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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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在1954年6月间的几次讨论会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同行专家的极大兴趣，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李白并非像过去有些人想像的那样脱离现实，相反，他对政治，对祖国，对人民是很关心的，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些情况，同时也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林庚对李白这些方面的肯定是值得注意的。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胡国瑞在其《评〈诗人李白〉》中不同意林庚把李白的中心思想归结为"布衣民主思想"，他认为，"李白之所以一心只想从草野直入朝廷，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乃由其个性、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社会现实的种种情况所决定的，并非由于他有什么'鲜明的布衣感'，而一定要坚持其'布衣的身分'。"
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李白的性格和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如张志岳在《略论李白》论述"李白的性格思想"时指出，李白的喜任侠的性格思想之所以可贵，主要是在于这种任侠的性格思想使他敢于正视现实，敢于蔑视统治者，从而成为具有坚强品质的政治家和富于正义感与热情的伟大诗人。李白之所以是属于人民的，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永远使人激动，正是由于这种为人民所喜爱的任侠的性格思想得到光辉的体现。"求仙学道则是在政治活动的途径上受到任侠性格思想的作用，又从而发展了他那种'不屈己，不干人'的品质的。"
马克垚的《关于李白思想的一些问题》则认为李白的思想是充满许多矛盾的，而其中主要的矛盾，便是入世与出世，从政与还山，兼济与独善的矛盾。这种入世与出世，兼济与独善的矛盾，在李白的思想中一直冲突着，斗争着。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一生也未解决这个矛盾，一生也不知道，在当时的社会中，应当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地位上，这就构成了他性格上、思想上的许多迷离恍惚的画面。
黄海章在《试论构成李白诗歌积极浪漫主义的因素》中则指出，"李白的主导思想，无疑是积极入世的思想，然而他思想的构成，是很复杂的。他以道家蔑视腐恶的现实的态度，来反抗现实，以道家冲破一切人为的束缚的精神，来追求自由；以墨家任侠的精神，来负荷挽救祖国的危机，解除人民的痛苦的重任。他虽然受了道家思想消极的一面的影响，有时狂醉于花月之间，呈现着颓废的色彩，但不是死气沉沉的。......（他）主要的倾向是积极的，乐观的，感情是火热的。"
陈贻焮的《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途径》则专门探讨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作者认为，李白一生中最大最主要的、为他长期所追求而始终不渝的志向只有一个――"想作宰相"，而且李白"企图将积极入世的政治抱负和消极出世的老庄思想、隐逸态度结合起来，以前者为用，以后者为体，使自己......由隐出仕而终归于隐，以退为进而急流勇退，以避免偏执一端之弊，而并获'兼济''独善'两者之利"。文章在分析了李白这种理想和求仕途径的阶级特性和历史局限性后，也指出了其中的进步因素，作者认为，"热爱人民，同情人民；憎恨权贵和封建社会中许多不合理的事物，并始终保持着高涨的战斗热情，对之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对社会现实有较深刻的认识，同时又有救世济人的大志和理想，都是李白进步和伟大的地方"，"是不容忽视而应特别指出加以充分肯定的。"
文革期间 文革开始以后，李白的思想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到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李白因为被划为"法家"而受到一些人的重视，理论界也出现了一批论述李白法家思想的文章，如刘大杰的《李白的阶级地位与诗歌艺术》、吴汝煜的《论李白的法家思想》等。其中刘大杰文认为，李白的家庭不是一个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官僚地主，所以他从小所受的就不是传统的儒家教育，青年时期就已经成为一个"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尊法轻儒的人物。文章还分析了李白的法家思想：批判儒家，推尊法家；反对分裂，维护统一；针砭时弊，蔑视权豪；接触下层，体会民情等等。
七十年代末以后 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学界对李白的思想、政治观和世界观仍然比较关注，如王运熙的《李白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黄克的《李白世界观矛盾初探》、萧文苑的《李白思想探求》、张啸虎的《李白的政治态度及其政论诗》、裴斐的《李白与月――兼论李白性格的叛逆性与平民性》、罗宗强的《试论李白的生活理想》、刘广英的《李白思想小议――对〈李白纵横探〉中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谢思炜的《李白对杨国忠态度之我见》、何念龙的《论李白对待权贵的两重性――兼及李白志向与个性的矛盾》、王亚民的《李白世界观蠡测》、葛景春的《自由精神和理想主义――李白思想新探》等，虽然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上并无多少创新和拓展，但在研究的深度上则有不同程度的推进。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学界陆续出现了一些对李白的个性特征、情感世界和文化心理进行探讨的文章，如王定璋的《李白的兴趣爱好和心理特征初探》、杨海波的《试论李白的忧患意识》、裴斐的《李白个性论》、傅绍良的《李白的个性意识和悲剧心态》、徐希平的《李白与少数民族――论李白个性之多民族基因及对少数民族之影响》、于翠玲的《"辅弼"与"谪仙"：李白的自我意识及其文化传统》、许总的《论李白自我中心意识及其诗境表现特征》、《论李白的思想文化性格》、傅绍良的《李白人格悲剧的文化意蕴》、罗宗强的《自然范型：李白的人格特征》、周勋初的《李白思想中的"异端"因素》、吕美生的《论李白"外道内儒"的孤独意识》。
其中杨海波文认为李白的忧患意识经过了四个阶段，有四种表现形式：（一）直陈其忧，（二）借酒销忧，（三）辞世斥愤，（4）心膂系忧，并分析李白忧患意识形成的原因。裴斐文则指出，李白"具有最强烈的自我意识"，"李白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反中庸"，"他处处突出自我，言论上自命不凡，行动上亦与众不同，言与行均表现出最强烈的自我意识"。另外，"李白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不是入世与出世的矛盾，而是入世出世'两无从'的双重矛盾"，"既不愿诎于世（同流合污）又不愿遗世（独善一身），既要保持人格独立又要坚持济世的理想，始终不忘于仕又始终不忘于隐（实则既非仕亦非隐）。这种无法克服的双重矛盾和双重痛苦，既是他一生不幸的根源，也是他创作激情的主要源泉。"傅绍良文也认为，李白的侠胆、狂饮、仙趣都极大地刺激着他个性中那高傲狂放的因素，使他的个性意识常处于一种膨胀状态，形成了他那独有的浪漫雄放的性格；而他所向往的"功成身退"的生存模式则"是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幻影"。适性与立名、功名与隐逸、务实与超脱等矛盾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使他时常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自负、傲岸、狂放的个性固然给他谋得了广泛的声誉，却始终无法将他送上功成的阶梯。功名挫折带来的自我失落的迷惘感、知音难遇的寂寞感、宦途艰难的悲愤感、生命促迫的忧患感，共同构成了李白悲剧心态的基本内容。罗宗强文则从李白与自然的关系，他的神仙道教信仰，他的功业追求三方面，探讨了李白的人格范型。作者指出，在李白的意识里，有一种泯一物我的根基，他在自然中看到了自我，看到自我的舒展的无限空间，看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挫折与失意，现实生活中自我价值的失落感，都在自然中得到补偿。这种与自然的亲近感，这种与自然泯一的思想基础，正是他的自由性格的生发点。他由此而向往山水，企望神仙。从自然与神仙他想得到的是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逍遥的人生境界。这是一个摆脱世俗种种烦扰、使心境得以宁静、也使自我得以充分提认的人生境界。但这只是他作为自然的人的一个侧面。又一侧面，是他的世俗志愿、欲望的不加掩饰的强烈表达与追求，特别是对于功业的追求。他的这种入世，与儒家的入世思想实存差异，仍可归于自然范型。周勋初文则从李白的入仕道路、所受教育、与儒家学术的疏离、深受《长短经》的影响、与纵横家的貌合神离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李白思想中的异端因素，最后指出，李白的思想，不受儒家牢笼，立身行事，矫矫不群，发为诗文，时见异彩，这是他的过人之处；而他攀比古人，看不到时代的差异，从政心切，却又昧于眼前形势，遭致失败，事有必然。
值得一提的是九十年代还产生了几部专门研究李白思想的专著，如葛景春的《李白思想艺术探骊》、杨海波的《李白思想研究》等。其中葛著上编为"思想探源"，着眼于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研究。作者分别就李白与儒家思想、庄子哲学、道教、佛教、纵横、任侠、魏晋风尚及玄学等，进行了全面而又系统的探索，认为李白的思想，既融汇了道家的自由精神与儒家的理想主义，道家的浪漫主义与儒家的求实精神，道教的个性解放与儒家的兼济天下，道家的功成身退与儒家的入世态度，又对佛教、纵横、墨、法、兵、杂等百家思想兼收并蓄，熔铸一体，形成了一个开放型的思想体系。