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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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启华文认为，自中唐以来，直至明、清，历代诗人之受杜甫影响是非常多的，可以分为两派：一是学习杜诗丰富的社会内容和与之相结合的高度艺术成就的，即如中唐的白居易、张籍、王建等，晚唐的曹邺、皮日休、杜荀鹤等，南宋的陆游、文天祥等；另一派则是在某些方面学习杜甫，过份追求技巧，有时偏重形式的模仿，在篇章字句方面描写了自然景物，如中唐的韩愈，晚唐的李商隐，北宋的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金、元、明、清的元好问、李梦阳、沈德潜、邓辅纶等。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对杜甫及其诗作影响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这一时期，研究杜诗对历代诗歌创作之影响的文章主要有：许总的《宋人宗杜新论》、田守真的《历代的杜甫戏》、程千帆、张宏生的《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从杜甫到李商隐、韩偓》、林继中的《杜诗与宋人诗歌价值观》、周裕锴的《杜甫与江西诗派》、张志烈的《谈杜甫的咏物诗与南宋咏物词》、房日晰的《杜甫李商隐七言律诗之比较》、《杜甫诗歌对李贺诗风的影响》、杜晓勤的《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杜诗在至德、大历间的流传和影响》、《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王泽君的《试论杜甫诗对小说戏曲的影响》、张清华的《杜甫开拓的新世界――论杜诗艺术对韩诗的影响》、程杰的《杜甫与唐宋诗之变》、许志刚的《杜诗在日本的传播》、刘扬忠的《稼轩词与老杜诗》、曾亚兰的《清代女子学杜絮语》、《从元人学杜咏杜看元代模杜之风》、吴企明《论杜甫与李贺》、房日晰的《杜诗与贺体――从用髑髅说起》等。
其中，许总文不同意近人将宋人学杜分为一学思想内容、一学艺术形式的观点，认为这不免牵强，也是完全不必要的。程千帆、张宏生文认为，七律虽滥觞于梁陈，但只是到了杜甫手里，才被注入了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内涵，使之跳出了宫廷和个人生活的小圈子，成为反映社会政治现实的一种新手段，从而开拓了七律的新境界。文章还认为杜甫所开创的这一传统，在他身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中唐的许多著名诗人虽擅长七律，但其内容对社会政治缺少关注，又回到杜甫之前的老路上去。直到晚唐的李商隐、韩偓，杜甫七律的这一传统才得到真正的继承和发展。而在数百年之后，又读到有意识地继承这三位唐代诗人这一传统的元好问、钱谦益、吴伟业诸人的作品。于此，可以窥见有隐有显、有曲有直、有断有连的文学史发展的某些规律。林继中文指出，杜诗在唐大历年间"只在较小范围内（'江汉之南'），甚至是以部分面目（'戏题剧论'）进入文学交流系统的，尚未被时人所充分认识"，"中晚唐至五代，杜甫的影响是广泛的，但尚未有模式化的倾向，更无推为宗主的迹象"。到了大一统的宋代，杜甫以其忠君爱国病民省身的潜在意义及其丰富的审美情趣通过了宋人的价值选取，与之视野交融，在长期接受过程中得到认同，终于成为新时代的最高典范――"诗圣"。而宋人所尊者从浅俗的白体到雅化的西昆体，再到"务本"、"致用"二者兼有的韩愈、梅尧臣，最后弃韩、梅而尊杜，都是北宋人自立精神寓于遴选、树立乃至改造古代典范之中的过程。周裕锴文比较具体地剖析了杜甫与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艺术渊源和师传关系，认为黄庭坚青年时期受王安石、苏东坡等人影响，学杜主要从社会功能和伦理价值角度着眼；晚年谪居黔州，大力提倡杜甫夔州后的作品，转向超功利的、审美的方向。黄庭坚具体而微地总结杜甫的艺术手法，并推广为作诗的不二法门，并把韩愈及晚唐诗人李商隐、唐彦谦作为学杜的桥梁。这样，杜甫不再仅仅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化身为人崇拜，而是作为一个超凡入圣、牢笼百代的艺术范型受到膜拜。杜晓勤前文指出，"在开天大半时间里，由于杜诗风格未定型、杜甫审美思想与盛唐诗坛接受视野不合"，"所以开天诗人对杜诗的接受情况是极为有限的"。中文则认为，杜诗在至德大历年间，虽然数量大、流传亦广泛，但仍未得到时人的普遍赞誉，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妨碍了时人对杜诗完整的认识；二是杜甫诗歌的审美风尚与时人趋异。刘扬忠文统计出在629首辛词中，隐括杜诗或融化杜句者，竟达140首之多，超过五分之一，说明杜诗对辛词之影响极大。文章进一步论证杜诗在思想内容、审美情趣、风格趋尚、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辛词都有影响，这种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一部稼轩词集明显地显露杜诗风貌，在宋词学杜诸家中以辛弃疾所得为独多，成就最著。吴企明和房日晰文论析了杜甫对李贺的影响。吴文指出，杜甫和李贺的联系"绝非空泛之言、无根之谈"。杜甫和李贺有亲旧关系，长吉自幼倾慕这位当代的大诗人。李贺从大处着眼，继承杜甫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乐府精神、锤炼语言等方面的优秀艺术传统。这既说明杜甫膏沐百家的历史作用，也说明李贺兼取众长，才能在有限的年岁内取得突出的艺术成就。房文通过分析"髑髅"二字运用的情况指出杜甫的一些诡谲怪异之作，对元和后期贺体诗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进一步证明，杜诗对李贺诗风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研究杜甫对现当代文学艺术创作之影响的文章主要有：李谊的《"挺身艰难际张目视寇仇"――试谈杜甫及其诗歌在抗日战争中的影响》、廖仲安的《近百年来中国文化艺术中杜甫的潜在影响》、高益荣的《论杜甫对吴宓为人及诗歌创作的影响》等。
研究杜甫及其诗在国外之影响的文章主要有：李芒的《芭蕉的俳句和杜甫的诗歌》、〖韩〗李丙畴的《杜甫诗对朝鲜文学的影响》、李明滨的《杜诗在俄罗斯》、〖越〗胡士协《杜甫诗在越南》、马歌东的《试论日本汉诗对于杜诗的受容》、王雪等《杜甫对朝鲜诗人丁若镛诗歌创作的影响》等。
五、诗歌创作观和审美理想
杜甫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艺术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具有自觉的艺术追求和明确的审美理想。历代杜诗研究者虽然也都对此有所触及和分析，但是从本世纪初以来，现当代杜诗学者用现代文学理论来进行系统的、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也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本世纪上半叶 从二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撰文专论杜甫的文学批评，如段熙仲在《杜诗中的文学批评》中，就将杜集中涉及文学批评者全部钩稽出来，并分为评古、评并时作者、自述三大类，又从中见出杜甫的文学观点：（1）派别，杜甫非复古派，"盖工部以文学为演进的代异其制；师古可也，泥古则不必。"（2）态度，"不薄今人爱古人是也。其于批评多同情之欣赏，而不屑于寻疵摘瑕。"（3）方法，一则类比，多用古今人类比之，以致其意；二曰标德，形容其美。（4）工部用诗以遣兴者也。（5）诗法，工部论诗，大略四端：修养、精思、意兴、风格。这是本世纪最早出现的较为系统、全面地评述杜甫文学批评方法和观点的文章，所以显得十分可贵。
三十年代总论杜甫诗歌理论的文章有罗庸的《少陵诗论》，该文从杜甫论诗的材料中，钩稽出"神"、"兴"、"静"、"飞腾"、"清新"、"讨论"，并结合杜甫的创作实践，探讨了杜甫对于诗歌创作过程、艺术追求、创作态度、批评方法等方面的独特看法，亦具一定的深度。但是三十年代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郭绍虞、李辰冬等人对杜甫论诗名作《戏为六绝句》的深入阐述和讨论。李辰冬有感于郭绍虞在燕京大学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时，费了三个钟头讲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讲得太详细，太过深求，故撰《杜甫戏为六绝句研究大纲》。李辰冬认为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一时兴之所至之作，并不是深思瞑想以后的作品，只要看此诗的自然与流畅，就可知之；题为"戏"字，意指并非慎重的作品。所以该文对六绝句的解释也就比较自然流畅、简单明了。郭绍虞的《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则认为，杜甫《戏为六绝句》"盖其一生诗学所诣，与论诗主旨所在，悉萃于是，非可以偶而游戏视之"。作者在比勘众说、以杜证杜之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他认为"杨王卢骆当时体"的主旨既不是杜甫讥讽四杰，也不是杜甫推尊四杰，而是因为时人贬谪四杰，杜甫"反不以为然"，为四杰辩护；再如"纵使卢王操翰墨"一首，他认为："此诗本承上一章言。时人之讥哂四子者，每谓其轻薄为文，正以其劣于汉、魏之近风、骚耳。四子之劣于汉、魏之近风骚，......当时文体如是，固非四子之病也。"即便如此，然而四杰能够以纵横的才气，驾驭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仍然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四十年代研究杜甫文学理论的文章则主要有程会昌的《少陵先生文心论》、金启华的《杜甫诗论》等。其中程会昌文论述了杜甫诗论与儒家政治思想、文学观的渊源关系；金启华文则将杜甫与李白的诗论进行了对比，认为李白主张复古，以《大雅》为极则；杜则不然，不厚古薄今，以今人比美古人，多师兼取。
五六十年代 由于新的文风和文学理论的影响，五六十年代有关的文章多能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理论来分析杜甫的文学理论观点，如金启华的《杜甫的创作论》、马茂元的《论〈戏为六绝句〉》、王运熙的《杜甫的文学思想》、华忱之的《略论杜甫的诗歌主张》、王达津的《杜甫的创作思想试论》、吴调公的《青松千尺杜陵诗――论杜甫诗歌的美学观》、黄海章的《杜甫的诗论》、耿元瑞的《杜甫对唐代诗人的评论》、卞孝萱的《杜甫诗论旁探》、郭绍虞的《论〈戏为六绝句〉与〈论诗三十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