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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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景春文认为李白受唐代酒文化的影响，其思想性格具有以下特征：（一）批判意识与叛逆精神；（二）狂热精神与享乐意识；（三）忧患意识、自由意识与宇宙意识。
专论李白与纵横家之关系的成果主要有林邦钧的《李白的纵横家思想与风格》，该文认为李白的纵横家思想是战国纵横家和侠义之士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融合和发展。战国纵横家以富贵利禄为目的的进取精神分被李白净化为安社稷、济苍生为内涵的鸿图大志。以豪放的性格和叛逆不羁的精神为内涵的英雄主义是李白对战国豪杰义士侠义精神的深化。
专门探讨李白与《长短经》之关系的文章则有葛景春的《李白与赵蕤的〈长短经〉》、罗宗强的《也谈李白与〈长短经〉》。其中葛景春文是较早对李白与《长短经》的作者赵蕤之关系进行考察的文章，该文认为《长短经》的王霸之道与游说纵横之术对李白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思想的复杂性也是受到《长短经》以儒家为主的杂家思想的影响。李白诗歌写得纵横捭阖，颇有奇气，明显受到纵横家风气和兵法的影响。作者还认为，《长短经》虽然没有为李白政治上打开一条光明大道，但对李白思想、性格、世界观及诗歌创作都产生了有益作用。罗宗强文则在葛景春文的基础上对李白受《长短经》之影响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该文指出，赵蕤的讲"时宜"的思想，深入到了李白的心里，以致形成了他对待人生的一种基本态度。他为什么不走唐代士人普遍所走的应举入仕的道路，而幻想着由布衣而直致卿相，最内里的意识，可能就是这逢时虎变的想法在起作用。赵蕤对李白的另一影响，是对士的基本看法，这其中包括士之地位、用贤士与治国、士之处世态度诸方面。该文还通过对赵蕤《长短经》的仔细考察，指出李白的任侠，似非来自蕤的影响，而另有渊源。
研究李白任侠思想的文章则有任朝第的《李白的任侠思想》、葛景春的《大唐一诗侠――李白与任侠》、尹占华的《论李白的侠意识》、〖新加坡〗王国缨的《李白的侠客形象》等。其中葛景春文认为，任侠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所体现的墨家博爱精神，在李白身上发挥着独有的作用，他不仅培养了李白惩暴济弱，疾恶如仇，仗义疏财、重交守信的正义感与优良品德，而且也培养了李白强烈的自信感与意气风发的昂扬斗志。王国缨文指出，"侠客"显然是李白终其生未尝放弃扮演之角色。李白于诗文中每每称扬侠客的的豪迈有为，鄙视儒生之迂腐无用，未尝不含有维护其"非官宦儒生"之家世背景，抬高自己社会地位之意。而李白以当今侠客自居，以好剑任侠自许，乃是借侠客不受身世阶级之局限，积极参与世务，甚至左右时局，故而视其侠客形象为助其谋求政治发展之"资历"。
另外，王运熙的《论李白的平交王侯的思想》从具体表现、思想渊源、历史背景、思想意义等方面对李白的平交王侯思想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李白平交王侯的思想，表现了他的兀傲不屈的精神，不贪爵禄富贵、志趣高尚、自尊自重的优良品质和作风。贾晋华的《李白与名士传统》则从"求名·济世"、"玄谈·放达"、"求仙·山水"等方面，分别论述了李白对名士传统的继承和超越，最后指出，李白将求名济世与自由人格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而李白对名士传统的继承和超越，标志着汉季以来人的觉醒的最后完成，士的独立人格的完美实现。
第四节、李白诗文研究
一、文学成就总评
本世纪上半叶 此时学界已经对李白的诗文创作成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如伍非百在其《诗界革命家李白的作品之研究》中说，他最爱李白的诗，因为他的诗中含有骚、仙、侠等三种特质，认为"这三种特质，使人幽思，使人解脱；使人慷爽，使人悱恻缠绵，高尚清洁，而又勇敢至诚"；又认为李白的诗歌在艺术形式上解放了诗体，"李白不喜用格律，不但五律七律，是他要破坏的，就是乐府的本意，歌行的等句，他也要破坏。越是没有限制，越显得出艺术本领"，所以李白可谓"诗界革命家"。吴汝滨的《李白》则认为，"就质上说，他的胸襟很阔大，气象很雄浑，风神狂放，飘忽绝尘之处，亘古罕有其比。他的抒情诗，善描写妇女心理；他的描写诗，以写景为最好，能使情景合一；他的叙述诗，不及杜子美、白香山之好，而亦能处处表现个性。以形式来说，他的乐府及五七言古律绝都很好，而微短于用韵，赋文皆不甚好。"崔宪家的《浪漫主义的诗人李白》则认为李白占据了"中古浪漫主义诗人的独一无二的交椅"，"他的诗歌，在意识上表现倾慕神仙的要求，在取材上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背景，在修辞和气势上，表现出豪放不羁，活泼自由的天才，而确定他独成一家的地位。"戚维翰的《李白研究》则详细分析了李白诗歌的优劣，他认为李白"长于古体，而短于绝律"、"长于抒情，而短于写景"、"长于自我的表白，而短于客观的描写"、"富于辞华，而缺少内容"，该书还论及李白的文赋，说李白的性格是不宜于模拟，他的赋没有一篇能脱文选的窠臼，所以终比不上诗的出色；他的"书"，都是文情并茂，气象万千，读之令人生无限快感，确可当"清雄奔放"而无愧色；其次佳的是序，此类文虽都是抒情小品，而其清新俊逸，亦不亚于诗。
另外，当时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唐诗论著也对李白的诗文创作成就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着重评价了李白在乐府诗和山水诗方面的重大成就，他认为，"乐府到了李白，可算是集大成了"，他的特别长处有三点：第一，他是有意用"清真"来救"绮丽"之弊的，所以他大胆地运用民间的语言，容纳民歌的风格，很少雕饰，最近自然；第二，他奔放自由，故能充分发挥诗体解放的趋势，为后人开不少生路；第三，李白的乐府有时是酒后放歌，有时是离筵别曲，有时是发议论，有时是颂赞山水，有时上天下地作神仙语，有时描摹小儿女情态，体贴入微，这种多方面的尝试便使乐府歌辞的势力侵入诗的种种方面。两汉以来无数民歌的解放的作用与影响，至此才算大成功。他在评价李白山水诗成就的时候说，"他的天才高，见解也高，真能欣赏自然的美，而文笔又恣肆自由，不受骈偶体的束缚，故他的成绩往往比那一班有意山水诗的人更好。"苏雪林的《唐诗概论》认为，李白的诗"不惟集汉魏乐府之大成功，而且也集开、天浪漫文学的大成"，和开天时期其他诗人相比，"惟有李白的作品很多作于天宝之后，并且依然保持着他的神仙、豪侠、颓废的浪漫的色彩"，所以他"能替盛唐四十余年灿烂庄严的浪漫文学挣得一个最光荣的收局"。
五六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正是人们大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批评方法进行文学研究的时期，所以当时的许多学者都用这种全新眼光对李白的文学成就重新作出评价。如林庚在《诗人李白》中首先认为，李白是"历史上一最具有鲜明性格的诗人"，"那丰富的想像，解放的个性，通俗而飞动的歌唱，青春与浪漫的气质，无一不是属于那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这些表现为太阳般鲜明的形象，感染了无数的人们，这就是属于李白的光辉的成就。"作者还指出，"李白在诗歌形式上，无疑的正是以七古与七绝最为杰出，那奔放不羁的歌唱，那天真解放的情操"。另外，李白一生绝少写律体，"表现了诗歌从六朝带有贵族气息的骈俪中真正解放出来，而回到平民的手中，也正是这样的发展，唐诗才走上了诗国的高峰，这就是李白在民族形式上所走的进步的道路。"作者最后指出，"李白在艺术上的高度的统一性、典型性、独创性、普遍性"，"都是属于诗界上最伟大诗人的范畴，创造了中国诗歌高潮中最杰出的表现与典范。"
范宁在《李白诗歌的现实性及其创作特征》中也指出，李白的作品"在风格上表现为一种奔放雄迈的气概，虽然带有浪漫主义的成分，但是基本上应该是属于现实主义的范畴"，"李白诗歌主题的现实内容和非现实的情节的结合，能够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他的诗歌中充满了清新的刚健的感人的力量和一种青春旺盛的乐观情绪"，"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富于反抗性的高贵品质。"
另外，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出版的几部文学史中对李白创作成就的评价，则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学界的普遍看法。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李白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创造了艺术的鲜明形象，雄放无比的多样的风格，在诗歌的语言上，放射出五光十色的奇丽的光辉，形成明朗透彻的个性。""李白的作品，是兼有岑、高、王、孟各家之长，并且更加提高发展，集盛唐诗歌的大成。"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