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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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下面将之归纳为山水纪行诗、自传家庭诗、咏物题画诗、边塞诗及其他等五大类，分别加以介绍。
山水诗、纪行诗 对杜甫山水诗、纪行诗进行专题探讨的文章主要有：金启华的《杜甫的山水诗》、陈祖言的《杜甫山水诗简论》、樊维纲的《杜甫湖南纪行诗编次诠释》、王启兴的《诗情画意 沁人心脾――杜甫景物诗艺术琐谈》、马晓光的《论杜甫入蜀诗对山水诗的贡献》、成松柳的《试论杜甫的纪游诗》、程千帆、莫砺锋的《崎岖的山路与伟丽的山川――读杜甫纪行诗札记》、胡问涛的《论杜甫的田园诗》、程千帆、莫砺锋《杜甫的山水诗》、牟瑞平的《杜甫山水景物诗中的生命意识》、《杜甫山水景物诗中的历史意识》、曾明的《杜甫山水诗中的人文主义精神》等。
其中，金启华文认为，杜甫能够根据各地山川不同的景色，写出各种不同风格的诗篇，更能结合自己的遭遇，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有些诗篇更寄寓一些哲理，而近乎所谓的"道"。马晓光文认为，杜甫早年的山水诗基本属于古典浪漫主义范畴，在精神上受佛、道的影响。而入蜀的纪行诗，已摒却了传统山水诗人逃避社会，以山水自娱的思想感情，用现实主义来写纪行诗。在表现手法上，杜甫没有采用山水诗传统的意象，如：明月、彩虹、白云、落日等，而是创建了崭新的意象风格，如：孤戍、啼鸟、寒塘、绝岸等。杜甫还把沿途所见的实景入诗，是情与景通过行神、动静、虚实关系的处理，产生含蓄不尽的艺术韵味。成松柳文也指出，杜甫的纪游诗是以意为先，在自然山水的塑造中，还有时代的风云和自己的身影，使山水草木都充满着诗人忧国忧民之情与迟暮飘零之感。这是杜甫纪游诗区别于山水诗派的重要标志。杜甫还突破了盛唐诗歌"诗情画意"的艺术习尚，在纪游诗中有意换格，这在唐代诗坛也是独树一帜的。程千帆等文说杜甫《发秦州》和《发同谷》二十四首纪行诗，用概括与具体、有比较与无比较、实写与虚写等手法，以狮子搏兔之全力描绘秦陇山川，而且并入身世之感、生事之艰。山水诗与纪行诗原为两种不同的题材，杜甫则通过创作实践，使二者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牟瑞平后文认为，杜甫景物诗中的历史意绪大致有三种表现：或抒思古幽情，总结历史兴亡；或寄坎坷遭遇，抒发怀才不遇之怨；或写伤今情绪，表达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杜甫实是将山水景物诗与怀古诗完美结合并使之定型的第一人。
另外，葛晓音的《山水田园诗派研究》把杜甫的山水田园诗放到中国山水田园诗发展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细入的探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作者指出，杜甫从开元天宝年间起，就显露出他有意创变的迹象，他此时所写的"那些题隐居、记游览的诗歌虽然不乏盛唐诗富于诗情画意的共同特点，却没有空灵冲淡的韵味，而是更注重深细描写偶游山林时的新奇意趣"。和王孟诗派"即景造意"，诗兴由景物触发，景物大体上保持其本来面目不同，杜甫则强调心理感受，使景物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而且杜甫还"特别注意使语感与形象和谐一致，以求细致地表现某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感受和气氛"。作者又指出，杜甫之所以在山水诗史占有重要的地位，还因为他创作了一大批纪游诗和行旅诗，并认为杜甫的入蜀诗二十余首"按照记游的顺序，以随物肖形、变化多端的表现艺术描绘千奇百怪的蜀中山水，是杜甫对大谢体山水诗的重大发展"。作者最后高屋建瓴地肯定了杜甫山水诗艺术创变的重大历史意义："杜甫山水诗继承了前人的全部成就，同时从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出发，突破了盛唐诗风格比较单一的局限，以及王孟诗派一味以闲雅冲淡为致的审美趣味。他在艺术上的创变大大开拓了诗歌的境界，使诗歌内容扩充到人世间一切景物都可以表现的范围，并开出了后世各种风格流派的源头。因此杜甫山水诗的出现，实际上是从'大变'的角度，给陶谢王孟山水诗的传统艺术作了对照性的总结，同时也预示了这一诗派在发展到顶峰后，将因表现艺术和审美趣味的单调而必然走向衰落的趋势。"
咏物诗、题画诗 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陈友琴的《漫谈杜甫的题画诗》、宋廓的《论杜甫的咏物诗》、金启华的《杜甫的花鸟诗阐微》、韩成武的《谈杜甫题画咏画诗》、雷履平的《杜甫的咏物诗》、周裕锴的《一洗万古凡马空――谈杜甫的咏马诗》、刘继才的《杜甫不是题画诗的首创者――兼论题画诗的产生和发展》、王启兴的《论杜甫题画诗的美学思想》、冯立的《杜甫题画诗的寄寓思想与艺术特点》、柯昌贵的《论杜甫的题画诗》〈《江汉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程千帆、张宏生的《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读杜甫咏物诗札记》、周瑾的《杜甫题画诗的法与意》等。
其中，陈友琴文指出，杜甫不是为题画而题画的，而是善于联系实际生活的，他往往在所题的对象中寄寓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种写法对后来中唐乃至元人的题画诗影响很大。金启华文则认为，杜诗写花木鸟兽，能把它们的形象、特征、个性都刻划出来；能联系到它们和现实的关系来描绘；能把它们当作象征事物来抒写；又能把它们的内在含义表达出来。所以既鲜明、生动，又丰富、深远。其手法是赋比兴兼而施用，古近体无不适合内容，达到和谐的统一。柯昌贵文则认为，杜甫虽不是题画诗的始作俑者，但第一个大量写作题画诗，使之臻于成熟，成为诗歌领域里的一个独特的品种，这功劳则非杜甫莫属。他认为杜甫题画诗的显著特点是：不即不离，诗传画外意，众宾拱主与铺陈描状相结合。程千帆、张宏生文则着重探讨了杜甫咏物诗中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内涵。他们认为，杜甫咏物诗中的英雄主义主要表现为致远雄心和疾恶刚肠，其出发点和最后归宿，都在于报国的满腔热诚。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忠君爱国与仁民爱物的一致性，又使得关心王室安危，期望报效朝廷，因而歌颂具有英雄气概的事物的诗人，也必然同时对人民的命运怀着深切的关注，从而使其作品中也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
另外，吴鹭山的《杜诗论丛》涉及到杜甫的游仙诗及咏马、咏凤凰、咏鹰等咏物诗，他指出，杜甫所写的游仙诗虽不多，但能与李白各树一帜，风格又迥自不同。李汝伦在《杜诗论稿》中不但有专文论述杜甫的题画诗（即《关于题画诗》、《杜诗对唐代绘画艺术的史的反映》、《杜甫对韩干画马的批评》），还选录了杜甫的十九首题画咏画诗，并一一进行评笺。
自传诗、家庭诗 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钟来因的《杜甫的夫人诗及声妓诗》、刘石的《杜甫的家庭诗》、于翠玲的《试论杜甫的言家事诗》、曾子鲁的《杜甫自传诗初探》、谢思炜的《论自传诗人杜甫――兼论中国和西方的自传诗传统》等。其中，刘石文认为，杜甫在某种程度上被神化了，"杜甫的家庭诗对于我们消除对他的'神秘感'是有作用的"。他分析了杜甫思妹、忆弟、怀内、亲子诸方面的诗，揭示了杜甫丰富的思想感情。于翠玲文认为，杜甫不仅有近于愚拙的忠君观念，而且对于夫妻、父子、兄弟等伦常关系，也始终没有超出儒家的道德关系，故而他不能象李白游仙访道，了不介意家事，甚至不能割舍妻子，遁入佛门。杜甫的"言家事诗"，继承了《诗经》、汉乐府"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传统，所描写的贫贱夫妻、饥寒儿女的生活情景，是一般文人所不能写、也不屑于写的题材，他的"言家事诗"为后代文人这类诗开创了先河，影响颇为深远。曾子鲁文和谢思炜文都对杜甫的自传诗进行了探讨，杜甫在前人成功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将之发展为更为成熟的标准的自传体诗。其中谢文认为杜诗创作全部围绕诗人的生活经历展开，完整地反映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杜甫在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写出了回顾性的长篇作品，详述个人遭遇，剖析揭示了一些总结描述自己一生的纯粹的自传作品。谢文还将杜甫与西方自传诗人如华尔华兹和惠特曼进行了比较。曾文则认为杜集中凡以回忆的口吻抒写叙述自己经历的诗篇，只要对了解诗人的思想、生平有所帮助，不管形式如何，内容怎样，都应看作是自传式或带有自传因素的作品。在写作上，这些自传诗注重向司马迁《史记》中的纪传文章学习借鉴，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边塞诗、战争诗 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一鸣的《杜甫反战诗歌的研讨》、许惕生的《杜甫的反战文学》、申如的《杜甫的战争诗歌》、王达津的《杜甫边塞诗浅探》、刘艺的《杜甫边塞诗之儒家思想评议》等。
其他题材 还有一些文章涉及到杜甫诗歌的其他题材和类别，如吴奔星的《略谈杜甫抒情诗的特色》、毛炳汉的《杜甫戏题诗初探》、林继中的《杜甫早期干谒游宴诗试析》、陈子建的《试论杜甫的夔州咏古怀古诗》、周建国的《杜甫的政治诗散论》、庾光蓉的《论杜甫的爱情诗》等。
三、声律和分体研究
杜甫各体兼善，且极讲究声律，所以从中唐以来，历代杜诗研究者无不对杜诗的体式和声律特点进行过归纳和梳理。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杜诗学者们仍然把体式和律法作为研究杜诗的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