。韩柳散文的不同风貌是：韩文表达感情的方式往往是爆发式的、倾泻无余的，充满着旺盛的气势；叙写尚奇务新，触处皆活；语言更富有独创性和新鲜感。柳文表达感情的方式，常常是含蓄深婉的，富有讽谕性；构思细密，用笔精严；语言更加精悍凝敛，冷峭峻洁。洪本健文，也就韩柳散文的风格表现，从情思、文势、结构、语言四个方面进行辨析。
蒋凡文则着眼与韩柳文学观念之同，透视了韩、柳古文"小说"观念的形成原因及其理论内涵，并阐发了韩柳古文小说理论对当时古文运动的积极推动及其对后世小说创作的深远影响。
第十三章 敦煌文学研究
第一节 二十世纪敦煌文学研究概述
敦煌文学是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学界对"敦煌文学"的内容和范畴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人们常提到的不外是曲子词、诗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等几类而已。而且，二十世纪的敦煌文学研究的成果也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所以，我们下面仅对近百年来人们在敦煌变文、敦煌诗歌、敦煌赋、敦煌讲唱文学以及王梵志诗歌等敦煌文学研究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介绍。
二十年代 本世纪二十年代，是敦煌文学研究的肇始期。真正意义上的敦煌文学研究是从1920年王国维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开始的。该文虽然论述不太深入，但是由于作者超凡的识见和精辟的考证，同时又是敦煌文学研究的第一篇力作，所以在敦煌文学研究史上独具开创之功，影响十分深远。
稍后不久，罗振玉辑印的《敦煌零拾》一书，虽然篇幅不长，但不失为敦煌学史上第一部专科文学类的文集。该书共收七类十三种敦煌写本，或抄自伯希和所寄影本、或转录自日本狩野直喜所抄斯坦因本，还有录自中村不折所藏原卷，内容为《秦妇吟》、《云谣集》、《季布歌》、曲子词、《搜神记》等各类文学作品。每类后所附罗氏跋语，颇见校勘之功。
翌年面世的刘复辑印的《敦煌掇琐》，也是类似的著作。该书收集了作者从法国国立图书馆中录出的104种敦煌写本，其中上辑为有关民间文学的写本，有俗赋、变文、诗歌、曲子词、舞谱等，为后来的敦煌文学研究提供了资料，且在敦煌文学分类上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1929年，郑振铎撰写的《敦煌的俗文学》，则是一篇具有深邃思想和丰富内容的重要论文。该文极力推崇敦煌俗文学的重要价值，对敦煌俗文学进行了探源和分类，推测了俗文学的作者，将《目连变文》进行纵横比较，阐发"俗文"与"变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像他这样大力推崇和系统深入地研究敦煌文学，是前所未有的，故而启示着后来敦煌文学各个领域的研究，在敦煌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思想光辉和理论价值。
同时，从文学史角度对敦煌俗文学进行论述的学者还有胡适。他的有关论述主要体现在《白话文学史》（上卷）的《自序》、《引子》、《佛教的翻译文学》和《唐朝的白话诗》等部分，他也十分强调敦煌俗文学的重要性，首次考订出王梵志诗的卷本，推断出王梵志大致的生卒年代，为王梵志诗研究开了先河。
1929年10月，向达在《小说月报》第20卷第10号上发表的《论唐代佛曲》，也是一篇十分重要的研究敦煌文学的文章。其写作目的主要是："一方面钩稽唐代佛曲，考其来源；一方面申论佛曲与俗文变文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以正罗氏之失。"而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也正在于此。
三四十年代 这是敦煌文学研究的勃兴期。在前一时期学界研究的基础上，本世纪敦煌文学研究涌现出一批质量高、规模大、影响深远的论著。而且它们在选题的独创和考论的精深上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一时期的同类成果，使得敦煌文学研究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个时期在敦煌文学研究领域较有建树的学者主要有王重民、向达、孙楷第和郑振铎等。
王重民早在１９２５年在上大学期间，即以"勤工俭学"身份参加编纂《国学论文索引》，开始接触有关敦煌学的材料。１９３４年夏，他又奉派去法国与英国工作，直至１９３９年欧战开始后撤离。这五年多时间，大量地接触了伯希和与斯坦因盗去的遗书材料，所得甚丰，从材料搜集等方面奠定了以后研究的基础。这段时期，不但对于王重民个人，即便对于国际和我国敦煌学界来说，都可说是一个高潮时期，黄金时代。在这段时期里，王重民最大的贡献之一是，编成了《伯希和劫经录》的初稿。在这段时期里，王重民还注意向国内迅速传布信息。从１９３５年起，他在《大公报图书副刊》、《北平图书馆馆刊》、《图书季刊》、《金陵学报》、《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几十次地公布了新的材料和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创见的代表作如：一、《金山国坠事拾零》。这是系统地研究"金山国"历史的第一篇论文，也是以后研究这个问题时必须阅读的第一篇文章。二、《敦煌本历日之研究》，是系统地研究敦煌遗书中历本的总结性开山名作。三、王先生在伯３７４７号卷子中，发现了《众经别录》的残本。后来在《敦煌古籍叙录》和为姚名达先生《中国目录学史》新版所作的《后记》中披露出来。此卷首尾残缺，无书名，残存八十部佛经的著录内容。经王先生据书内类目名称考出，这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最古佛经目录，也是仅次于《汉书·艺文志》的现存第二部最古目录。王先生的这一发现，在目录学和佛教经录研究史上贡献很大。更重要的是，王重民在英法期间的研究为他后来诸多敦煌学代表著作的出版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向达在三十年代初曾经受命赴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他在那里亲眼见到许多敦煌写本。回国以后，他发表了《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介绍了他所看到的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所藏的部分敦煌俗文学卷子的情况。文章在著录了40卷左右的卷子后，还将之分类作了评介，最后总结了敦煌俗文学对中国俗文学的贡献：一是在题材上，"为宋以后写小说杂剧传奇的人，预先展开一片广漠的新土，这真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史实！"第二，是"活的语言"的仓库，使得日后的小说戏曲才能取用不竭、左右逢源。《唐代俗讲考》是向达在这一时期又一篇重要论文。该文初稿曾刊于1934年12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16期上，其后不断补充修订，于1944年发表于《文史杂志》第3卷第9、10合期上，1950年又载于《国文季刊》第3卷第4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